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6年的夏天，當我把那封署名＂顧惠琳＂的信拆開時，裡面飄落的那片干透的桃花，讓我一下子就愣在了那裡，彷彿又回到了那年春天的點點滴滴。
整整四年了，那片桃花還保存得這麼完整，就像我對她的思念一樣，從未褪色。
那會我在部隊當文書，一干就是三年。
說實話，能當上文書還真有點意思。
記得1972年冬天，我們這些新兵坐著悶罐火車，在寒風刺骨中顛簸了一天一夜，終於到了部隊。
那時候，我還是個鄉下來的毛頭小子，褲腳上沾滿了泥巴，說話還有點結巴。
家裡條件不好，爹媽都是種地的，我讀完高一就退學了。
那陣子我整天躲在家裡不出門，滿腦子都是＂沒考上大學就完了＂的想法。
要不是發小張建中騎著自行車來找我，告訴我部隊在徵兵，我這輩子可能就栽在地里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能進部隊還真是一波三折。
當時我跑去報名，民兵連長說名額滿了，我差點就哭出來。
不死心的我，騎著張建中的破自行車，頂著寒風就往公社武裝部趕，八公里的山路，我硬是一口氣騎到了。
見到接兵排長時，我渾身都是汗，褲子都濕透了，但我也不知道哪來的膽子，把想當兵的心情說了個明白。
也許是看我誠心，接兵排長破例收下了我的報名表。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騎得特別慢，生怕把這份來之不易的幸福摔碎了。
在新兵連三個月，因為字寫得好，我被選去當了文書。
每天起早貪黑，整理文件、記錄訓練成績、寫彙報材料，雖然累是累了點，但比起戰友們天天操練，我這日子也算是舒坦。
沈連長是我們連隊的第二任連長，來的時候正好趕上1976年。
他來的第一天，我就被他身上那股子幹練勁兒震住了。
閑聊時才知道，我倆還是老鄉，這一下可把關係拉近了不少。
那年七月，沈連長的家屬來探親。
因為帶著兩個孩子，他妹妹顧惠琳也一起來了。
惠琳是村裡的小學老師，二十歲出頭，身材瘦瘦的，穿著一件藍色碎花布衣裳，說話輕聲細語的，特別讓人舒服。
她來了沒幾天，就主動幫著洗衣服被子。
有一次我正在值班室寫材料，她端著暖水瓶進來倒水，我倆四目相對，她臉一下就紅了，趕緊低下頭。
那會我心裡就跟打鼓似的，連筆都拿不穩了。
後來我帶她在營區轉轉，給她講我們連隊的趣事。
每次說到好玩的，她就捂著嘴笑，那模樣特別招人喜歡。
更讓我驚喜的是，她的字寫得比我還好，我們經常研究怎麼寫出更漂亮的字來。
可是好景不長，一個戰友不知怎麼跟指導員說了什麼。
指導員把我叫去談話，說我這個文書太不像話，整天跟女同志說說笑笑的。
我心裡委屈，可又不敢解釋。
那天晚上，我躲在倉庫後面抽了一支煙，看著月亮發獃。
突然背後傳來腳步聲，是惠琳。
她站在月光下，眼睛亮亮的，說：＂陳大哥，我聽說你被批評了？＂
我擺擺手，說沒事。
她咬著嘴唇說：＂要不，以後我們少見面吧。＂
我心裡一痛，想說什麼，可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
第二天開始，我故意躲著她，每次見面就低頭走過。
可是越是這樣，我心裡越難受。
終於在她臨走前一天晚上，我在營區後面的小樹林里截住了她。
月光下，她的眼睛紅紅的，顯然哭過。
我鼓起勇氣說：＂惠琳，等我。＂
她愣了一下，然後點點頭，從口袋裡掏出一片桃花，塞在我手裡就跑了。
第二天一早，她就隨嫂子和孩子們一起走了。
我站在營門口，遠遠地看著她上了車。
沒想到一個月後，指導員突然把我調去了炊事班當飼養員。
我心裡委屈啊，好好的文書不當，讓我去餵豬。
可日子久了，我才明白指導員的良苦用心。
養豬的活計，把我那急脾氣給磨沒了。
每天清理豬圈的時候，我就想著惠琳，想著她說過的每一句話。
三個月後，我回到了連部。
這時候一個意外的好消息傳來，我被選上提干了。
等提干命令下來，我成了二排排長。
這時候沈連長遞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他家的地址。
＂小陳啊，探親假批給你了。惠琳的事，得看你自己本事。＂沈連長拍拍我的肩膀。
我攥著那張紙條，眼眶發熱。
可是當我真的站在惠琳家門口時，卻聽說她已經被介紹給了鄰村的一個幹部。
我一下子懵了，在村口的大樹下坐了整整一天。
臨走時，我讓沈連長的母親幫我轉交一封信給惠琳。
信里我只寫了一句話：＂我等你，一輩子都等。＂
就在今天，我收到了惠琳的回信。
信里除了那片干透的桃花，還有一張火車票。
票上的日期是下個星期，目的地是我們部隊的所在地。
此刻，我看著窗外的月光，想起四年前那個夜晚。
你說，這人生的緣分，是不是就像那輪明月，明明看著很遠，其實一直都在我們心裡？
人們常說，軍營里沒有愛情。
可我想說，正是因為這份克制，才讓我們的感情更加純粹。
窗外的月光透進來，照在我的被子上，就像當初她給我曬被子時那樣明亮。
我小心翼翼地把那片桃花夾在日記本里，期待著下周的重逢。
那些年輕時的等待，那些克制的思念，那些無言的堅持，終究都會有回報的，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