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12月1日，正是澳大利亞作為炎熱的季節，不少人都會選擇來到海邊度假，享受美好的時光。
但就在早上6點鐘的時候，一對夫妻在海邊玩耍時，發現了一具十分神秘的男屍。
之所以會這樣說，是因為這具男屍穿著十分乾淨得體，就連腳上的皮鞋都擦得鋥亮。
更讓人感到奇怪的是，在這具男屍身上除了一段神秘代碼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線索。
美國警方追查了多年，都沒有查到他的真實身份。
直到73年後，這具男屍的身份才徹底查清。
那麼，這具男屍的真實身份究竟是什麼？他為何會出現在海灘上？他身上的那段神秘代碼又代表著什麼？
薩默頓海灘男屍
1948年11月30日，太陽的光線直直地照射在南半球上，炎熱的氣溫簡直讓人無法忍受。
珠寶商人克里斯和妻子勞拉看著屋外的大太陽，決定來到位於澳大利亞的薩默頓海灘度假。
這天晚上7點，克里斯和勞拉手牽著手走在沙灘上散步，他們看著一望無際的大海，心情感覺十分舒暢。
就在這時，勞拉發現前面的沙灘上躺著一名男子。那名男子雙腿直直地伸著，兩條胳膊互相交叉著。
勞拉和克里斯站在那裡，看到那名男子的右胳膊突然抬了一下，隨後又很快放了下去。
原本，勞拉是想要過去問一下那名男子，是不是需要幫助。但卻被丈夫克里斯制止了。
克里斯告訴勞拉，那名男子說不定就是一個喝醉酒的酒鬼或者是躺在那裡休息的，不用過去了。
在克里斯的勸說下，勞拉決定放棄過去查看情況。
只不過，在他們臨走時，勞拉回頭看了一眼那名男子，發現他的臉上趴了一隻蒼蠅。
看到這一幕，勞拉也認為那名那只是個醉鬼，便放心地跟丈夫離開了。
次日的6點多鐘，克里斯夫婦在結束晨後返回，竟然又發現了昨天晚上的那名醉漢。
只不過這次，醉漢旁邊圍了許多人。
出於好奇，勞拉帶著丈夫走上前查看情況，發現地上躺著一名雙腿交叉，頭靠海邊的男子。
而這名男子所在的位置，恰好就是勞拉和克里斯昨天晚上遇見醉漢的地方。
只是昨天晚上，他們並沒有看清醉漢的樣子，因此無法確定眼前的這名男子是否就是醉漢。而克里斯在和周圍的人經過交談後得知，這名男子已經死亡，屍體都變得十分冰涼。
在他的右邊衣領上，還有一根抽了一半的煙。
看到這根煙，勞拉想起了昨天晚上他們遇見醉漢的時候，對方的右手抬了一下。
隨即，勞拉和丈夫撥打了報警電話，將具體的情況告訴了警方。
警方接到報警後，很快便來到了海灘上，見到那名男子。
病理學家約翰.克里蘭也跟隨警方來到了案發現場，並對那名男子進行了檢查。
通過檢查，他發現這名男子具有英國人的特徵，身高大約是在180厘米左右，年齡大約是在40至45歲之間。
男人身上穿的衣服非常高檔，但同時也讓人感到非常奇怪。
當地的天氣非常炎熱，不少人都穿著清涼的比基尼或者是短袖短褲，但這名男子卻穿著全新的褐色的套衫跟時髦的雙排紐扣外套。
脖子上的領帶也是全新的，就連腳上的皮鞋都擦得鋥亮，臉上的鬍子也颳得很乾凈。
只不過他並沒有戴帽子，在當時的澳大利亞，幾乎人人出門都會戴帽子。
通過對屍體的檢驗，約翰發現他的體內有大量出血的跡象，很顯然不是自然死亡。
對此，約翰推測男子很有可能是死於中毒。
可很快，他便在男人的胃裡，發現了男人死前3至4小時內吃的餡餅外。經過化驗，男人所食用的餡餅沒有毒。
就在約翰對男人的屍體進行檢查時，警方也從克里斯夫婦和另外一對夫婦口中得知了昨天晚上的一些情況。
昨天晚上7點時，男人的右手抬了一下，這個時候的男人很有可能還活著。
但到了7點45分的時候，另外一對夫婦散步碰到男人的時候，並沒有發現他抬手，而是一動不動地躺在沙灘上。
因此，警方推測男人的死亡時間很有可能是在12月1日的凌晨2點鐘左右。
但讓警方奇怪的是，男人身上沒有攜帶任何的身份證明，衣服上的標籤也全都被剪掉。
就在這時，警方在發現男人屍體的沙灘下面找到了一張被掩埋的汽車票。
