1961年中共中央召开了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杨拯民一眼望见了阔别已久的周总理。
大会召开之后,周总理正在讲话之际,突然台下的杨拯民失声痛哭起来,他走到周总理的身边,声泪俱下说道:“多少年来,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有一件事总是不甘心。
西安事变的真相至今众说纷纭。为了批驳蒋介石等人伪造的《西安半月记》,我们应该把事实材料整理出来,使真相昭示天下。现在不抓,不整理,再过若干年有些当事人谢世了,就不好搞了,请总理考虑。”
很显然,杨拯民作为杨虎城将军仅存的后人,早已经将公布西安事变真相,洗刷蒋介石扣在其父杨虎城身上的污名为己任。那么《西安半月记》里面记载了什么东西?周总理听罢杨拯民之后,会怎么做呢?
杨拯民其人
杨拯民生于1922年的陕西高陵,早在其四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洛佩兰就已经因病去世。自幼失去母性关怀的杨拯民却不孤单,在父亲那里,他得到了双倍的呵护。
杨虎城见童年时期的杨拯民体弱多病,就给杨拯民请了一位武师,让他来练习武术。经过几年的锻炼之后,杨拯民的身体逐渐强壮了起来。
除此之外,杨虎城为了增强儿子的身体,经常带着杨拯民跟随部队操练,就在那个时候,杨拯民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对于年纪轻轻的杨拯民很是喜欢。
一次杨拯民跟随父亲、张学良一起乘车前往军营训练团视察,开车的是张学良,杨虎城坐在张学良的副驾驶上,杨拯民坐在了后边两个副官中间,开车的张学良开玩笑道:
“小家伙,真是虎父无犬子,今天这辆车上面,你的官最大,我给你当司机,你父亲和我两个副官都是你的保镖。哈,你的派头不小呢。”
1929年到1938年期间,杨拯民先后曾经到过天津、北平、西安、蒲城等地求学。少年时代的杨拯民开始好奇自己名字的意思,一次放学回家之后,向父亲询问。
杨虎城摸着他的额头说道:“拯斯民于水火之中,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这是我最喜欢孙中山先生的两句话。”杨虎城表达了自己对孙中山的敬重,同时也表达了对自己儿子的殷切希望。当杨拯民通过读书了解到中国近代史之后,才知道自己父亲的用意。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当杨拯民听到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对中国人民的肆意屠杀,想要奴化中国人的思想,不觉得义愤填膺,自此之后杨拯民经常唱《松花江上》,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
1935年,杨拯民不小心摔了一跤,变成了脑震荡,使得神经系统严重衰弱,医生建议多出去走走,能促进健康恢复。于是杨虎城便拜托医生陪同杨拯民前往日本。来到日本后,杨拯民看见日本发达的工业,四通八达的交通,不禁希望中国也能如此发达。
在日本他终于体会到了中国人的无奈,那时候前往日本餐馆吃饭,只要听见你是中国人,吃饭的日本人就立即躲避。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无疑深深刺痛了杨拯民的心,使他清醒意识到落后民族的酸楚。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此时杨拯民正在北平诊疗阑尾炎,因此对于西安事变的整体情况,其实不了解。当他到了西安之后,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带回了南京。蒋介石为了降低西安事变的影响,正在逼迫杨虎城,让其离开军队,出国考察。
杨虎城临行前的一夜,特意让自己儿子睡到自己身边,年幼的杨拯民记得,自己的父亲彻夜难眠。第二天醒来之后,杨拯民将自己的父亲送上了前往上海汽车。然而这个时候杨拯民没有想到,这竟是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杨虎城抵达上海之后,立即坐上了前往欧洲的轮船,但是却没想到自此掉进了蒋介石为他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杨虎城回到了国内,向蒋介石要求前往抗日前线,未被允许。
之后杨虎城在南昌被蒋介石所抓捕,关押十二年之久,后在1949年解放军解放重庆的前夜,为蒋介石所杀害。经历西安事变之后,杨拯民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信心,当时共产党正宣传全民族抗战,于是杨拯民便前往延安。
1938年3月,杨拯民携带着冯文彬给罗瑞卿的介绍信,来到了延安的抗大学习。抗大毕业之后,杨拯民成为了一名军事人才,之后在彭德怀的麾下参与解放西北的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一心想要发展中国工业的杨拯民,前往玉门油田工作,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玉门油矿,是新中国当之无愧的石油工业先驱。
杨拯民和周总理的交往
根据杨拯民的回忆,周总理是他接触到的第一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那是在1937年的夏天,当时周总理在劳山遇见危险之后,辗转到达了西安,来到了杨虎城家中议事。
当时的杨拯民刚刚从上海回到西安,就听到家里人讲:“周胡子来了。”西安事变时期,周总理还留着胡子,所以那个时期的人都称他为周胡子。
虽然年幼的杨拯民没有见过周总理,但是经常听到关于周总理的传说,对于周总理十分敬重。年纪轻轻的杨拯民想要见一见这位传奇人物,于是便立即走到客厅门外,扒着门缝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的样貌。
等到周总理和杨虎城谈完之后,走出了客厅,而杨拯民却站在门口,忘记了离去。此时的周总理已经刮掉了胡子,身材匀称,双眼炯炯有神,浑身上下透露着政治家的气魄。
当周总理看见一个少年站在门口,便立即用疑问的眼光看向了杨虎城,于是杨虎城立即向周总理介绍。介绍完毕之后,周总理亲切拉着杨拯民的手,询问了杨拯民的基本情况,然后微笑给杨拯民告别,就是在短短两分钟的时间里面,周总理给杨拯民留下深刻印象。
