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奧林匹克而奮鬥的人生 熊斗寅：中國體育百年歷程見證者

京報體育 | 作者 易劍東

12月28日是熊斗寅先生96歲生日，作為國內第一個全面系統介紹顧拜旦的學者，他是中國百年來中國體育曲折發展歷程的見證者，也是一位直接投身其中並付出了艱辛努力和作出了重要貢獻的體育工作者，先後榮獲新中國體育開拓者獎章和體育工作貢獻獎。

從赫爾辛基奧運會與體育結緣

熊斗寅先生1950年從震旦大學法學院經濟系畢業以後，先是到團中央工作。兩年以後，一個特有的時代機緣，使他的人生命運發生逆轉。1952年，在芬蘭赫爾辛基奧運會開幕前夕，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派團參賽。熊斗寅先生加入到準備工作中，而他也從此與體育結緣。

1952年春天，熊斗寅揣著團中央國際聯絡部的介紹信進入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從此開啟他進入中國體育界迄今70餘年的旅程。

熊斗寅進入體育系統的第一項工作是清理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留下的資料，藉此了解中國與國際奧委會聯繫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熊斗寅一邊熟悉文獻，一邊與當時的體育工作者馬約翰、夏翔、林啟武、牟作雲等展開交流。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是，1947年當選國際奧委會委員的董守義從蘭州大學進京，全面介入中國準備參加赫爾辛基奧運會的相關事宜。

熊斗寅從此和董守義進行了多次面對面交流，從他那裡了解了國際奧委會這個組織，也知道了過去中國體育與國際奧委會的關係。董守義親筆完成的《國際奧林匹克》一書更是成為熊斗寅和他年輕的同事們準備赫爾辛基奧運會相關工作的重要參考書。

1952年7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奧運會代表團在赫爾辛基奧運村升起了五星紅旗。

投身體育外事接待工作

1952年的夏天，熊斗寅在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接待的第一個外國代表團是波蘭男女籃球隊。這是一個高規格的代表團，朱德、賀龍、陳毅和肖華都親自到先農壇體育場臨時搭建的籃球場邊看比賽。

1952年冬天，我國開始準備參加1953年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此時最亟需的事情是翻譯國際乒乓球聯合會的章程，這項任務自然落到了熊斗寅和他的同事身上，最終促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次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征程。

此後，國家體委正式成立，熊斗寅的國際體育聯絡組任務更加繁重，接待了蘇聯籃球隊、蘇聯足球隊、蘇聯體操隊、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男女排球隊、南斯拉夫足球隊、民主德國舉重隊、印度乒乓球隊、法國馬賽大學生籃球隊等多支外國體育代表團。而在這個過程中，他也打心眼裡喜歡上了體育。

科研所立了一大功

1960，熊斗寅到北京體育科研所報到，分配在情報資料室擔任研究人員，從事法、英文翻譯，先後從事國外乒乓球和籃球研究。他充分發揮自己的外語特長，全身心投入運動項目的信息收集、翻譯和研究工作，從此逐漸將自己在體育外事接待工作和奧林匹克運動研究中積累的知識，轉入到具體的運動項目實踐工作中。

1961年北京承辦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承辦單項世界錦標賽，也是當時對中國來說最大、最重要的國際體育賽事。中國繼容國團1959年在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奪得男子單打世界冠軍以後，也希望在北京取得更好的成績。當時的日本是世界乒乓球強國，在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開幕前三個月，日本的木村、星野、三木等主力運動員橫掃歐洲，甚至打敗了當時的世界冠軍匈牙利隊。媒體稱日本隊「打出了世界魔球」。這一情況很快傳到國內，對中國乒乓球隊的備戰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這個特殊的關頭，熊斗寅開始嶄露頭角，他和一位日語翻譯、一位英文翻譯組成了日本情報研究小組。他們收集了當時能看到的所有乒乓球雜誌，包括日本、英國、法國、匈牙利的，有七八種。經過大約10天的辛勤翻譯，掌握了所謂日本「魔球」的基本情況。發現所謂「魔球」就是上旋型弧圈球，且掌握了握拍要領和擊球方法，並交給中國乒乓球隊進行模擬訓練。隨著中國乒乓球球隊在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結束了日本稱雄世界乒壇的歷史」，熊斗寅等人組成的乒乓球情報小組也得到了表彰，賀龍專門說：「這次科研所立了一大功」。

從1961到1965年，熊斗寅專心在乒乓球和籃球兩個項目上進行信息收集和翻譯、研究，他翻譯了100多萬字的文章，還寫了8篇有分量的研究綜述。

1974到1978年，熊斗寅又先後為全國體育工作會議提供多份國外體育信息的綜合資料，編寫了《國外青少年訓練的一些情況》《國外少年兒童體育的一些情況》《高水平訓練和後備力量》等。長期為《國外體育動態》供稿也使熊斗寅從微觀體育信息翻譯轉入宏觀體育研究。

構架體育科學體系

1979年，熊斗寅參加籌建體育科研所科研處，開始從事科研管理工作。從此，熊斗寅在體育情報和信息整理乃至宏觀研究以外，又多了一份科研管理的專門工作。而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中，他更是直接參与到體育科學體系的建構中。

1981年，熊斗寅發表《體育科學體系初探》，根據錢學森的科學體系理論，設計並初步建立了體育科學體系的概念和框架。這是當時全國範圍內科學體系建構工作的一部分，也是體育領域較早的開創性工作。1983年，熊斗寅發表《體育科學是一門綜合性科學》《體育情報與體育科學》《關於我國體育科研體制的初步探討》等論文，積极參与了當時可謂熱點問題的體育科學的屬性的討論。隨後，他與盧先吾合譯出版《體育運動辭彙》，直接對豐富和完善體育科學的知識體系做著自己的貢獻。

和國內多數體育學者相比，熊斗寅沒有直接任職於國內任何一所高校，但他正式擔任兼職教學工作的單位卻不少。包括中國科協、揚州大學、杭州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天津體育學院、北京師範大學等。

他在體育科研所帶過體育情報碩士生，1992年被揚州大學聘為兼職教授，還曾在北師大授課，退休後在全國做巡迴學術講座，2000年74歲時開始擔任中華研修大學博士生導師。他說：「我退休後，走了差不多1萬里，從東三省，經過北京、天津，然後到南京、上海、杭州、武漢，最後到南昌做了一段全國學術巡講。我到一個地方是停留三天。兩天半講課，最後半天跟大家座談。」

著力推進奧林匹克文化

從赫爾辛基奧運會開始，熊斗寅和奧林匹克與體育結緣，而他也一直致力於在中國推進奧林匹克文化。

1982年，熊斗寅發表了《顧拜旦和他的〈體育頌〉》，首先在我國介紹了《體育頌》這一體育經典文獻，從而開展了系列的奧林匹克研究。他後來參與中國第一部全國性體育院校統編教材《奧林匹克運動》的撰寫。據他說：這是世界範圍內第一部奧林匹克運動教材，當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欣然為教材的每一章作序，發出了「離開了教育，奧林匹克運動將失去意義」這樣的聲音。他也有幸在教材的首發式上見到了薩馬蘭奇。

他於2007年12月出了一本60萬字的論文集《聖火在燃燒》。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在看到翻譯成英文的目錄和前言後，回信說：「熊教授，您對中國體育和奧林匹克運動都有很深的理解，希望多發表文章。」

有感於我國奧林匹克教育的某些現狀，熊斗寅還在《體育學刊》2020年第2期發表了一篇五千字的論文《開展奧林匹克教育必須持之以恆》，此時，他已經近94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