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母亲强势阻拦了我一场婚姻，如今我才知道她的良苦用心

＂他配不上你，这门亲事，我不同意！＂八三年春天，母亲站在我和李泽民之间，双手叉腰，像一道铁门槛。

那时我恨极了她，如今才明白，她是我生命中最坚固的依靠。

我叫陈明芳，八零年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县棉纺厂做计件工。那个年代，＂单位户口＂是多少姑娘的梦想。

车间里湿热闷人，弥漫着棉絮和机油的气味，风扇呼呼转着，却驱不散那股闷热。我个性倔强，咬牙坚持下来。

日子虽然平淡，却也安稳。每月十八块五的工资，足够我买几尺布料做新衣裳，还能省下几块钱寄给在乡下的父亲。

那时候，厂里的大喇叭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响起，广播体操的音乐传遍整个厂区。我和同宿舍的姑娘们排着队去食堂打稀饭，一碗咸菜，两个馒头，就是一天的开始。

李泽民是隔壁机修车间的青年修理工，身高一米八，在纺织厂这种女工占多数的地方，自然引人注目。

他经常穿着沾了油渍的工装，走起路来带风，整个车间的女工都喜欢找借口让他来修机器。自行车坏了，收音机不响了，缝纫机卡壳了，都成了喊他的理由。

我和李泽民的相识很平常。那天我的纺织机突然停了，传送带断了。我急得直跺脚，计件工少做一件就少挣钱。

＂又坏了？这些老家伙，修了又修。＂我拍着机器急得直跺脚。

李泽民来了，麻利地修好机器，还顺手帮我整理了散落的棉絮。他的手指修长有力，沾着机油，却显得格外灵巧。

＂谢谢你啊。＂我递给他一块手帕擦手。

＂不客气，应该的。＂他擦了擦手上的机油，笑容里带着几分羞涩，把手帕叠好还给我。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偶遇＂。有时是下班路上，有时是食堂打饭，渐渐地，厂里人都知道我和李泽民＂处对象＂了。

那年月，谈恋爱很单纯。星期天我们骑自行车去县城的人民公园，花两毛钱坐船。

芦苇荡里，一对对情侣划着小船，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水面上。有时他会从路边摘一朵野花插在我的自行车筐里。

＂河边的蒲公英开了，＂他说，＂像你的笑容一样好看。＂这样的话，让我心里甜滋滋的，像喝了一碗蜜糖水。

厂里发电影票，看《庐山恋》时，他悄悄握住我的手，手心里都是汗。露天电影场的长条木凳硌得屁股疼，但那种甜蜜的感觉，让我忘记了不适。

李泽民心灵手巧，用废弃的铜丝给我做了一个小鹿挂件。＂明芳，你眼睛大大的，像小鹿一样。＂

这是他第一次夸我，我脸红得像食堂煮熟的红萝卜。那个小铜鹿，我一直挂在胸前，成了姐妹们羡慕的焦点。

厂办组织联欢会，他弹吉他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到动情处，目光总是落在我身上。那时候，我傻傻地以为这就是爱情。

热恋中的我向母亲提起了李泽民。谁知母亲眉头一皱：＂那个修理工？不行！＂

＂为什么？他技术好，人也踏实。＂我不解地问，手指绞着衣角。

母亲放下手中的针线活，眼神严肃：＂他家里情况复杂，听说他爹有不良历史。当年那事儿闹得不小。＂

＂什么不良历史？＂我追问道。

母亲叹口气：＂听说是文革时候的事。当年批斗会上，他爹站错了队，得罪了不少人。虽说现在平反了，可那名声...＂

＂那是他爹的事，关他什么事？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讲这个！＂我气得直跺脚，木地板咯吱作响。

