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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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每當談及古代歐洲軍事，羅馬軍團是繞不開的話題。可雖然很多人世人言必提羅馬軍團，但其實卻缺乏對其真正的了解和認識，將不同年代、不同社會基礎、面對不同敵人的羅馬軍團混在一起評論，以偏概全、張冠李戴盲人摸象的情況非常常見。動不動就說羅馬軍團如何正規化、如何職業兵，然後默認中國古典軍隊都是一些缺乏訓練的農民動員兵。之前，冷兵器研究所用《一個羅馬軍團里有多少人？屋大維為何說有50萬人為他服役》一文，為大家總結了羅馬軍團在千年里的規模和結構的變遷，以及組織與規模的變化。本文則要從坎尼會戰到扎馬會戰，說一說羅馬軍團的專業度和職業化到底如何？
坎尼之戰是第二次布匿戰爭中最關鍵的會戰，此次會戰是羅馬共和國自建立之後經歷的最慘痛失敗。按照特奧多爾·蒙森所著《羅馬史》的說法， 參戰的羅馬軍團士兵共計76000人，戰死者多達七萬，除此以外，執政官路奇烏斯·鮑魯斯、前任執政官格涅烏斯·塞爾維烏斯，三分之二的官員以及八十名元老級人物均戰沒於此。
由於當時羅馬實行公民義務兵制，戰敗消息傳回羅馬城後，羅馬人「幾乎沒有一家人不為自己的某一個親人而哭泣的。」
然而，即使遭遇如此重創，羅馬仍未選擇向迦太基俯首稱臣。14年後的扎馬會戰中，羅馬將領西庇阿擊敗迦太基名將漢尼拔，迫使後者與羅馬簽訂和約，和約規定，迦太基需向羅馬交出所有戰象、戰船，以五十年為期繳納戰爭賠款，並承諾自此之後發動戰爭必須要經過羅馬同意，自此，迦太基從一個商業國家退化成了一個不設防的商業城市。第二次布匿戰爭就這樣以羅馬的勝利作為結束。
在談及第二次布匿戰爭中羅馬的轉敗為勝的原因，人們最常提到的就是羅馬的「韌性」。的確，坎尼會戰並非羅馬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唯一的敗績，在此之前，羅馬已經先後於特拉比亞會戰（前218年）與特拉西梅諾湖會戰（前217年）中遭遇重創，損失大量有生力量。
在這樣的連番打擊下，羅馬並未屈服，而是繼續動員包括無產者在內一切可以入伍的潛在兵員，包括未滿17歲的男性公民、無產者乃至囚犯，在元老院的支持下，羅馬甚至動用國庫購買了八千名奴隸編入軍隊。羅馬人對於國家潛力的挖掘和動員，是其贏得戰爭勝利的關鍵。
可是，有一點卻經常被人們所忽略：作為羅馬共和國的標誌性力量，羅馬軍團，其建制和戰術在布匿戰爭中也在逐漸走向成熟，成為後世人們所熟知的那支強悍兵團。
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說法，在討論羅馬軍團時，不少文獻都認為，其本身除了軍事職能外，更是一種「行政組織」。的確，追溯羅馬軍團的形成之初，其行政功能甚至要超過其軍事價值。王制時期的羅馬，其軍事組織極為原始，國王將羅馬劃為20個部落（tribe），每個部落再次細分為4個百人隊（century）。
一旦有戰事爆發，各部落便以百人隊為單位承擔兵額。這種徵兵方式延續到了羅馬共和國建立之初，此時，末代國王塔克文·蘇佩布已經被放逐，羅馬改由兩名先導官（即後來的執政官）共同處理政務、軍務。部落數量也增至21個。
因此，整個羅馬能夠提供84個步兵百人隊，6個騎兵百人隊，以及5個輔助百人隊。在此之後，羅馬軍團因地區衝突進行過多次改革，增加了中隊(maniple) 這一中間單元，到馬略改革時期，又增加了大隊（cohort），但從性質上來看，無論是「百人隊」還是「軍團」，都有著濃厚的軍政一體色彩，既用於戰爭動員，同時也是羅馬公民進行投票時的組織單元，隨著羅馬疆域的逐漸擴大，其統治範圍內能夠動員的力量也日益增加，而這種百人隊-軍團的組織架構，也因循了下來。
