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號病人這個標籤曾讓一位加拿大空乘背負了艾滋病起源的罵名長達30年，直到科學還他清白，1980年代初期當艾滋病首次在美國同性戀群體中爆發時，恐慌的社會急需找到一個替罪羊來解釋這場突如其來的瘟疫。
蓋爾坦·杜加這位英俊迷人、生活開放的加拿大航空乘務員，不幸成為了那個被指責的對象，媒體將他塑造成一個惡意傳播病毒的惡魔，科學界最初也將他標記為北美艾滋病傳播的源頭。
但真相遠比這複雜得多，杜加既不是世界上第一個艾滋病患者，也不是病毒傳播的罪魁禍首，而只是一個在特殊歷史時期被誤解的普通人，揭開這段醫學史上的著名誤解，還原0號病人標籤背後的真實故事，以及艾滋病真正的起源與傳播路徑。
1982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研究人員正在追蹤一種神秘新疾病的傳播路徑，這種後來被稱為艾滋病的疾病正在男同性戀群體中快速蔓延，導致患者免疫系統崩潰，最終死於各種罕見感染和癌症。
在調查過程中研究人員遇到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一位來自加拿大魁北克的空乘人員，蓋爾坦·杜加，杜加之所以引起CDC的注意，是因為他提供了72個性伴侶的詳細名單，這些人遍布北美多個城市。
通過這份名單科學家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病毒如何通過性接觸網路快速傳播，當時CDC將這位配合調查的患者標記為Patient O，意為Outside of California，以區別於主要在加州發現的早期病例。
然而這個O字母在後來的傳播過程中被誤讀為數字0，Patient O就這樣變成了Patient 0，這個看似微小的筆誤卻徹底改變了杜加的歷史定位，從流行病學調查中的一個普通節點，變成了整個北美艾滋病疫情的源頭和始作俑者。
1987年記者蘭迪·希爾茨出版的世紀的哭泣一書更是將杜加塑造成一個不負責任、甚至帶有惡意的超級傳播者形象。
書中描述杜加在知道自己患病後，仍然頻繁出入同性戀酒吧和浴室，與大量男性發生無保護性行為，更有傳言稱杜加會在性行為後指著自己身上因卡波西肉瘤留下的紫黑色斑塊對伴侶說，這是同性戀癌，你也會死。
這些描述讓杜加在公眾眼中變成了一個移動的災禍，一個故意傳播病毒的惡魔，媒體爭相報道，將杜加的名字與艾滋病起源緊密聯繫在一起。
在1980年代對同性戀仍存嚴重偏見的社會氛圍下，杜加不僅個人名譽掃地，整個同性戀群體也因此背負了更沉重的污名。
1953年2月20日蓋爾坦·杜加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市一個普通家庭，從小性格外向的他喜歡到處旅行，這促使他在1974年加入了加拿大航空公司，成為一名國際航班乘務員。
這份工作讓杜加得以頻繁往返於北美各大城市，蒙特利爾、多倫多、紐約、舊金山等，也使他能夠接觸到各地活躍的同性戀社交圈，杜加長相英俊，金髮碧眼，性格開朗，很快在北美同性戀社群中成為知名人物，他自己估算從1972年開始有性生活起，累計性伴侶超過2500人，平均每年約有100人。
需要強調的是在1970年代北美性解放運動高潮期，這樣的生活方式在同性戀社群中並不罕見，當時人們對性傳播疾病的認識有限，更不用說艾滋病這種尚未被發現的新疾病。
杜加只是那個時代眾多生活開放的男同性戀者之一，他的特殊性僅在於工作性質使他能夠連接多個城市的性網路。
1980年27歲的杜加發現自己皮膚上出現了異常的紫黑色斑塊，就醫後被診斷為卡波西肉瘤一種當時被稱為同性戀癌的罕見腫瘤。杜加前往紐約接受治療，但病情持續惡化。
