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o、ptsd、焦慮、內卷……這些當代年輕人口中的流行詞，經常被視為一種無害的調侃，嚴峻的事實卻是——精神疾病在不知不覺間已經成為了席捲整個人類社會的「流行病」。2022年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世界精神衛生報告》顯示，全球近十億人患有精神疾病。
為何精神疾病如此迅速地裹挾了我們的生活？又為何是這個時代產生了大規模的精神疾病？對於這種現象，不同學科對其做出了不同面向的觀察、分析和診斷，截然不同的角度，給出的答案也不盡一致，但它們拼合在一起，為精神疾病描繪了一幅更為全面、精準的畫像，幫助我們認識和理解精神疾病。
重新認識神經與精神疾病
《我們時代的神經與精神疾病》從醫學、神經科學、心智生物學等多學科的視角闡釋了常見的神經疾病與精神疾病的病理機制和治療方案，對其進行了一次系統的祛魅，讓我們看到這些「不正常」疾病的正常之處。
作者埃里克·坎德爾在2000年因記憶存儲的神經機制研究的重大突破而斬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獎詞稱其「發現真正改變了我們對大腦功能的理解」。在這部著作中，坎德爾剖析了神經與精神疾病背後的生物學機制，包括孤獨症、抑鬱症、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病、亨廷頓病、焦慮症等，這些都可歸結為產生我們心智的大腦為何出現了問題。新心智生物學方面的科學探索有力地回答了這些問題，在作者看來，它不僅深化了我們對大腦的認知，為大腦障礙找到解決方案，還開創了一種新人文主義，「將關注自然世界的科學與關注人類經驗意義的人文學相融合」，並「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看待自己和彼此的方式」。
坎德爾首先指出，新心智生物學取得的科研成果與三項科學進展密不可分：其一是遺傳學，基因構建和調控著大腦，基因突變可能導致大腦障礙。科學家可以通過發現潛在的基因，研究基因變異與環境如何互相作用引發大腦障礙，進而找到預防、改善或治癒這些障礙的路徑。其二是腦成像技術，包括結構性成像技術和功能性成像技術。研究者不僅可以查看腦的解剖結構，還能夠觀察到正在執行認知任務的大腦活動，定位大腦的哪些區域出現了問題。其三是動物模型，通過對小鼠、果蠅等進行試驗，一是「鑒定出與被認為是導致障礙的人類基因等同的動物基因，對其進行改造，然後觀察改造過的基因對動物的影響」；二是「將人類基因插入動物的基因組中，看看它在動物身上是否產生了與在人身上相同的效果」。
此外，社會大眾經常把神經疾病與精神疾病混為一談，兩者都緣於大腦異常。坎德爾結合最新研究，向大眾清晰劃分了它們的三處差異：一是癥狀表現不同，神經疾病表現為行為的異常或運動機能的喪失，精神疾病則是對日常行為的誇大，這在雙相障礙中表現得十分明顯，患者在抑鬱與躁狂之間來回擺動。二是大腦實際物理損傷的觀察難易程度不同，神經疾病較為容易，精神疾病則不明顯。三是位置不同，我們對神經疾病的神經環路的了解遠多於精神疾病，當然精神疾病的神經環路也比神經疾病更為複雜。
神經疾病與精神疾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承受了誤解和偏見，這是加諸他們身上的又一重痛苦。正如坎德爾所說，「教育和科學是我們消除污名的最佳手段」，這部著作澄清了這些疾病的原理和機制，讓我們認識到這些障礙的產生，是因為患者的心智生了病，而非性格惡劣、智力不全或者道德墮落所致。以成癮為例，這是由於患者的大腦獎賞系統發生了故障。
一部優秀的科普作品，作者既要對書寫的領域有深入研究，還要有十分嫻熟的寫作技巧和深厚的文字功底。坎德爾顯然做到了兩者，他的這部著作以通俗的語言、平實的風格闡明了神經障礙與精神障礙的醫學機制，廓清了大眾對這些疾病的誤解，為我們重新認識這個「時代的神經與精神疾病」打下了科學基礎。
人的解放與抑鬱症的興起
抑鬱症，是最普遍的精神疾病之一。法國社會學家阿蘭·埃倫貝格在《疲於做自己：抑鬱症與社會》一書中，將其置於觀念文化變革、社會規範變遷的整體語境下，從社會學的視角考察抑鬱症形成的社會性因素，為我們認識和理解這種疾病打開了全新的視野。
或許有人會問：抑鬱症是否以前也廣泛存在，只不過受認知水平、醫療技術所限，被大眾判定為情緒低落、精力減退罷了？這部著作告訴我們事實並非如此，抑鬱症是晚近才出現的疾病，稱其為「時代病」和「現代病」也並不為過。本書主要圍繞兩大問題具體展開：到底什麼是抑鬱症？以及，抑鬱症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20世紀末個人性概念的變遷？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作者主要立足於法國的研究成果，同時引入其他歐美國家的觀點，梳理了抑鬱症的起源與流變，包括概念界定、發病原因、具體類型、治療手段等。
因為抑鬱症是「唯一一個具有強異質性和強普遍性的精神障礙」，這意味著其無法被準確定義，其中分歧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衝突論與皮埃爾·雅內的匱乏論。簡單來講，關於抑鬱症的成因，前者認為個人因逾越禁忌而產生焦慮，因陷入內疚而產生衝突；後者則主張是匱乏導致了抑鬱，這種匱乏表現為疲憊、空虛、喪失行動力和意義感等。