《西方戰爭藝術》就盛讚羅馬軍團這種組織形式，稱「行政組織是羅馬人系統得以增強的另一個要素......當羅馬人擴充其軍隊時，就增設軍團，這樣就為任何大型野戰軍對提供了良好的組織和管理」。
可問題也出在這裡，此時的羅馬軍隊中，「軍團」並非獨立的作戰單元，而只能被稱之為行政組織。作戰時，無論羅馬出動了多少個軍團參戰，他們依舊是以一個整體進行部署和作戰。而其中的百人隊，就更是如此，除了日常管理外，在大規模的會戰中，百人隊並不獨立承擔軍事任務。
這種缺陷，在坎尼之戰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坎尼之戰中，雙方的軍力有著不小的差距。羅馬方面派出了8個羅馬軍團，和與之數量相當的同盟軍——一般來說，羅馬出兵時會要求盟友提供與軍團數量相等的同盟軍，並配備三倍於羅馬的騎兵作為補充，然而，由於迦太基方除了本勢力的騎兵外，還擁有精銳的努米底亞（Numidian）輕裝騎兵作為支援，騎兵總數多達一萬，因此在騎兵數量和質量上，羅馬的六千名騎兵依舊處於劣勢。
在步兵方面，羅馬卻佔據絕對優勢，16個軍團的配置讓其擁有將近5.5萬的重裝步兵，再加上數量在8千以上的輕步兵，使得即使算上騎兵，羅馬的總軍力仍超過迦太基一倍有餘。一旦戰局陷入膠著，羅馬似乎很容易就能依靠兵力優勢壓垮對手。
可騎兵的威力依舊不可忽視，雖然此時的騎兵並非後世的完全體狀態，但由於機動性的優勢，一旦衝擊步兵方陣薄弱的兩翼及後背，極有可能逆轉雙方的形勢。因此，坎尼會戰中羅馬方的指揮者執政官特倫提烏斯·瓦羅讓羅馬軍隊擺出史無前例的大縱深陣型，羅馬方陣中每一支中隊都被拉長至極限。
德爾布呂克認為，此戰中羅馬步兵陣的正面寬度最多為八九百米，而縱深則在70人左右，這甚至比當年在留克特拉之戰中，陣型厚度已經超級加倍的底比斯聖軍還要多五分之二。
平心而論，依靠大縱深抵抗騎兵衝擊並非是一種異想天開的方式，事實上，對比希臘、羅馬軍隊的方陣可以發現，正是因為經常與以騎兵見長的蠻族交戰，羅馬極少會擺出寬而薄的陣型。而一千多年後，勃艮第戰爭中嶄露頭角的瑞士方陣，也是以大縱深陣型對抗已然武裝到牙齒的板甲騎士。可問題在於，他們遇到的是自幼就將羅馬視為寇讎，又對其無比了解的名將漢尼拔。
戰鬥爆發後，羅馬右翼的騎兵很快就被迦太基重騎兵驅離戰場，隨後，左翼的騎兵部隊在敵人輕重騎兵的包夾下也很快亮了白旗。此時，迦太基軍陣中央的步兵方陣被羅馬重步兵以優勢兵力壓制，節節敗退。按照以往的戰例，只要中軍被突破，失去勇氣的重步兵很快就會潰退，乃至引發更嚴重的連鎖反應。
但也正是在此時，被漢尼拔部署在兩翼騎兵身後，之前並未參與戰鬥的阿非利加重步兵加入戰鬥，對羅馬軍隊的兩翼施加攻勢，而已經戰勝對面同行的迦太基、努米底亞騎兵，也在此時以遠程投射武器不斷襲擾羅馬軍隊的背後。
在這樣的包夾下，羅馬方陣會快便被遠少於自身的敵軍包了餃子。有人可能會覺得奇怪，在兵力明顯佔優的情況下，被包圍者難道不能讓後方士兵阻擋敵人，同時集中兵力向前突擊么？答案是，能，但這種操作並非此時的羅馬兵團可以做到的。
過去我們經常有一種錯覺，將希臘重步兵、羅馬軍團視作百里挑一的精銳，然而實際上，除了完全不必從事生產的斯巴達人外，早期希臘城邦制下的重步兵，在脫掉一身鎧甲後搖身一變就會重新變為手工業者、商人或者富農，他們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職業兵。