這張汽車票是從阿德萊德市前往聖里昂納多站的，距離發現屍體的地方只有1100米左右。
與此同時，法醫還從死者的口袋裡發現了一小片捲起來的紙張，上面寫著「塔曼，舒德」的字樣。
根據圖書館專家的辨認，這兩個單詞來自於古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所作的長詩《魯拜集》的最後一頁，意思是「結束」。
而《魯拜集》的主題是說一個人應該活到生命的最後，去世時要無怨無悔。
這兩張紙片是沿著兩個單詞的邊沿處，很規整地裁剪才來，背面全都是空白。
根據這些線索，警方推測男人的死亡真相很有可能會因此在《魯拜集》當中。
於是，他們便在澳大利亞尋找這本《魯拜集》的線索，並將紙張的照片公之於眾，希望市民能夠向警方提供線索。
可消息發布後，警方並沒有收到任何關於這本《魯拜集》的消息。
更讓他們感到頭疼的是，死者的真實身份還沒有確認，當地的媒體在案件發生後的第二天，便對此案進行了報道，聲稱死者是當地一名叫做約翰遜的45歲男子。
隱藏在《魯拜集》中的「秘密」
報道發出後，約翰遜本人便帶著自己的身份證明來到了警局，當中眾多媒體雜誌的面表示自己沒有死。
而警方發布了死者的照片後，警局裡便來了許多自稱認識這名男子或者是見過他的人。
警方在核查後，發現他們所說的跟事實並不相符。案件到了這一步，似乎已經進入了一個死胡同。
正當警方感到十分頭疼的時候，案件卻出現了新的轉機。
1949年的1月，阿德萊德火車站的工作人員發現了一個在1948年11月30日中午11點存入車站寄物處的褐色手提箱。
箱子上的標籤已經被人取走，裡面的衣物和刀子等一些工具都完整地放在箱子里。
箱子被送往警局後，警方在經過檢查後發現，衣物上可辨識的標誌被人基本上全都被人給撕掉了。
他們只在一條領帶、一個洗衣袋和一件襯衫上發現了了「T· Keane（基恩）」或「Keane」字樣，另外還有三個乾洗記號 ：1171/7、4393/7 和 3053/7。
對此，警方懷疑是有人故意將「Keane」字樣的標籤留下來。但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他們也不得而知。
隨後，警方又在箱子里發現了一卷橘色的蠟線。
根據調查，這卷蠟線並沒有在澳大利亞銷售過，而巧的是死者的一隻褲帶正是用這種線縫補的。
這也就說明，箱子的確是薩默頓海灘上的那具男屍的。
但警方並沒有找到一個名為「T.基恩」的失蹤男子。同時，關於那三個乾洗號，他們也沒有任何調查結果。
在這個手提箱里，只有一件美國生產的外套是最具有價值的線索。
這種外套在製作時，需要定製者試穿。因此，警方推測死者很有可能在美國呆過。
隨即，警方調查了當天的火車記錄，他們發現死者是乘坐隔夜的火車從墨爾本來到阿德萊德的。
死者在到達阿德萊德後，先是在火車站附近的浴室洗了澡，颳了鬍子，然後返回火車站購買了上午10點半左右前往亨利海灘的車票。
可不知道為什麼，他竟然錯過了這輛車，並且還把手提箱放進了車站的寄存處，緊接著又改乘汽車前往薩默頓海灘。
死者為何要這樣做，警方在一番調查後，也沒有頭緒。
就在這個時候，一名醫生來到了警局，向警方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
原來就在不久前，他在翻看報紙時，突然想到在1948年11月30日的晚上，一本《魯拜集》出現在他的汽車后座上。
當時，醫生下車去買咖啡，車門並沒有鎖就停放在沙灘上，等到他回到車後才發現。
醫生拿起書，隨意翻看了一下，發現書的最後一頁被人撕掉了「結束」兩個字。
對此，醫生並沒有注意，而是將那本《魯拜集》隨意的仍在汽車後備箱里。
直到他看到了報紙上的新聞，才猛然想到自己車子上莫名出現的那本書。
警方從醫生手中拿到書後，立即進行了顯微對比。
最終，他們確認了死者褲子口袋裡的小紙片正是從這本書上裁剪下來的。