母亲不为所动：＂门当户对是祖宗留下的道理，不能不讲。再说了，我听厂里徐婶子说，这小伙子心野着呢，整天琢磨着去南方闯荡。你嫁给他，将来有你受的！＂

我觉得母亲太固执了，在我眼里，李泽民阳光、开朗，和厂里那些呆板的男青年不同。

他会弹吉他，会讲广播里听来的笑话，还会给我读《青年文摘》上的小故事。我认定母亲是老一辈的固执偏见。

＂他上个月考了技工证，马上就能升班长了！你不知道，厂长都夸他手巧呢！＂我据理力争，眼睛亮晶晶的。

＂就算当上厂长也不成！＂母亲一锤定音，转身进了厨房，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我气得眼泪都出来了，扭头就跑出去。那晚，我和李泽民在厂门口的小卖部坐到很晚。

月光下，他的侧脸显得格外坚毅。听了我的哭诉，他安慰我说：＂别急，慢慢来，总能说通的。＂

可惜事与愿违。母亲不仅不松口，还打听到李泽民家的更多＂问题＂。

他父亲年轻时参与过一些政治活动，虽然已经平反，但在当地名声不好；他有个哥哥在外地做小生意，听说经常换工作，不够稳定；他家还有个生病的妹妹需要长期照顾。

＂这样的家庭，哪是好归宿？＂母亲坐在缝纫机前，踩得飞快，＂我们陈家虽然不富裕，但根正苗红。你爹当年是知青，我是纺织女工，咱家清清白白。＂

母亲开始了＂阻击战＂。她叫来姨妈、舅舅轮番做我的思想工作；她托人给我介绍县供销社的会计；她甚至跑到厂领导那里，要求调整我的班次，让我和李泽民错开上下班时间。

＂老马家的小子多好，人家供销社的，每月二十五块钱工资，还有肉票供应！＂姨妈拉着我的手，劝道。

＂那会计瘦得像根竹竿，看着就没精气神。＂我撇撇嘴，心里更加委屈。

我和李泽民的见面变得艰难，但反而更加珍惜每一次相聚。有时候，我们只能在食堂匆匆打个照面；有时候，我们约在厂区后面的小树林里说几句话。

＂明芳，你再想想办法，和你妈好好谈谈。＂他递给我一块糖，是广东产的＂大白兔＂，甜得腻人。

＂我已经试过了，她就是不听。＂我含着糖，眼睛里盛满了泪水。

春节前，李泽民告诉我一个消息：＂明芳，我可能要去深圳了。那边开了很多厂，技术工人工资高，而且有机会学新技术。＂

我心里一惊，手中的热水瓶差点掉到地上：＂你要走？＂

＂不是马上走。我想攒点钱，等站稳脚跟了，就接你过去。＂他眼里闪着光，像是看到了广阔天地，＂深圳那边发展快，不像这里，一眼就能看到头。听说能挣一百多块钱呢！＂

那一刻，我感到既兴奋又忐忑。南方对我们来说太遥远，像是另一个世界。但为了爱情，我愿意等待，愿意冒险。

车间里的王大姐听说后，忧心忡忡地劝我：＂明芳啊，男人心海底针，你可想好了。南方那么远，万一...＂

＂王大姐，他不是那种人。＂我固执地反驳，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

八三年春节过后，厂里组织相亲会。食堂里摆了几张桌子，贴了红纸，放了些花生瓜子，就成了＂青年联谊室＂。

母亲硬是把我拉去了。我全程板着脸，对那个瘦瘦的供销社会计爱答不理。母亲气得在回家路上一言不发。

＂妈，我认定了李泽民，您就别费心思了。＂我鼓起勇气说，脚步却不自觉地放慢了。

母亲停下脚步，转身看着我。路灯下，我才发现她鬓角多了几丝白发：＂明芳，你是我的女儿，我不会害你。那小子心思野，跟他在一起，你会吃苦的。＂

我倔强地回应：＂我不怕吃苦！＂

＂年轻人，哪懂什么是真正的苦！＂母亲的声音忽然哽咽，我从未见过她这样脆弱的一面。

三月的一天，李泽民神秘地约我到厂后小树林。春风拂过，柳条泛青，他眼里闪着兴奋的光：＂明芳，我决定了，下个月就去深圳！我表哥在那边的电子厂，帮我联系好了工作。＂

我惊讶地看着他：＂这么快？＂心里却咯噔一下，像是落空了一格。