這兩種理論都在彰顯著個人性，「這個個人顯然不再是18世紀的完整主體，也不再是19世紀的分裂主體，它是被解放的個人。解放讓人緊張，解放導致沮喪。做自己的疲憊後面隱藏的是做自己的焦慮。」這也是本書的核心觀點，作者擺脫了醫學、心理學的表層研究，深入挖掘抑鬱症形成的社會因素，也即：隨著文明的進步和意識的覺醒，精神的解放成為了不可逆的潮流。在這個過程中，「靈活、變化、反應敏捷」取代了「服從、守紀、符合道德」，個人的自主性空前加強，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上帝」，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超人」，甚至產生了一切皆有可能的幻覺——「我命由我不由天」。
這種解放增強了個人意識，卻也帶來了不可承受之重，正如作者所說，「我們成了純粹的個人，沒有任何道德法則或傳統能從外部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是誰，我們應如何行事。」或許可以這樣理解，人的解放摧毀了舊有的禁錮，社會系統卻沒有重建一套完善的制度去應對改變後的世界。個人在享受自由的同時，很快發現他們還沒準備好承擔責任、付出行動，因此作者才說「抑鬱症表現為一種責任感的疾病，無力感是其主旋律。抑鬱症患者不能勝任這份負擔自己生命的工作，他們厭倦做自己」。在狂飆突進的現代世界，宏觀層面的社會壓力、中觀層面的公司法則與微觀層面的自我期許，都在壓縮當代人的生存空間，從而對生命造成傾軋，把精神與靈魂擠壓到了逼仄不堪的角落。這種狀況，馬克思稱之為「異化」，弗洛伊德稱之為「壓抑」，盧卡奇稱之為「物化」，而捲入其中的人，則成了尼采口中的「末人」、海德格爾筆下的「常人」。
這是現代性神話的另一重黯淡的面相，也是文明人的宿命。歸根到底，我們終究無法掙脫本我、實現超我。作者沒有提供一副藥到病除的良方，甚至沒有任何預防建議，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其實答案已經隱藏於問題之中了，那些鞭辟入裡的剖析就是用心良苦的規勸：「抑鬱症用很具體的方式提醒我們，做自己的主人並非意味著一切皆有可能——我們的內心會起起落落，會收縮也會放鬆。既然抑鬱症還能讓我們宕機，那麼，我們可以認為抑鬱症是在提醒我們，我們從沒有離開過人類的範疇，人類仍然被束縛在一個意義系統中。它既超越了我們，又構成了我們。」
手機式童年和焦慮的一代
如果說前兩本書旨在宏觀層面提醒人們，精神疾病不能被簡單歸因於個人問題，而有著生理學和社會學層面的深刻根源，那麼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的《焦慮的一代》則著眼當下和未來，通過刷新我們對手機成癮的認知，剖析了手機成癮對青少年帶來的一系列危害，解釋了為什麼「z世代」成為了「焦慮的一代」。
出生於1995年之後的孩子，也被稱為「z世代」「網生代」「互聯網世代」等，作者之所以稱這一代人為「焦慮的一代」，主要是由於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聯網的電子遊戲機等設備造成了他們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如焦慮症、抑鬱症、自我傷害甚至自殺傾向等。這也是這部著作不同於前兩部的地方，它以具體的社會現象——手機式童年為抓手，指出它所導致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作者把2010年至2015年定義為「童年大重構」，這是z世代由玩耍式童年向手機式童年轉變完成的時期。
毫無疑問，手機式童年改變了人類社會幾千年的童年形態，是人類童年的根本性變形。遺憾的是，這種變化帶來了巨大的便利，也給青少年帶來了巨大的傷害，用作者的話來講，這是「一種反人類的童年形態」。具體而言，手機式童年主要有四大危害：其一是社會剝奪。青少年需要具身性的交往，需要在面對面的交流和碰撞中成長，然而，手機式童年造成了無數個「焦慮的女孩」和「孤獨的男孩」，改變了他們的社交模式，導致他們自我隔絕。其二是睡眠剝奪。app以其精心設計的演算法機制精準地拿捏了用戶的習慣和喜好，人們在短視頻的轟炸下患上了睡眠匱乏症。其三是注意力碎片化。手機就像是無聲的噪音，持續破壞著青少年的耐心和專註力，他們的學習時間和玩耍時間被嚴重地肢解了。其四是成癮。比如男生沉迷網路遊戲、女生沉迷社交媒體。就像書中所說，「智能手機是現代社會的皮下注射針，全天24小時不間斷地給人們注射數字多巴胺。」他們在這些即時滿足中荒廢了學業，影響了成長，嚴重者產生焦慮、抑鬱、躁狂等心理問題。
由於手機式童年的問題已經不是家庭、學校所能解決得了，作者在書中給出了四個行動建議：父母建立攻守同盟、社會更新規範與道德標準、科技公司積極開發新技術或新設備、政府部門和相關機構制定法律與規則。顯然，這些措施就像是為了預防精神疾病在新一代人類中傳染而注射的疫苗，但效果未可知。
不僅是青少年在手機式童年中逐漸「焦慮」乃至生病，很多成年人也沉迷於智能手機中虛假的絢爛多彩，忽略了探索真實世界的廣闊。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新型流行病——人類的物質條件和肉體享受看似正在邁向越發充盈的未來，但內在精神的幸福感如何提升，卻成為時代需面對的新課題。
（本文載於《文匯報》6月29日第四版「讀書」，原題：當「做自己」成為負擔，新「流行病」全球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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