只有等到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隨著大量僱傭兵的崛起，希臘重步兵才最終走向職業化。而羅馬人的情況也是類似，在馬略改革之前，公民兵制度才是羅馬軍制的核心，士兵們只需要承擔一定時間的兵役，就意味著職責的完成。雖然與蠻族相比，羅馬軍隊已經是訓練整肅的精銳，但在面對迦太基這樣一個同一水平的對手時，公民兵的短板無疑被暴露了出來。
坎尼會戰時期，羅馬方陣往往排列成如同期盼一般的格子陣型，以青年兵-壯年兵-老年兵為順序排列成三縱列。青年兵接敵後，壯年兵會以支隊（由兩個60人連隊組成，老年兵減半）為單位填充戰線中的間隙，以防陣型出現漏洞導致士氣崩潰，而最後一排的壯年兵，也會在前一列出現空隙時再次進行補充。
對於方陣來說，橫向寬度越長就越難以協調運動。《尚書·周書》裡面記載武王伐紂的《牧誓》就提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意思是，軍隊行軍不超過六、七步，就要停下來重整隊形，這正是因為當時武王讓三百輛戰車一字排開對敵。
相反，縮窄方陣寬度在得到更大隊形縱深的同時，也能提高方陣的靈活性，這種中隊戰術無疑更加適合當時的羅馬，每一個青年兵支隊都能獲得背後兩支壯年兵支隊的支援，而壯年兵同時也可以以來身後的老年兵作為支撐。如此一來，困擾步兵方陣的士氣問題可以得到暫時的解決。可無論是希臘方陣還是使用中隊戰術的羅馬軍團，其軍隊主體都是公民兵。這一現實條件在當時是無法改變的。
當羅馬方陣的左右及後方都遭到敵人的進攻後，羅馬軍隊瞬間陷入動彈不得的困境中，這是因為，各支隊雖然看上去是獨立的編組，但在大型會戰時，指揮官很少會將指令下達到具體的某個支隊，至於支隊旗幟，此時雖然已經出現，但其在訓練中的用途顯然要更加重要。作戰時，各支隊往往會在百夫長的帶領下對陣線進行填充，這在正面交鋒中顯然已經足夠。
然而，坎尼會戰時顯然是個例外，特倫提烏斯即使能夠注意到敵方騎兵、步兵的包圍戰術，他既沒有足夠的時間，也沒有成熟的方式去調動足夠數量的老年兵支隊去防禦和阻擋敵人。而直接指揮一整支軍團轉向迎戰就更不現實，16個軍團已經在前方接敵，抽調任何一支都可能造成戰線的崩潰。畢竟，身處戰陣中的士兵往往是非理性的，一旦周遭有友軍從正在廝殺的鋒線撤離，對己方士氣的打擊是巨大的。
此時羅馬軍團指揮官所面臨的窘況，就好像你在全面戰爭系列遊戲里即將遭遇敵人的圍攻，卻發現自己所控制的並非一個個可以獨立操控的戰術單位，而是一整個已經與敵人交戰的大方陣。
於是，當大批敵人湧入方陣空隙後，本來身處後排的老年兵以及中間的壯年兵，只能在混亂中各自為戰，而一旦失去壯年兵、老年兵支援，頓感背後一涼的青年兵也必然放棄繼續向前進攻，轉而改為防守，整個方陣瞬間失去了繼續指揮的可能。
至於扎馬會戰的情況，則是另一種情況了。
前面我們提到，羅馬所實行的是公民兵制度，此制度又可以稱為普遍兵役制。理論上來說，全體公民都有承擔兵役的義務，至於具體由誰應召需要抽籤決定。但隨著戰爭規模的加劇，羅馬士兵往往前往阿爾卑斯、西班牙、亞洲等遙遠地區，對於富庶的羅馬公民來講，出錢由他人承擔兵役無疑比自己冒險更加划算。
因此，一種實際意義上的職業兵制在羅馬逐漸成型。而對於統帥而言，他們正面對嚴峻的軍事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嚴守義務兵的徵召時限無疑是一種自損八百的行為，畢竟，沒有哪個將領會願意讓人用還未見過血的新兵，換走自己麾下作戰經驗豐富的老兵。正因如此，將領們更傾向於徵召經驗豐富的老兵參加戰鬥，這種頻繁徵調老兵的方式對這些將士們而言無疑是不公平的，但在外敵入侵的威脅下，人們總是會因為恐懼而無視所謂的公平。