＂机会难得啊！＂他握住我的手，＂你等我半年，我就接你过去。深圳那边工资高，我们很快就能买房子，不用挤单位宿舍了。到时候什么＇鸽子笼＇，咱们也能住上！＂

我的心乱了。一方面，我为他的勇气和决心感到骄傲；另一方面，我害怕未知的未来。母亲的反对声在耳边回响，但我还是点了头：＂我等你。＂

晚饭时，母亲发现我没胃口，筷子在碗里搅来搅去：＂怎么了？工资没发？＂

＂李泽民下个月要去深圳了。＂我低着头，声音细如蚊蚋。

碗筷落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我抬头，看到母亲脸色铁青：＂这就走了？男人的承诺，比天上的云彩还虚啊！＂

＂他说半年后接我过去。＂我辩解道，声音却没了底气。

母亲叹了口气，眼中满是心疼：＂丫头，这世上的路，哪有那么好走的。我是过来人，看得比你清楚。＂

那天晚上，我偷偷哭了，怕吵醒隔壁睡着的母亲。我想象着南方的生活，想象着和李泽民在异乡打拼的日子，既期待又恐惧。

床头的小台灯昏黄微弱，照着我和李泽民的合影。照片里，他挺拔如松，我靠在他肩上，笑得甜蜜。

四月初，李泽民办理了辞职手续。临行前，我们在县城照了一张双人照，花了一块五毛钱，那是我们唯一的一张合影。

他承诺一到深圳就来信，我们约定书信里写满对未来的规划。我给他准备了一个布包，装了几双手织的袜子，还有一瓶风油精，以防他水土不服。

出乎意料的是，母亲在他离开那天，也塞给了他一个布包：＂路上吃的，别嫌弃。＂

布包里装着几个荷包蛋，两个馒头，还有一小罐她自己腌的咸菜。李泽民愣了一下，接过布包，低声说了句＂谢谢阿姨＂。

那一刻，我以为母亲终于接受了我们的感情，心里涌起一丝希望。李泽民站在汽车站的候车亭下，向我挥手告别，脸上是掩不住的兴奋。

＂等我的信！＂他喊道，声音淹没在发动机的轰鸣中。

回家的路上，母亲沉默不语。直到进了家门，她才开口：＂丫头，别太指望了。男人嘴上的话，跟风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

我没有理会母亲的话，心中还沉浸在离别的伤感中。我把李泽民送我的小铜鹿放在枕头下，晚上偷偷拿出来摩挲，想象着他在南方的新生活。

李泽民走后的第一个月，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信中描述了深圳的繁华和机遇，字里行间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这里的楼房高得像山一样，街上的人多得像赶集。＂他这样写道，＂我在电子厂当修理工，工资比纺织厂高出一倍。等我攒够钱，就接你来。＂

我把信藏在枕头下，晚上偷偷拿出来读，想象着南方的生活。厂里的姐妹都羡慕我有个＂敢闯敢拼＂的对象，说我将来肯定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听说深圳那边，连饭馆都有冷气呢！＂小红羡慕地说。

＂李泽民真有出息，不像我家那口子，死活不肯离开这破地方。＂王大姐叹息道。

唯有母亲，每次看到我收到信就皱眉头。她坐在缝纫机前，踩得飞快，嘴里念叨着：＂异地相思苦，眼见的才是实在的。＂

第二个月，李泽民的信变少了，内容也简单了。他说工作忙，加班多，没时间写长信。

＂最近在学广东话，好难，说话像唱歌一样，我经常闹笑话。＂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字迹比之前潦草了许多。

我理解他的忙碌，耐心地等待。每天下班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传达室看有没有我的信。传达室的老王总是摇摇头：＂明芳，今天没你的。＂

