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學華原創作品
上面這張照片是一個美國記者拍攝的，照片中這個滿臉微笑的人，叫朱大同，他正要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罪名是漢奸。
然而，誰都不知道，這個漢奸居然是奉命潛伏敵營的地下黨。
看過諜戰劇《風箏》的人都知道，軍統六哥鄭耀先是我黨打入敵人內部的一顆棋子，在敵營中「潛伏」鄭耀先，一次次成功避過戴笠和毛人鳳的懷疑，在特殊情況下，不惜將自己同志和愛人程真兒挫骨揚灰，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上線陸漢卿自殺身亡。
《風箏》只是電視劇，鄭耀先也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但是在真實的諜戰領域，確實有一位與鄭耀先相似的人物，他叫朱大同，可惜的是，這個被自己人痛恨的「叛徒」，卻在1949年5月11日被國民黨當局以漢奸罪槍決了，他留下了一張微笑著上刑場的照片。陳毅得知之後，心疼得大哭：他是我們黨的同志啊！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1907年，朱大同出生於安徽蕭縣王寨李樓鄉朱庄村，他家裡有幾畝地，父親除了種地，偶爾出去做手藝。七歲的時候，朱大同上了私塾，後來轉到國民小學讀書，他讀書非常用功，幾年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學，不幸的是，17歲這年由於家中出現變故，被迫中斷學業，經一個親戚介紹，到一家小學當了教員。
他在當教員的時候，還不忘學習，非常愛看書，而且喜歡看一些思想進步的書籍。那時候，受五四運動和國內革命潮流的影響，他的思想也在發生變化。1928年，21歲的他秘密入黨，並積極展開工作，培養其他黨員。由於他的工作能力突出，受到上級的認可，1931年，被委任為徐州特委巡視員兼蕭縣縣委書記。
此後，他還策划了一次起義，可惜由於其他一些原因，起義最終失敗了。
1934年是一個很關鍵的年份，在電視劇《風箏》中，紅色特工鄭耀先，就是這一年奉命打入敵營的。這一年，中央特科頒布了一道密令，那就是讓一部分地下黨員，用各種方式秘密滲透進敵營。
這一年，朱大同接到上級的指令，要他叛變革命，他當時就懵了，他是堅定不移的革命者，要他叛變革命，比要他的命還難。上級找他談話，說並不是真正的背叛，而是趁機「洗白」自己順利進入敵營，為將來的革命而努力。
朱大同明白了，要他潛入敵營。於是，他成功「叛變」了，投奔了一個在中統局的親戚，靠著出賣組織和同志，得到了中統的信任。有時候，他帶著中統特務大肆搜捕，比《風箏》中的鄭耀先積極多了。
不同的是，朱大同並沒有受到內部人的追殺令，因為高層知道他是奉命行事，被他「出賣」的那些人，都是革命意志不堅定而且有意向投敵的。
1936年，為中統立下汗馬功勞的朱大同，出任中統徐州特務室視察員。有一天，朱大同經過棗莊一家中藥鋪，發現了他認識的一個人，這個人叫郭子化，曾經是蘇魯邊區臨時特別工作委員會的書記，蘇魯邊區出過不少叛徒，很多同志都被抓了。朱大同懷疑郭子化已經叛變，於是親自帶人抓走了郭子化。其實郭子化並沒有叛變，他現在的身份是豫皖特委書記，正在策劃在鐵路和煤礦上組織革命力量。
朱大同在審問了郭子化之後，也心知抓錯了人，以親自押往徐州的名義，把郭子化帶到半路之後，就把人放了。不久，郭子化趕赴延安彙報蘇魯邊區的工作情況，然後就任蘇魯邊區特委書記，並與朱大同保持聯繫。
日軍佔領了棗莊之後，郭子化組織了多起抗日活動，並安排洪振海和劉金山等人，組織起了一支隊伍，那就是家喻戶曉的鐵道游擊隊。