不過，為了籠絡這些老兵，將領們往往也會許諾以豐厚的軍餉和戰利品作為激勵，受到這些獎勵的鼓舞，不少已經服役十多年的老兵也願意重新參戰。第二次布匿戰爭後期，西庇阿所指揮的軍隊中，這類老兵的數量已經遠超坎尼會戰時期了。按照李維《建城以來史》的說法，來自坎尼會戰中戰敗的軍團殘部，以及之後數次會戰徵募、搜羅的老兵，以及部分徵召兵共同構成了西庇阿的軍隊。
另一個不同之處則在於將領，羅馬軍隊的指揮者為執政官，與通常意義上的「將領」不同，執政官其實是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元首。但奇葩之處在於，為了限制執政官的權利，羅馬執政官有兩位，同時，其任期只有一年，以這樣的官職領兵，是典型的「兵無常帥，帥無常師」（是不是有點像宋代的更戍法）。
這就導致執政官們往往對軍事事務所知不詳，而彼此間的牽制和種種政務往往也會消耗兩位執政官的精力。一邊是對軍事並不諳熟的政客，一邊是西方歷史上最傑出的軍事天才漢尼拔，羅馬軍事指揮上的劣勢可想而知。而扎馬會戰的情況則要好上許多，為了對抗迦太基這一宿敵，曾經固執古板的羅馬元老院幾乎如同找到救命稻草一般為那些可以抗衡漢尼拔的將領，在西庇阿之前，他們史無前例的授予昆圖斯·費邊·馬克西姆斯·維爾魯科蘇斯以獨裁者之職，授權其以毀譽參半的拖延戰術阻擋敵人。
而西庇阿雖不是獨裁官，但卻在31歲被選為西班牙地區將軍（通常情況下，此職務的年齡下限為40歲）、代行執政官，（僅次於執政官的官職，若執政官在任期內死亡或遭到彈劾下野，代行執政官立即轉為執政官）。
更逾制的是，這兩個職位的任職時間一直持續到迦太基人徹底從西班牙撤出為止，而在扎馬會戰前，西庇阿更是被授予統御阿非利加軍隊的權力，任期持續到戰爭結束為止。
持續的戰爭讓西庇阿能夠穩定徵集獲得富有經驗的老兵，而無任期限制的職位，則讓其影響力在軍隊中持續發酵。從穩定性上考慮，這種極強的個人威望的確可能造成對羅馬政體的反噬，但同時，這卻讓這支羅馬軍隊更加的如臂使指。扎馬會戰中，羅馬軍團依舊是以三橫列迎敵，各支隊之間預留一定空隙。
但細節卻有不同，第二列壯年兵及第三列老年兵並不負責支援第一列的青年兵部隊，而是在迦太基方指揮精銳步兵包抄時同樣從兩側迎擊。可以想見，此時的羅馬軍團中，即使是所謂的青年兵，也並非需要依靠後方的數量優勢作為支援的新兵，而置於後排的壯年兵與老年兵，也已經可以迅速機動至方陣兩翼。
扎馬會戰雙方的軍力對比與坎尼完全相反，迦太基擁有更多數量的步兵，而羅馬由於有同盟的支持，在騎兵的數量上遠勝迦太基。唯一的不同點在於，羅馬軍隊的騎兵在擊敗迦太基騎兵後，並沒有立刻支援處於劣勢中的步兵，而是繼續追擊敵人，可以想見，在這一階段，如果羅馬軍團被迦太基包圍，很有可能會重現坎尼會戰的慘劇。但漢尼拔的這一戰術最終沒能成功，因為此時的羅馬軍團已經由一支傳統的公民軍隊逐漸轉變為職業軍團了。
參考文獻：
- 童良凱《羅馬共和至帝制初期軍團研究》
- 王寧《羅馬共和國中、後期軍事後勤體系及特點》
- 《戰爭藝術史》
- 《西方戰爭藝術》
- 《圖解世界戰爭戰法》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創稿件，主編原廓、作者披瀾讀史，任何媒體未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違者將追究法律責任。部分圖片來源網路，如有版權問題，請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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