第三个月，我只收到一封信，很短，说他换了工作，去了一家规模更大的工厂，正在适应新环境。

＂这边机会多，但竞争也大。我要加倍努力才行。你等我好消息。＂信中没有往常的甜言蜜语，像是公事公办。

我心里有些不安，但仍然相信他。每天晚上，我都会对着合影说说话，仿佛他就在我身边。

＂明芳，别傻了，那小子肯定变心了。＂王大姐看我又在发呆，忍不住提醒我。

＂您少说两句吧，人家感情好着呢！＂我反驳道，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

第四个月，杳无音信。我忐忑不安，给他写了好几封信，没有回应。厂里开始有人议论，说南方的男人都靠不住，我强装镇定，说他一定是太忙了。

＂一个月写不出一封信，除非断了手！＂母亲冷哼一声，眼中却是掩不住的担忧。

晚上，我躺在床上，数着日子。李泽民已经走了四个多月，距离他说的＂半年＂只剩下不到两个月了。我会等到他的消息的，一定会的。

第五个月，我收到一个陌生地址寄来的信。拆开一看，是李泽民的表哥写的。

信中说，李泽民在深圳认识了一个广东姑娘，姑娘家里开小商店，家境不错。两人已经领了结婚证。表哥觉得对不起我，才写信告知真相。

＂他让我转告你，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他现在有了新生活，希望你也能幸福。＂表哥在信的最后这样写道。

那一刻，天塌了。我瘫坐在地上，泪如泉涌。小小的宿舍里，回荡着我压抑的抽泣声。

母亲听到动静，进来看到我的样子，什么都明白了。她没有说＂我早就告诉过你＂，只是默默坐在我身边，轻轻拍着我的背。

＂傻丫头，哭吧，哭出来就好了。＂她的声音温柔得让我更想哭。

我病了，整整一周没去上班。整天躺在床上，眼睛哭得又红又肿。母亲请了假照顾我，熬中药，煮鸡蛋，一遍遍擦拭我发烫的额头。

＂妈，他为什么要骗我...＂我哽咽着问。

母亲叹了口气：＂人心隔肚皮，谁又能看得清呢？好在你没跟他去，否则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受了委屈都没处说。＂

慢慢地，我从绝望中爬出来，开始重新面对生活。我不再是那个满怀憧憬的小姑娘，变得沉默寡言。

工友们都知道我被＂抛弃＂了，有的同情，有的窃窃私语。我学会了装作不在意，但每晚还是会想起那些甜蜜的约定。

＂明芳，别想那么多了，日子还得过。＂母亲递给我一件新做的衣裳，是我最喜欢的藏青色，＂穿上试试，看合身不。＂

我机械地穿上衣服，照了照镜子。镜子里的我，眼睛里没了光彩，脸色苍白。母亲站在我身后，眼中满是心疼。

＂妈，对不起，我应该听您的。＂我低声说道。

母亲摸摸我的头：＂傻丫头，吃一堑长一智。婚姻大事，岂能儿戏？你还年轻，好日子在后头呢。＂

厂里的王大姐找了几个姐妹，约我去看露天电影。那是部新出的爱情片，男女主角历经坎坷终成眷属。

＂这电影真假，现实中哪有这样的好事。＂我苦笑着说。

＂明芳，别这样。李泽民不是唯一的男人，这世上好男人多着呢。＂王大姐拍拍我的肩膀。

一年后，厂里来了新的技术员——杨树彬，是县里技校毕业的高材生。他为人踏实，不爱说话，但工作认真负责。

他留着平头，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有些木讷。他来修我的机器时，总是低着头，认真得像在做一项重要实验。

＂谢谢你啊。＂我说的话和对李泽民说的一模一样。

＂应该的。＂他的回答也一样，但神情却截然不同——真诚而不浮夸。

修完机器，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观察了一会儿机器的运转情况：＂这台机器的传送带磨损严重，得换新的了。我去找领导申请。＂

这种细致入微的关心，让我心里微微一暖。

渐渐地，杨树彬修完机器后会多留一会儿，有时聊聊工作，有时聊聊书。他爱看书，会把厂图书室的新书介绍给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过吗？保尔那种坚韧的精神，真让人敬佩。＂他推荐道，眼睛里闪着光。

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青年近卫军》，找回了一些失落的热情。

车间里的姐妹看出了端倪，开始起哄：＂明芳，杨工好像对你有意思啊！＂

＂去你的，人家就是热心。＂我红着脸反驳，心里却像小鹿乱撞。

母亲很快注意到了杨树彬。她打听到他家是城里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医院护士，家教严谨。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南下的打算，准备扎根县城。这让母亲十分满意。

