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雨路，百岁杨振宁，“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文 | 周元

编辑 | 美龄

2021年9月22日，是杨振宁先生99岁生日。按民间“过九不过十”的旧俗，这就是百岁寿辰。

就在这一天，由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在清华大学主楼召开。会上，杨振宁先生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为题发表了讲话。

在会上，杨振宁特别谈到了他在1971年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时的感受。“这个认识对于以后50年我的人生轨迹有了非常大的影响。”在那次访问中，他见到了阔别已久的父亲和许多亲朋故交，还有他“最重要，也是最亲近的朋友”——邓稼先。

当时，美国的报纸上一直渲染，说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有美国物理学家寒春的帮助，杨振宁在临行前向邓稼先求证。后来，邓稼先在给他的信里写道，“没有外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制造，除了在最先的时候略微有一些苏联人的帮助，后来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

邓稼先还在信的末尾说了一个期望，“信的最后他给了我一个期望，是‘但愿人长久’，他把‘千里共婵娟’改了一下，变成‘千里共同途’，当时我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很多人熟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贡献，对杨振宁的了解和关注仅限于他和翁帆的婚姻，并不了解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在人类科学史上达到何等隆高的境地。

他是全人类当世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宇称不守恒定律+杨米尔斯理论+杨巴克斯特方程，这三大划时代成就，足以让杨振宁进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列。

杨振宁，经历了二战，经历了冷战，经历了中国的封闭、之后的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经历了中国对科学的重新提倡和新世纪的飞速发展。

风雨一百年，不变的，是他对科学的热爱、追求和提倡，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从邓稼先给他写信，如今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他可以坦然地回复故友，他完成了“共同途”的瞩望。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城西大街古巷杨家大院。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所以清华大学的百年华诞研讨会才会选在9月22日。

父亲杨武之是著名的数学家，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是中国第一名因数论研究获得博士的学者。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陈省身、华罗庚等均出自他门下。

母亲罗孟华与父亲是同乡，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两人感情很好。长子出生后，夫妻俩期望孩子长大后能够振兴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又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所以给他取名为“振宁”。

杨振宁从小就受到父亲引导，他很喜欢数学，其他学科的成绩也都很好，算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16岁那年，他以全国第二的成绩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西南联大招收的年龄最小的学生。

23岁那年，杨振宁硕士毕业，他的本科导师是被称为“中国物理学之父”的吴大猷教授，硕士导师是中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开拓者王竹溪。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这一生在物理上的见识、视野、鉴赏能力，以及对物理的基本态度，可以说是年轻时在中国奠定的基础。”

后来，杨振宁通过考试获得了公费留美的资格，1945年，他进入父亲曾留学过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3年后就获得了博士学问，而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是美国的“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

随后，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也是在普林斯顿，他遇到了同样来自中国物理学天才——李政道。

杨振宁（左）和李政道在一起

天赋出众的杨振宁在美国物理学界依然大放异彩，导师们对他都极为赞许。他的老师是“原子能之父”、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恩里克·费米，他们两人合作提出了基本粒子第一个复合模型。

多年后费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杨振宁是今世最杰出的科学家，他跟古代著名学者不求闻达的态度完全一样。能够认识他，我深以为荣。若说他是我的学生，我愧不敢当。当我们在一块儿共同研究学术时，我经常意识到他是一位悟性极高，能够举一反三的科学家。”

当时学院的院长是曼哈顿计划（美国陆军部研制原子弹计划）的总负责人奥本海默。一向要求严格且挑剔的奥本海默曾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草地上。

1954年，杨振宁和美国物理学家米尔斯（R·Mills）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著名的“Yang-Mills理论”——这是至今所有物理学家都公认的杨振宁的最伟大成就。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发表论文，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像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一年后，杨振宁、李政道因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7年，杨振宁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

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由杨振宁代表致辞：“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西方列强打压和封锁，科技发展举步维艰。在这个时候，钱学森、邓稼先等人先后回到了中国，但杨振宁没有回来。很多人都用这件事来臧否他没有及时归国贡献，但这并非没有原因。