杜加在確診後繼續了他的生活方式，頻繁出入同性戀社交場所，CDC的調查顯示在他提供的72個性伴侶名單中，至少有40人後來確診艾滋病，19名死亡病例中有8人與他直接相關，這些數據使他在流行病學調查中成為一個關鍵節點，也強化了他作為超級傳播者的形象。
1984年3月30日年僅31歲的杜加因艾滋病引發的腎衰竭去世，諷刺的是他死後背負的罵名反而愈演愈烈，成為攻擊整個同性戀群體的武器。
杜加被貼上0號病人標籤後，科學界其實很快就開始質疑這一說法，1990年代隨著基因技術的發展，研究人員能夠通過病毒基因序列追蹤HIV的傳播路徑，初步研究表明HIV早在1969年左右就從海地傳入了美國，比杜加開始活躍的性生活還要早好幾年。
2016研究團隊對杜加當年保存的血液樣本進行了決定性分析，發現杜加的病毒株只是眾多流行毒株中的普通一員，並非所有病例的祖先病毒，基因證據明確顯示HIV在1971年左右就已傳入紐約，1975年左右到達舊金山，而杜加直到1980年才確診，時間線上完全對不上。
病毒最早起源於非洲中部的黑猩猩，可能通過獵人處理獵物時接觸動物血液而跨物種傳播給人類，在非洲變異為HIV後病毒隨著人口流動逐漸擴散，約在1960年代末經海地傳入美國。
杜加體內的病毒株與當時已在北美廣泛傳播的毒株沒有顯著區別，研究負責人邁克爾·沃羅比解釋說，他只是眾多感染者之一，只是因為他頻繁的旅行和活躍的性生活，使病毒傳播得更快了些。
科學終於為杜加洗刷了30年的冤屈，證明他既不是世界上第一個艾滋病患者，也不是北美疫情的源頭，那個改變他人生命運的0號病人標籤，終究只是一個因筆誤和恐慌而生的歷史誤會。
杜加作為0號病人的形象正是在這種恐慌與偏見交織的背景下被塑造出來的，他英俊的外表、空乘職業帶來的流動性、龐大的性伴侶數量，以及確診後仍繼續活躍的生活方式，使他成為完美的替罪羊，社會將對未知病毒的恐懼轉化為對一個個體的指責，將對疾病的恐慌轉化為對特定群體的歧視。
杜加去世後的40年間艾滋病治療取得了驚人進展，1980年代中期，艾滋病還是一種確診後平均存活期僅2年的絕症，如今通過抗逆轉錄病毒療法，HIV感染者的預期壽命已接近正常人69。
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呂克·蒙塔尼耶和弗朗索瓦絲·巴爾—西諾西首次分離出HIV病毒，為診斷和治療奠定基礎，他們因此獲得200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同年美籍華裔科學家黃以靜成為世界上第一位破解HIV病毒DNA結構的科學家，為後續藥物開發提供了關鍵靶點，她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創立艾滋病研究中心，致力於基因療法研究。
截至2022年全球仍有3840萬HIV感染者，當年新增150萬感染，63萬人死於艾滋病相關疾病，雖然治療取得巨大進展，但艾滋病仍是重大公共衛生挑戰，尤其在醫療資源匱乏地區。
或許最應該記住的不是0號病人的標籤，而是杜加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真實面貌，一個熱愛旅行、享受生活的年輕人，不幸成為了一場全球疫情早期的一部分，又在恐慌中被塑造成了自己從未想成為的形象。
在艾滋病防控進入第5個十年的今天，我們有了更多科學武器，也有了更豐富的社會經驗。杜加的故事告訴我們，面對疾病指責無濟於事，唯有科學、理性與同情心才能引領我們走向更健康的未來。[中國贊]
參考資料
新華網 - 2016-10-28 ：研究為美艾滋傳播第一人洗冤 零號病人屬傳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