＂那小伙子不错，踏实肯干，还有文化。＂母亲试探着说，手里削着苹果。

我知道她的心思，只是淡淡回应：＂他是个好同事。＂心里却忍不住比较他和李泽民。

李泽民像烈火，炽烈耀眼；杨树彬像清泉，温润踏实。一个让人心跳加速，一个让人安心踏实。

有一次，我的机器出了故障，杨树彬来修理。他细心地检查每一个零件，发现问题后，不厌其烦地教我如何简单处理这类故障。

＂万一我不在，你自己也能应对一下。＂他认真地说，没有半点居高临下的态度。

这种尊重和平等，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感。

又过了半年，杨树彬约我去看电影。我犹豫了很久，最终答应了。电影是《牧马人》，讲述了一个人在逆境中坚守信念的故事。

散场后，夜色已深，街道上人影稀疏。他没有像李泽民那样急着表白，而是认真地聊起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

＂明芳，你觉得许灵均为什么能坚持下来？＂他问道，眼神清澈明亮。

＂因为他有信念，有责任感吧。＂我思索着回答。

他点点头：＂一个人的选择决定他的人生方向。坚持做对的事，最终会得到回报。＂

他送我到宿舍楼下，礼貌地道别，没有任何越界的行为。这种尊重，让我内心升起一股暖流。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才是真正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他不浮夸，不虚张声势，但内心有坚定的信念和对生活的责任感。

回到宿舍，我坐在床沿，想起了李泽民。曾经的伤痛已经结痂，不再那么疼了。或许，命运早已安排好了一切。

＂怎么样，电影好看吗？＂室友小丽打趣道。

＂挺好的。＂我微笑着回答，心里泛起一丝涟漪。

在母亲的鼓励下，我开始慢慢接受杨树彬的好意。我们约会的地方很简单——厂图书室、人民公园、河堤小路。

他不会弹吉他，不会讲花哨的笑话，但会为我讲解机器原理，会认真听我说话，会记得我喜欢什么颜色的发卡。

有一次，我提起喜欢紫色，觉得很优雅。第二天，他送了我一支紫色的钢笔：＂不贵，但希望你喜欢。＂

这种细腻的体贴，胜过千言万语的甜言蜜语。

杨树彬的追求方式很特别。他会借书给我，在书页间夹一张便条，写着一句简短的心里话；他会在我生日那天，送我一盒自己包的饺子；他会在我加班时，默默地等在车间外，送我回宿舍。

这些不张扬的关心，如春雨般滋润着我干涸的心田。

＂明芳，杨工对你真好。＂王大姐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好男人。＂

我笑而不语，心里渐渐有了答案。

八五年春节，杨树彬正式向我提亲。他来我家，带了两瓶老白干和一盒水果糖，规规矩矩地和母亲说明来意。

＂阿姨，我想娶明芳。我知道我条件不算好，但我会用一辈子对她好。＂他的声音很稳，眼神很诚恳。

母亲看着他，目光严肃：＂小杨，说说你的打算吧。＂

＂我想在厂里好好干，争取三年内评上工程师。我父母那边已经同意了，他们很喜欢明芳。＂他坦诚地回答。

母亲点点头，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明芳的性子倔，你能受得了吗？＂

＂她的倔强是她的优点，说明她有主见。＂杨树彬的回答让我心头一热。

母亲乐得合不拢嘴，张罗着置办嫁妆。我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婚礼很简单，在厂礼堂举行，几张桌子，几盘花生瓜子，一对红烛，一张全家福。厂领导送了一盆发财树，工友们送了一套茶具。

没有豪华排场，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杨树彬穿着新做的中山装，我穿着红色的连衣裙，在众人的祝福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婚后，我们住在厂里分的一间小平房里。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一张饭桌，两把椅子，一个衣柜，就是全部家当。

