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楊振寧,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中國著名的物理學家,他在物理學上的成就可以跟霍金、居里夫人 等人相提並論,作為中國人,很是自豪。
有人說楊振寧是二戰之後最偉大的科學家,因為楊振寧所處的時代,對於科學研究並非易事,但他仍能做出史詩級的成就,確實不易。
不過,同為華裔的科學家,楊振寧和另一位科學家李政道,卻有著一段恩怨。今天我們就來講講這段故事。
兩雄相爭
楊振寧和李政道,曾經是搭檔,有長期合作搞科研的經歷,然後還一起獲得過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但是,一山不容二虎,獲得成功之後,兩個人就起了爭執,到底誰對獲獎成果的貢獻更大?
1962年,矛盾爆發。這一年,《紐約客》雜誌發表一篇長文叫《宇稱的問題》,這篇文章很多地方都在暗示,當年諾貝爾獎是李政道率先提出整體思路,後面需要人幫忙計算才找來楊振寧,楊振寧起的是輔助作用。
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兩個人的矛盾公開化,很快就徹底絕交。
李政道
這場爭論的持續時間很長,一直到2010年,楊振寧最後一次回應這件事,之後就不再對這件事情發表任何評論,時間跨度長達半個多世紀。
深入細節,大家發現,雙方是各執一詞,很多論文都是間接證據,到底誰的貢獻大,誰也說不清。
仔細一想,兩個科研工作者一起合作一件事,誰提出整體思路,誰是突破的關鍵,確實說不清。合作者自己,通常都會高估自己的貢獻。
著名科普學者卓克則認為這個功勞屬於楊振寧,因為在科學共同體看來,這個領域屬於楊振寧。這聽起來似乎有點不講道理,科學研究又不是搞選舉,著名能由旁觀者的觀感來決定呢?
二人合作獲得諾獎
楊振寧的地位
要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舉現實生活中的例子。比如Iphone是誰創造的?你肯定會說是喬布斯呀,但是喬布斯既不懂程序代碼,也不懂電路通信,他怎麼能製造出Iphone呢?
再比如,公司的銷售總監去巡視門店,發現門店有個銷售員特別厲害,於是總監就把這名銷售員的方法推廣到全公司其他門店。年底公司業績大漲,功勞會記在誰的頭上?肯定是記在總監頭上呀。
現實社會就是這麼不公平,貢獻大的人,有時候功勞卻要歸功給別人。為什麼呢?
因為功勞這件事,跟金錢和權力不同,它的分配機制,不完全按照通常理解的貢獻大小,而是按照這個領域屬於誰。如果你在別人的領域做出貢獻,貢獻再大,功勞還是屬於這個領域的所有者。
事實就是如此,1964年兩人第一次見面,楊振寧讀博士第二年,李政道剛讀大二。當時楊振寧的水平,已經是接近教授級別的,李政道才初出茅廬。雖然在楊振寧的提攜下,李政道成長非常快,並且後續一直和楊振寧合作,完成不少有價值的研究。
問題是,李政道獲得諾獎之前,凡是重量級別的文字,都是和楊振寧合寫的。哪怕這些論文全是他的名字排在前面,也完全無法撼動楊振寧在學術界中的權威地位。
翻盤需要堅持
那李政道就永遠都抬不起頭了嗎?不一定,一個領域的擁有者是可以換人的。
比如,199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給了兩個人,一位是華裔物理學家朱棣文,另一位是朱棣文的導師阿什金。
功勞是誰的?如果根據剛才講的,那功勞當然是導師阿什金的。但是有趣的事情來了,朱棣文在接下來的時間裡,不斷在這個領域繼續搞研究,又發表了很多論文,而阿什金卻沒有再繼續做下去。結果過了十幾年,整個業界就只認朱棣文。
朱棣文
楊振寧和李政道的爭議,真正的答案也在這裡。如果李政道在1957年時覺得自己的貢獻比楊振寧大,在接下來20年里還是有機會翻盤。
因為給這個爭論蓋棺定論的不是事實,而是頒獎後兩位科學家又在這個領域做了什麼。事實是從1962年兩個人決裂後,李政道就再也沒有在這個領域中做出過突出的貢獻。
而楊振寧僅僅在兩人終止合作之後的三年時間裡,就做出了比得諾獎的成果重要得多的「楊-米爾斯方程」。後來有7個諾貝爾獎,都是直接利用這個「楊-米爾斯方程」拿到的。
所以,1980年後李政道就再也沒機會翻盤了。在聲望、功勞這個領域,最重要不是貢獻,而是時間以及用時間沉澱下來的經驗。
如果你既想有成就,又想有功勞和聲望,那就乾脆開拓一個屬於自己的領域。如果這個領域已經有人,那就持續努力,持續做出貢獻,時間會給你期待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