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與抗戰文獻數據平台合作，推出「抗戰回望」系列，選取抗戰期間的報紙、圖書、日記等史料加以介紹，希冀帶領讀者前往歷史現場，觸碰抗戰時中國軍民的精神與生活。
《對日作戰方略》一書的作者為梁心，1933年由日新輿地學社出版。梁心，廣東陽江人，曾為廣東光華醫科大學藥物學教授（或有稱其為中山大學教授），並創辦佛山崇德醫院，除了《對日作戰方略》以外，出版有《國恥騷辭集》、《新葯大成》（首集）、《科學救國與專才救國》、《中國必亡論》、《國恥史要》、《戰爭毒氣防禦常識》等書籍。梁心所著之書許多被列入「梁氏叢書」，《對日作戰方略》即是該叢書的第四種。從其著作可以看出，在本業之外，他試圖對國家與社會作一些病理學判斷。日新輿地學社則是由蘇甲榮1922年創辦於北京。本身僅出版「中外各種地圖及地學書籍」，1930年代因應形勢則出了不少如《對日作戰方略》一樣的書籍，如「一·二八」事變爆發以後，該社「印有英文上海戰區地圖，附以說明，暴露日人罪惡，分贈歐美各國社團學校千餘處」。
《對日作戰方略》的書名由葉楚傖（時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題籤，蔡廷鍇、蔣光鼐、黃強、趙一肩、沈光漢、李盛宗等人為本書題詞（大多為十九路軍將官，並且是作者的粵籍同鄉）。一開篇，該書強調「夫戰亡，不戰亦亡，與其不戰而亡，毋寧戰亡」。全書共分八篇。第一篇名為「唯戰論」，強調「作戰可以救亡」，指出作戰的優點為：
有優裕之國力、有能戰之陸軍、有輸財之民眾、有激昂之民氣、有廣漠之地面。
而我軍尚有幾點值得顧慮：
通敵漢奸之眾多、外交建設之差池、澎湃民氣之無援、科學軍器之落後、經濟中心之難獲、沿海口岸易被封鎖。
第二篇縷述日本的情況，包括國力、軍備、經濟、糧食、物資、杌隉。第三篇則描述我國的情況，包括武力、糧食、物資。第四篇敘述日軍對東三省的利用。第五篇講述世界的情況，包括列強的軍力、經濟、物質、備戰與我國應該執行的外交政策。第六篇籌劃我國應該備戰的內容，分為財政、糧食、武力、交通、科學、心理幾項。第七篇則擘畫未來的作戰方略。第八篇即是結論。
在結論中，該書指出所謂的「我國不敗之五大戰策」：
其一為「健雄戰策」，即「毋庸求其必勝，只須求有抵抗」。
其二為「持久戰策」，即「吾有廣大之土地，吾有饒裕之物質，靜以待時，默以觀變」。
其三為「杯葛戰策」，即「日本國脈之營養素（經濟）受吾國灌輸者達三分之一，全國上下苟一致實踐排貨工作」。
其四為「縱橫戰策」，即主張「聯美聯俄」，或使「英法意德美聯成一氣，孤立之日」。
其五為「空襲戰策」，則稱「飛機每艘不過十有餘萬，縣輸一具，全國已達二千，足與敵人勢力相埒，一旦交綏，則以沿海省為出發點，襲彼東京大阪之經濟泉源」。
而後，該書稱「日本必自亡」，經濟方面因「資本主義組織已淪於末日階段」，日軍窮兵黷武則「足以釀成東亞社會革命」，國勢方面則日本在世界大勢上列強環伺，文化方面則以歷史上漢文化對其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為例，指出「日人之來三百年後，亦不外中華版圖增一東瀛省而已」。最後，該書從日本崛起的歷史出發，重申「日本苟非從戰爭謀出路，有今日耶？不戰則亡，可為師矣，吾故曰：救亡必戰！」總而言之，該書部分論點不無幼稚之處，反映出作者所代表的一大批人看待問題難脫舊時窠臼，但仍有部分論點則未必不是真知灼見，這些觀點與敘述至少足資反映當時一部分人對未來中日大戰的看法與期待。