杨振宁在美留学期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禁止在美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回中国。钱学森、邓稼先能够回国，是政府想方设法“营救”回来的。

邓稼先、钱学森这样的应用物理专家，能够回国研究导弹、原子弹。而杨振宁是理论物理学的专业研究者，在没有足够的实验条件下，反而会影响他的研究。钱学森也曾对杨振宁未及时归国的问题做过解答：“是国家要他留在国外，他在国外的作用远比国内大。”

即便身在美国，杨振宁也时时刻刻关注国内的情况。1971年，中美关系“破冰”后，杨振宁第一时间就决定回到祖国看一看，于是，他成为了第一位回国交流的华人科学家。

在北京饭店的房间里，杨振宁看到了一副对联：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昼夜不停地看这副对联，又看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我豁然认识到，我应该尽一份做桥梁的责任。”

杨振宁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国的科学界重新打开了一扇国际交流的大门。而他回到美国后，进行了一系列在新中国所见所闻的演讲，也在美国引起了极大反响。此后，一批批美籍华人学者纷纷回国探访，许多关心新中国的港台留学生也陆续赴大陆访问。

不仅如此，杨振宁还积极参与“保钓运动”。1971年10月，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归还冲绳协定”听证会上作证，“从历史、地理和现实的角度，全面讲述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

1977年，他以全美华人协会负责人的身份，与其他关心中美交流的人士，共同发起成立 “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并且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以公开信的方式致函卡特总统，推动中美建交，全文用英文发表，并附有中文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很多人质疑的另一件事，是杨振宁的国籍问题。

杨振宁从来没有放弃中国国籍。1945年他赴美留学的时候，持的是“中华民国护照”。1964年，他加入美国国籍时，并没有抛弃“中华民国国籍”，而是选择了双重国籍。

杨振宁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我一直要出国进行各种访问和交流，当时手里那本护照使用起来已经很不方便了。”

尽管杨振宁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中国国籍，但他知道自己这个决定，肯定有不少人不能理解，包括他的父亲杨武之。在杨武之去世多年之后，杨振宁这样回忆：“我父亲游历甚广。但是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在他心底一角，始终没有原谅我的抛乡弃国之罪。”

父亲杨武之曾给杨振宁留下的手书：“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对于父亲的教诲，杨振宁其实一直都没有忘记，并且一直在身体力行。

1996年，杨振宁做演讲时，主持人介绍他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了，杨振宁立即举手加了一句：“那时我持的是中国护照！”

2003年底，杨振宁回中国定居后，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了中国国籍。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身体里仍然循环着我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这件事又引发了喷子对于杨振宁“很势利”的说法，说明明是看着现在中国发展好了，回国在清华大学养老圈钱，这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嘛！

但实际上呢？自称“东篱归根翁”的杨振宁不仅自己放弃了美国的高薪。还把美国的房子给卖了，然后把钱都捐给了清华。

他还凭借自己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为祖国邀请回国很多杰出人才。比如当代应用数学学派的领路人林家翘、同样在物理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的聂华桐，还有世界著名计算机学家姚期智。

杨振宁为了国内的高校教育和学术研究不仅引入人才，还引入资金，他先后为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筹集科研经费2亿元，还推动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不仅如此，他还为科学人才亲授先进物理知识。他领导的高等研究院吸引、影响和培养了很多中国年轻一代的科学家。

回国18年来，杨振宁参与建设了60多个顶级物理实验室，他全部研究工作都是自己独力而为，最多有时有一个合作者。他在清华大学发表了超过30篇SCI学术论文，将清冷原子、凝聚态物理科研水平在国际上提升了几个档次。

写罢了诸多杨振宁的故事，对科普作家卓克所说的这段话深以为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机会和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生活在同一时代。能和杨振宁生活在同一时代，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这种幸运，当然不应该被忽视和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