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健康，飲用水源地將有首部國標

2025年05月08日02:30:15 健康 6862

2024年10月12日，江西省贛州市寧都縣洛口鎮梅江灌區團結水庫。朱海鵬/視覺中國/圖

飲水思源，2025年4月27日，《飲用水水源地水環境質量標準》（以下簡稱《標準》）公開徵求意見截止。這部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國家標準在編製說明中提到：以保護人體健康為目標。

這也是我國第一部飲用水水源地水質標準。

沿著水龍頭上溯，水源大多取自江河湖庫等地表水以及水井等地下水。長期以來，水源地監管主要依據《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 3838-2002）、《地下水質量標準》（gb/t 14848-2017），但對於飲用水水源地的管理要求而言，二者顯得「過時」——指標不足以涵蓋人體健康，個別指標甚至「打架」。

1972年，北京官廳水庫開始治理，標誌著我國水污染防治起步。幾十年間，許多城市的水源地歷經變遷。1997年，官廳水庫退出飲用水水源地，目前仍面臨富營養化威脅；上海「找水」20年，取水口不斷沿黃浦江而上，最終改到長江口；廣州流溪河污染後，不得不捨近求遠，從西江、東江、北江引水；杭州跨越百公里，從千島湖引水。

近年來的水源地保護專項行動、機構改革和水質健康基準的最新研究成果為《標準》奠定了基礎。「但老百姓何時能打開龍頭即為直飲水？」夏青反問。他是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兼總工程師，從事水源地標準工作近40年。「從源頭到龍頭」的飲用水全過程標準體系才剛剛起步，《標準》只是其中一個里程碑。

標準加減法

夏青表示，「源頭到龍頭」，飲用水安全管理的全過程可分為三段，第一段是從水源地到自來水廠，第二段是自來水廠從入水到出水，第三段是從自來水廠出水到居民的水龍頭。

第一段正是在徵求意見的水源地《標準》，第二段是針對自來水廠出水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 5749-2022)，《標準》與之對齊，高氯酸鹽等被納入。

聚焦人體健康，《標準》新增了多種農藥，以及塑化劑、全氟化合物（pfass）等公眾耳熟能詳或頻上熱搜的新污染物。

除了新增欠缺的指標，《標準》還刪除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標準中的一些指標。例如，因認為「與飲用水水源功能關聯性較弱」，《標準》未納入溶解氧、化學需氧量、總磷、總氮等常見的水質指標。

不過，對於溶解氧，上海理工大學環境與建築學院教授李聰有不同看法。溶解氧雖然對人體健康沒有直接影響，但可指示生物存活。經驗豐富的魚塘養殖戶曾告訴李聰，當溶解氧大於5mg/l時，魚的狀態很活躍，一旦小於3mg/l，魚死亡率特別高。「如果水源地沒有魚類存活，那麼也不適合人喝。用溶解氧指標可以很簡單地判斷。」

除了對健康指標關注不夠，地表水和地下水兩項國家標準還有矛盾之處，僅有63項指標相同，其中18項的限值存在差異，要進行繁瑣的調查，以區分水源到底是地表水還是地下水、比例各是多少。北京保護健康協會健康飲用水專業委員會會長趙飛虹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肉眼很難鑒別，要通過地質調查觀察水從哪個岩層中冒出，並檢測地表水和地下水特有的指標。

但對於自來水廠而言，水源來自地表還是地下其實無所謂，水處理工藝大致相同，出廠水達標即可，最好統一。

回看我國治水的歷程，水源地《標準》的出台也是「水到渠成」。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付青曾在「長江大講堂」講座總結：我國水源地調查評估工作開展於2006年，前一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敲響了水源地保護的警鐘。

我國水環境管理早年以管控污染物總量為主，但效果有限，黑臭水體仍屢見不鮮。2015年，「水十條」實施，直接將水體改善程度作為考核標準，從「總量控制」轉向改善環境質量。

李聰回憶，在「十二五」（2011-2015年）規划水專項行動開展之前，她到南方一個地級市考察，當地飲用水水源地甚至是劣v類水，還有許多水源地是iv類。原因是《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雖要求水源地一級、二級保護區應分別達到ii類、iii類水質，但這項規定並不具備強制性。

2015-2020年，水源地環保與管理的標準規範陸續頒布，專項行動連年開展。2021年之後，水源地保護由日常管理向風險防控轉變。

科研成果也奠定了制定《標準》的科學基礎。《標準》編製說明介紹，標準起草組整理了2015-2023年間我國4128個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共計約1096萬個監測數據。根據我國人體健康暴露參數，二十餘種污染物的人體健康基準值被重新計算。

