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沮喪的兩個結論

1972年，哈佛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出版了《不平等：重新評估美國家庭和學校的影響》。該書的結論是：

「我們不能將經濟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歸結為人的抽象推理能力的遺傳差異，因為在測試結果相同的人群中，經濟不平等的現象與總體人群的不平等程度是一致的。

我們不能將經濟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家長將不利條件遺傳給了孩子，因為即使家長的經濟地位相同，孩子的經濟地位也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平等，與總體人群的不平等程度一致。

我們不能將經濟不平等歸咎於學校差異，因為學校差異對學生的可測量素質影響不大。

……

經濟成功似乎取決於運氣和工作能力，與家庭背景、學校教育或標準化測試的成績關聯性一般。

工作能力的含義也隨工作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但多數情況下，與技術和技能相比，個性對工作能力的影響更大。

因此，很難想像有哪種策略可以使工作能力平均化，更不用說使運氣平均化了。」

詹克斯的發現如此令人沮喪，以至於震驚和激怒了大西洋兩岸。

更讓人沮喪的是，哈佛大學的另一項研究發現：智商的遺傳概率大約是25%到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