但杨树彬很有主意，自己动手做了书架和鞋柜，把小屋收拾得井井有条。他做事一丝不苟的态度，让我越来越欣赏。

结婚第二年，我生下女儿，取名＂小满＂，寓意生活虽不富裕但足够圆满。杨树彬晋升为车间副主任，我们搬进了厂里分配的两居室。

小满出生那天，杨树彬激动得手足无措，在产房外来回踱步。当护士抱出小满时，他小心翼翼地接过，眼中满是柔情。

＂明芳，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大的幸福。＂他哽咽着说，手指轻轻抚摸小满的脸蛋。

这一刻，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曾经的痛苦，成了人生路上的一段磨砺，让我更懂得珍惜眼前人。

日子清苦但有盼头，每个月能存下一些钱，计划着给小满攒学费。杨树彬工资不高，但很会过日子，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九零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南方沿海城市的发展如火如荼，很多人选择南下闯荡。

那天，杨树彬拿着一封信回来，眉头微皱。我正在厨房切菜，听到他的脚步声，转头问道：＂怎么了？＂

他犹豫了一下，递给我一封信：＂深圳那边一家合资企业的邀请信，工资是县里的三倍。＂

我心中一紧，南方——那个曾让我心碎的地方。手中的菜刀停在半空，一时不知如何反应。

杨树彬把信给我看：＂明芳，你觉得呢？要不要去试试？＂

我犹豫了，脑海中浮现出李泽民离开时的场景，又想到了母亲当年的担忧：＂去还是不去，你决定吧。＂

他坐在桌前，摩挲着信纸，沉思许久。小满在一旁玩积木，时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

最终，杨树彬摇了摇头：＂不去了。小满还小，你妈一个人在家也不方便。再说，厂里正在引进新设备，我走了，技改工作怎么办？＂

听到这个回答，我心里既感动又踏实。他选择了责任而非诱惑，选择了家庭而非冒险。

那晚，我靠在他肩上，轻声问：＂不后悔吗？南方发展那么好。＂

他笑了笑：＂人生不只是挣钱。在哪里过得踏实，哪里就是好地方。况且...＂他顿了顿，＂我可不想让我媳妇再受一次伤。＂

这句话让我眼眶湿润。原来，他一直记得我的过去，理解我的顾虑，体谅我的感受。

多年后的一个夏日，我收拾旧物时，发现了那张与李泽民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我看着照片中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不再感到心痛，只有一丝淡淡的怀念——那是青春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我把照片夹进一本旧书里，轻轻合上。那一刻，我感到一种释然，过去的伤痛已经成为人生的一部分，而非负担。

这时，小满从学校回来，兴奋地告诉我她数学考了满分。她已经十岁了，眉眼间有我的影子，性格却像她父亲一样稳重。

杨树彬刚好下班回家，手里拿着刚领的工资和升职通知书。他终于评上了工程师，这是他努力多年的目标。

＂爸爸，我考了满分！＂小满扑进杨树彬怀里，欢呼着。

＂真棒！我女儿就是聪明。＂杨树彬揉揉她的头，脸上满是骄傲。

我看着眼前幸福的一幕，忽然想起了母亲当年的固执。如果不是她的坚持，我可能已经随李泽民远走他乡，尝尽离乡背井的苦楚。

＂今天我请客，咱们去镇上的饺子馆吃饺子！＂杨树彬提议道，小满欢呼雀跃。

晚饭后，我骑车去看望母亲。自从父亲去世后，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坚决不肯搬来和我们同住，说怕影响我们小两口的生活。

她已经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但精神还好。院子里种着几盆菊花，在夕阳下格外美丽。

＂妈，忙啥呢？＂我推开院门，喊道。

＂哎，刚浇完花。＂母亲放下水壶，笑着迎上来，＂今儿怎么想起来看我了？＂

我坐在她身边的小板凳上，忽然问：＂妈，当年您为什么那么反对李泽民？＂

母亲放下针线，叹了口气：＂那小子眼神不踏实，总往远处看，不像是能安心过日子的人。＂

＂就因为这个？＂我追问道，想知道当年她的真实想法。

＂还有...＂母亲犹豫了一下，眼神悠远，＂他来提亲那天，我给他倒茶，他接过去喝了，连声谢谢都没有。还把茶碗放得远远的，像是嫌我家碗不干净似的。＂

她停顿了一下，又说：＂小满他爹不一样，第一次来家里，不但说谢谢，还主动问我身体好不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把茶碗放回茶几上时，还用袖子擦了擦水渍。这细节，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