《標準》呼之欲出，約束也更嚴格。《標準》採用單因子評價法，任意一個指標超過限值，即不符合標準。

「必答題」和「選答題」

《標準》納入了25項基本項目、72項特定項目和50項調查項目，對應不同的監管要求。

基本項目可以理解為「必答題」，是所有水源地都要監測的指標，應開展日常監測。

特定項目是「選答題」，反映地區飲用水水源地水質特徵、在一定時間或特殊情況下存在、具有一定的毒理學或感官效應，或具有一定檢出率的項目，應開展定期監測。

調查項目則是在局部地區飲用水水源地或特定時間出現、具有一定健康效應但檢出率較低或尚不明確，可擇期、擇項開展調查。

「老百姓關心的是標準納入的污染物全不全，國內外已有健康基準的項目都應納入。雖然目前項目數量較多，但一分類可能就降低了約束力。」夏青建議，《標準》應取消項目分類，對所有項目一視同仁。

比如特定項目中的「藻毒素」這一指標，在地表水標準中就有，但過去未產生太大危害，實際執行中無需嚴格監測和執法。

藻毒素因水源地水體富營養化導致。過量藻毒素進入人體，能引起腹瀉、神經麻痹、肝損傷，促發肝癌，嚴重者可發生中毒甚至死亡。

讓夏青驚訝的是，在南水北調治污任務完成十年後，南水北調中線總乾渠水質受季節性藻類暴發困擾，在黃河以南的主幹渠，有18個水閘重重把守，阻礙藻類北上，已具有一萬噸/日的撈藻能力。作為規劃和標準專家，夏青稱「深感自己未盡到責任」。

中國工程院院士曲久輝等人於202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也提到，湖庫型水源地服務了全國近一半人口。但近三十年來，湖庫富營養化及其引發的水華頻發，已嚴重威脅水生態系統健康與飲用水安全保障。藻類喜愛溫暖、光照的環境。在氣候變化背景下，全球68%的大型湖泊夏季藍藻水華強度增加。

對此，夏青建議，水源地《標準》中，藻毒素這一指標應該被提到更高優先順序。

李聰發現，「選答題」中，有的污染物並不少見。

例如雙酚a，即人們常說的「塑化劑」，被廣泛用於塑料製品，這是一類內分泌干擾物，能影響人的生殖系統和發育，也只屬於調查項目。

一位水環境衛生專家稱，近年來，我國使用的農藥種類還在不斷增加，《標準》僅納入十幾種農藥，幾乎都屬於特定項目和調查項目。作為對比，日本對水源地監測102項農藥，除了限制單獨項目，還規定了所有農藥加總後的限值。

有的新型污染物因為環境基準不明、科學研究不足等原因，暫未被納入，比如磺胺類抗生素。李聰舉例，水產養殖業分布在全國各地，甚至在內陸的新疆也養殖「海鮮」，可能導致水體中的抗生素超標。

也有論文提出，水源地中檢出抗生素。這些新型污染物雖然在水體中的濃度通常較低，但由於其持久性、生物累積性和高毒性，對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具有不容忽視的潛在風險，是當前國內外關注的重點。

李聰擔心，如果把這些污染物歸入到特定、調查項目中，檢測頻率低甚至不測，削弱了《標準》的約束力。

2024年9月18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地丹江口庫區附近，湖北十堰丹江口市官山鎮呂家河村，立有「絕不能讓一滴污水進入河庫」告示牌。張啟龍/視覺中國/圖

「定期監測」的頻率不夠清晰

《標準》頒發後，檢測頻率和能力是業界關注重點。

夏青提醒，《標準》對「特定項目」和「調查項目」的執行還不夠清晰。例如「定期監測」的特定項目，並沒有說明「定期」的頻率。

《標準》的編製說明稱，飲用水水源地水質監測方案，按照國家生態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年度實施方案及相關要求進行。建議對基本項目開展月/季度監測，對特定項目開展每年/兩年的定期監測，對調查項目可擇期、擇項開展調查。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原院長馬中稱，水源地的大部分指標長周期、低頻率的監測方法存在風險。歷史上多起飲用水污染事件，大都因為發現不及時，造成很大損害。他建議對所有項目普遍提高監測頻率。

新增的指標和檢測頻率，將給水源地管理者和自來水廠帶來更高的成本。「飲用水安全牽一髮而動全身，中國的水價政策可能也要作相應調整。」馬中說。

一位水廠廠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按照行業標準《城市供水水質標準》要求，水廠每日對進廠原水檢測十幾項指標；每月對取水口檢測一次，共二十多項指標；每年邀請有資質的第三方檢測單位全面檢測近百項指標，豐水期和枯水期各一次，每個水樣的檢測費2.2萬-2.3萬元，河網水源地至少要在取水口和上下游各取三個水樣，湖庫型水源地的取樣點則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