因为在杨拯民之前接触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时候,大多时候都是给人矫揉造作、盛气凌人的感觉,没有一个人能像周总理一样和蔼可亲,那样令人神往,给人以力量。
正是有了这次交集,使得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失踪后,没有犹豫就立即前往延安干革命。到了延安之后,杨拯民受到了周总理、朱老总的关怀,然而在工作之余,想到自己的父亲在哪里,现在还安全吗?这都会令他十分揪心。
1949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届政协会议,杨拯民作为西北代表团前往北京。不久之后,杨拯民接到了通知:周总理要在军管会大厅,设宴招待国民党投降人士。当时杨拯民奉命作陪。
此刻的国民党在全国已经大势已去,人民解放军已经跨过长江,挥师南下捷报频传,革命形势如风卷残云。在全国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候,能够见到周总理这使得杨拯民十分开心,但是一想到自己的父亲依旧是生死未卜,不免一阵酸楚。
宴会开始后,周总理以罕见地激动拉着杨拯民的手,说道:“杨拯民是虎公长子,今年已经二十七岁,已经是我们解放区的军分区司令员了。”在周总理的建议下,杨拯民给大家敬起了酒,之后杨拯民当即端起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
宴会结束之后,周总理将众人留了下来,向刚刚起义的国民党军人询问:“你们谁知道虎城先生最近的消息,可以告诉他。”然而在座的国民党军人,并没有人知道关于杨虎城的消息。
3个月之后,重庆解放后,解放军同志们在“戴公祠”发现了杨虎城的遗体。然而那时候,杨虎城的遗骸已经无法辨认,最后通过牙医的帮助下,才辨认出了身份。得知这个消息后的杨拯民悲痛欲绝,那一天他哭了很久。
自从1937年将父亲送上前往上海的汽车,整整十二年过去了,才得知了父亲的消息,一时间杨拯民慌了神,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这个悲凉的现实。周总理十分心疼杨拯民,于是便让他赶紧去重庆收拾父亲的遗骸。最后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杨虎城顺利下葬。
听罢杨拯民的话,开始澄清西安事变真相
杨拯民一直铭记着蒋介石给身上泼的脏水,一心想要还父亲清白,洗刷杨家耻辱。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洗刷耻辱,不但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进行囚禁关押,而且开始在舆论上将两人搞臭。
当时的蒋介石出尽了洋相,为了重塑自己的领袖形象,蒋介石一方面在上海养伤,一方面加紧杜撰西安事变“内情”,以假日记的形式,将自己在西安的“落难”始末娓娓道来。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西安事变的原因是张学良、杨虎城完全误解了他的“救国之心”,尤其是在他们扣押蒋介石事后,发现蒋介石携带的抗日救国材料,更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最后被蒋介石的“伟大人格”所深深折服。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起因源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并且在事变爆发前,蒋介石几次催逼张学良率部同红军展开激战,甚至蒋介石为了督战,亲自来到了西安,召开军事会议,打算任命卫立煌当主帅,负责西北“剿共”,之后才有了西安事变。
蒋介石让自己的“一支笔”陈布雷以他的虚假日记为材料,写一份《西安半月记》,但文人有文人的清高,没有经历过的陈布雷是很抗拒的,但蒋介石说道:“没去过不要紧,按照我说的来就好!”
为了让陈布雷专心完成自己的布置的任务,特意在杭州西湖边给陈布雷租了一个旅馆,让他专心在那里安心创作。
陈布雷越写越烦,最后向他的朋友写信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成他人之一体……”之后在蒋介石的催逼下,陈布雷对《西安半月记》进行了修改,之后蒋介石将之刊登了出去。
因此当1961年12月份的时候,39岁的杨拯民参加周总理主持的“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在总理的讲话中,杨拯民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对周总理说下了声泪俱下的一番话。
作为杨家仅存的后人,杨拯民希望周总理出门主持公道,将西安事变的真相公之于众,为父亲杨虎城正名,还杨家一个清白,给全国人民一个真相,从而来教育后人。
周总理听了杨拯民的一番话之后,立即成立以李维汉为头的西安事变史料编辑小组,把大量的西安事变真相调查出来。史料小组成立之后,由当年的西安事变中共代表、国民党代表、东北军代表、西北军代表所构成。
调查组经过一番调查,筛选了三个方面的大量史料,最后做到了客观公正,真实可靠的效果,对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做出了有力地回击。至此粉碎了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面凭空捏造的假象,使得西安事变得真相公之于众。
西安事变的真相,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公之于众,至此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杨虎城将军终于能含笑九泉了。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后,杨拯民悲痛欲绝,再也无法见到周总理的英俊面庞,难以聆听周总理的教诲。
后来杨拯民在回忆中写道:“每次面对总理,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对严师,如沐春风,如饮美酒,给我勇气,促我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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