除此之外，警方還在這本《魯拜集》上發現，有人用鉛筆寫下了五行很模糊的字母。
經過觀察，警方懷疑這可能是某種密碼。
於是，他們便請來了密碼專家進行破譯，但最後卻並未成功。
到了1978年，澳大利亞國防部人員對這串數字進行分析後得出了結論，這些符號很有可能是構成複雜的替換式密碼。
除了這些模糊的字母外，警方還在書本的背面發現了一個字跡十分潦草的電話號碼。
經過調查，這個電話號碼屬於一個居住在格雷爾地區的女子。
這名女子曾在「一戰」期間當過護士，並且她家的位置距離案發現場只有800米。
通過這名女子的描述，在1945年的時候，她曾在悉尼的一家醫院工作，當時她曾將一本《魯拜集》送給在澳大利亞海軍運輸部服役的伯克薩中尉。
戰爭結束，女子便搬到墨爾本居住，並結了婚。
婚後，女子曾收到過伯克薩的來信，這讓她感到很高興，不過在回信當中，她告訴伯克薩中尉，自己已經結婚了。
這封信寄出去後，對方並沒有再回信。
直到1948年年底，女人從鄰居口中聽說有一個神秘的男人曾打聽過她的下落。
對此，警方認為女人一定和這起案件有關係。
但當他們通過屍體製作出死者的半身石膏模型，請女人來辨認時，她先是露出了十分驚訝的表情，但隨即又表示此人不是伯克薩，自己並不認識這個人。
事後，根據警方的調查，發現伯克薩不僅還活著，並且還擁有一本完整的《魯拜集》，最後一頁上的「結束」二字也完好無損。
就在警方準備離開時，女人找到他們，希望警方可以不對外公布她的名字。
對此，警方表示理解，也照女人所說的做了。
只不過，他們的做法卻讓後續的調查失去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
而關於這起案件，坊間更是有了各種各樣的傳聞。
其中，流傳最廣的就是間諜論。
由於死者死亡的地方距離伍默拉很近，而伍默拉又是一個絕密的導彈發射地點。
因此，有不少人猜測薩默頓海灘的死者是一名被毒死的蘇聯間諜。
隨著時間的推移，關於薩默頓海灘死者的線索也沒有出現，甚至開始出現了一些更加離奇的說法。
死者身份
時間轉眼到了1995年，距離發現薩默頓海灘死者已經過去差不多半個世紀了。
正在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念書的德克里，偶然間從一本雜誌上發現了這起案件，立即便對其產生了非常大的興趣。
隨後，德克里更是成立了一個專門的研究小組，對這起案件展開了長達十多年的追蹤和調查。
在追查的過程當中，德克里與美國刑偵界著名的法醫科琳合作，使用了最為先進的技術，利用薩默頓海灘死者的DNA建立了一個十分完整的族譜體系。
從這份將近4000多條血緣關係當中，德克里與科琳經過長時間的努力，將這份族譜一步步縮小，最終鎖定到了一個名叫卡爾.韋伯的人身上。
根據調查，卡爾.韋伯是家族當中最小的孩子，1905年的時候出生在墨爾本的郊區，成年後與蘿西.羅伯遜成為了夫妻。
韋伯之所以會從墨爾本到阿德萊德，很有可能是來尋找自己分居多年的妻子，蘿西
2021年，德克里為了破案，準備再次申請挖掘薩默頓海灘死者的遺體，進一步對死者的身份進行驗證。
為了確定薩默頓海灘死者的身份，德克里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有人認為他這是小題大做，但德克里卻認為自己的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他看來，如果薩默頓海灘的死者是一名被精心策劃毒殺的外國間諜，那麼自己的工作就非常有意義。
即便死者只是一名突然去世的普通遊客，他的身份依然很重要。
確認死者的身份，是為了給生者帶來安寧，這便是德克里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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