《申報》上該書的廣告
如上所述，梁心並著有《中國必亡論》一書。此書至少在標題上與《對日作戰方略》體現出來完全不同的主旨。究其內容，該書由蔡元培題寫書名，並在封面上註明「救亡必讀」。該書於序言中列舉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現狀：
執政似尚未有精誠團結之表現。
富人亦尚未有毀家紓難之豪舉。
以救國責任委諸軍人，而物質有所未備。
以救國責任委諸民眾，而能力有所未充。
以救國責任委諸知識界，而留學生有為其走狗。
以救國責任委諸商人，而仇貨易地輸來。
繼而在正文中縷述國人的問題：
無強健之意志、無持久之能力、無寄託之精神、無強固團結力、無捍國之組織、無一貫之恆心、無堅毅之責任、無保存之力量、無徹底之觀念、具欺偽之行為、具懷疑之心理、缺文明之秩序、受重荷之困苦、有沉湎之嗜好、慕富貴之虛榮、國民智識之低下、圖利祿而忘讎仇、言論多而實踐少。
由以上觀之，該書實質上是典型的國民性批判，也繼承了中國近代以來普遍的追索與焦慮，即如作者在結論中所說：「癥結之大要，則不外己性太強，群性太弱之故」。總而言之，梁心寫作《中國必亡論》一書非謂「中國必亡」，而是試圖讓國人認識到自己的弱點，即「將自國弱點盡情暴露，未能隱惡揚善，殊失詩人忠厚之旨，然事急寇深，見危不告，非所期於愛國者所盡之匹夫責任也，因不避毀譽，付梓以就正全國民眾焉」。
然而，《中國必亡論》傳達的仍然是極其悲觀的論調——「全民細胞為狀，已整個變壞」、「全國病態為期已陷入膏肓矣，外侮自外侮，內殘仍內殘」、「東西南北皆危途，左右前後無出路。」與《對日作戰方略》相比，如果不是兩本書有許多內容、口吻一致，甚而使人懷疑是不是一個人所寫。
即便作者或出於良苦用心，但是一方面，國勢危殆之際，此書的出版無異於助長了失敗論調的氣焰，有人即指出當時社會上部分人生活中有不遂意事時動輒即聲言「中國必亡」。另一方面不惟國民性批判易流於空疏，作者亦並未根據弱點提出相應切實可行的解決之道，與作者後來出版的《對日作戰方略》合而觀之，則更容易導致思想混亂而無所適從。於是，此書出版後，招致許多人反感並群起反駁則是意料之中。比較典型的批評是針對梁心的國民性論調，指出這一觀點的偏頗。更進一步則是稱「它已被日本帝國主義利用為反宣傳」、「梁心君若果不是一個不能認識歷史的『無徹底之觀念』和『想思簡單』的人，就是一個擁護帝國主義的辯護士」。
梁心此後下落不明，卻現存一篇他於1943年刊發在日偽刊物《東聯評論》上的文章，該文為日本的所謂「東方道義精神」鼓吹，美化日軍侵略。日新輿地學社的創辦人蘇甲榮，則於抗戰爆發後繼續在上海繪製地圖，因「圖中有暗示敵軍動向」，而被日軍逮捕並施以酷刑，於抗戰勝利後傷重身亡。此二人出乎意料與截然不同的結局，耐人尋味。
值得一提的是，梁心「著《中國必亡論》，及《科學救國與專才救國》二書，一時紙貴洛陽，瞬息數版」。或許梁心後來寫作《對日作戰方略》是對其上一本《中國必亡論》的糾偏與完善，但是一個人先後寫出這兩本差別很大的書，自當時看來仍然難以被理解。對於《中國必亡論》這樣的書，潘公展（時為國民黨中常委）稱「這種論調當然合乎自視為亡國之民者的口味，於是不脛而走，爭相傳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