我恍然大悟，原来母亲看人如此细致。那些我从未注意的小细节，在她眼中却是判断一个人品性的重要依据。

＂妈，当年我恨您，觉得您拆散我和李泽民。现在才明白，您是为我好。＂我握住母亲的手，感到掌心的粗糙和温暖。

＂我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就是盼着你过得好。＂母亲摸着我的头，像小时候那样，＂傻孩子，妈妈怎么会害你呢？我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是吃过的苦多，看人准些。＂

夕阳西下，母亲的脸笼罩在金色的光晕中。我突然发现，她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对我深沉的爱，她粗糙的手掌里写满了岁月的智慧。

一阵微风吹过，院子里的菊花轻轻摇曳。母亲指着那些花，说道：＂明芳，人啊，要像这菊花，经得住风霜，才能开得更灿烂。＂

回家路上，我想起小时候学过的一句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母亲给我的，不是玫瑰，而是一道门槛。

跨过这道门槛，我获得了真正的幸福。她用自己的智慧和坚持，为我挡住了一场可能的灾难，引领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那年，小满十岁，厂里举办职工子女才艺表演。小满在台上弹了一首《渔舟唱晚》，清脆的琴声回荡在礼堂里，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杨树彬在台下激动得热泪盈眶，压低声音对我说：＂明芳，咱们当初选择留下来是对的。小满在这儿长大，多好啊。＂

我点点头，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是啊，幸福不在远方，不在别处，就在这平凡的日子里，在这熟悉的家乡，在这相濡以沫的亲情里。

九五年，小满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填报志愿时，她犹豫过是否选择南方的学校，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家较近的省城。

＂爸妈都在这边，我想离家近些。＂她这样解释她的选择。

送她去火车站那天，我和杨树彬早早就起床，准备了她爱吃的鸡蛋面。站台上人头攒动，都是送子女上大学的父母。

看着小满熟练地找座位，放行李，我忽然有些恍惚，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命运何其奇妙，我曾以为的遗憾，最终成了上天赐予的礼物。

小满从车窗探出头来：＂爸，妈，我走了，你们保重身体！＂

＂好好学习，别想家，有事就打电话！＂杨树彬叮嘱道，眼中满是不舍和骄傲。

火车缓缓启动，载着我们的希望驶向远方。回家路上，杨树彬握着我的手，轻声说：＂明芳，小满长大了，咱们也算没白活这一场。＂

我靠在他肩上，心中满是感慨：＂是啊，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母亲站在家门口，目送我们离去。阳光透过老槐树的枝叶，在她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那一刻，我无比感激她当年在我和李泽民之间设下的那道门槛。那道门槛，挡住了我青春的冲动，却为我开启了幸福的大门。

＂妈，您站在门口干啥呢？快进屋歇着吧。＂我转身喊道。

＂看看你们仨，心里高兴。＂母亲笑着挥手，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满足。

夜幕降临，我和杨树彬坐在小院的石凳上，仰望星空。

＂明芳，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记得当初遇见你的场景吗？＂他忽然问道。

＂记得，那台老纺织机，怎么修都修不好。＂我笑着回答。

＂其实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只是不敢说。听说你有对象，我还难过了好久。＂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真的？那你怎么不早说？＂我惊讶地问。

＂那时候你满心满眼都是李泽民，哪会看得上我这个木头人？＂他自嘲地笑笑，＂后来听说你们分手了，我才敢慢慢接近你。＂

＂那你也不怕我对你有隔阂？＂

＂怕啊，我每天都怕你拒绝我。但我想，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

听着他的告白，我心里甜蜜又感动。原来，在我伤心绝望的时候，已经有人在暗中守护着我，等待着我走出阴影。

人这一生啊，总有看不透的时候，等回头再看，才明白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多少年后回想起来，那道母亲设下的门槛，不是阻碍，而是引领我走向幸福的指路牌。有时候，命运的馈赠，往往以挫折的形式出现。而真正的幸福，常常就在平凡的日子里，不动声色地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