郭子化的組織活動，得到了朱大同的配合，朱大同利用他的身份，給抗日武裝多次送去槍支彈藥。
1940年，朱大同成為國民黨當局蕭縣的縣長，在任上，他經常指使屬下製造與抗日隊伍的摩擦，卻每次都被抗日隊伍打得丟盔棄甲，最多的一次損失了兩百多條槍。
更有甚者，他還在大庭廣眾之下公然污衊人民政權和抗日武裝，不僅如此，他還親自帶著軍隊偷襲新四軍的辦事處，結果仍舊是失敗。
很多曾經與他共事的同志，都認為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大叛徒，卻不知他正是用這種失敗的手段，給我抗日武裝送槍支。在暗地裡，他受魯蘇邊區總指揮王仲廉的直接指揮。
1941年初，朱大同接到王仲廉的命令，鑒於抗日形勢的改變，他必須設法離開中統，轉而投向日本人，並獲得日本人的信任。6月，國民黨縣長朱大同，在與日軍作戰過程被俘虜，他為了活命，很快登報聲明，甘願成為日軍的走狗。從此，他這個中統特務變成了漢奸。隨後，朱大同被日軍任命為汪偽政權的蕭縣縣長兼清鄉大隊隊長，成了人們眼中徹頭徹尾的漢奸和賣國賊。
當他被老鄉們在背後戳脊梁骨的時候，他微笑著不說話，沒有人知道他微笑的背後，有多麼的苦澀。他清楚自己的職責，在投身革命的時候，他就明白，今後就是組織的人，組織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不管有多麼委屈和心酸。
作為中國人，他也想拿起武器好好與日本人干一仗，可是作為地下黨，他不能那麼做。就如《風箏》中鄭耀先試過的那句台詞：黨沒有讓他犧牲，他必須活著。
在大家的眼中，朱大同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狗漢奸。但在暗地裡，魯蘇邊區在她那裡得到了很多日軍的情報，還有大批的布匹和槍彈。
1944年底，眼看日軍大勢已去，朱大同辭去職務，到一個中學當了校長，而暗中，他卻率領組織起來的第七縱隊，與日軍作戰二十餘次，斃傷日偽軍數百人。抗戰勝利後，他以中統特務的身份，在鎮江、南京開辦開源煤礦，為組織籌集經費，並暗中發展黨員。1949年2月，他加入孫文主義革命同盟，任江蘇省支盟委員。「孫文主義革命同盟」負責人、前南京地下黨負責人之一的史永，給朱大同下了指令，讓他伺機策反鎮江一帶的國民黨地方武裝起義，迎接解放軍渡江。此前，孫盟組織曾經成功策划了國軍97師師長王晏清等人的起義。
朱大同在與鎮江一支國軍秘密接觸的過程中，由於消息泄露而被捕，隨後被押往上海。國民黨當局起初懷疑他是地下黨，可是審來審去，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但他們感覺朱大同的身份不一般，絕對留不得，考慮到朱大同曾經投靠日本人當漢奸，便以「漢奸罪」執行槍決。
5月11日，朱大同背插亡命牌被押赴刑場，在遊街示眾過程中，面對周邊群眾對漢奸的惡罵，他卻咧開嘴笑得很燦爛，彷彿不是被槍決，而是去參加一場盛宴。
正是他的這種無懼與坦蕩，引起了一個叫哈里森·福爾曼的美國記者注意，哈里森·福爾曼用他手中的照相機，摁下了快門，記錄下了這一張極其珍貴的「刑場上的微笑」。
當朱大同犧牲的消息傳出後，史永聞之扼腕痛哭：他是個好同志啊！
1950年，朱大同被追認為烈士，但是有人對此感到不服，認為他出賣同志叛變革命。
經過多年的論證以及很多當事人的作證，1981年，朱大同再次被國家追認為烈士。
他成為兩次被追認烈士的奇人，關於他的那些事迹，很多都沒有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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