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1月10日19:17:02 軍事 1663

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船舶集團有限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研究員張金麟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23年1月9日在武漢逝世，享年87歲。

張金麟同志1936年10月16日出生於河北省唐山市，1955年至1960年就讀於哈爾濱工業大學動力系渦輪機專業，畢業後先後在海軍造船技術研究室、第七研究院715研究所（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前身）、第七研究院719研究所等單位工作，197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七一九研究所副總工、副所長、所長，曾任某工程總設計師等重要職務。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200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張金麟同志長期從事核潛艇總體和動力研究設計工作，是我國造船人的傑出代表，他用一生守候，心無旁騖，所思所想，所憂所喜，全部繫於核潛艇研製事業，為中國核潛艇研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張金麟同志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1996年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2007年國家重大貢獻獎和金質獎章，2016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入選中央直接掌握聯繫的高級專家，指導培養了一大批核潛艇研製領軍人才。

張金麟院士的逝世是我國核潛艇研製領域的重大損失！沉痛悼念並深切緬懷張金麟院士！

尊重逝者生前遺願及家屬意願，喪葬事宜一切從簡，不舉辦追悼活動。

特此訃告。

張金麟院士：「我此生離不開核潛艇」

「到最艱苦的地方去」

我出生在河北唐山東部沿海的一個農村裡。農村的孩子不像大城市的孩子，能從小因受到父母的影響和啟發而成長很快。中學的時候，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要考上大學。那個時候在農村，每天見到的除了打漁的小木船就是拖拉機，所以我就想考一個跟拖拉機有關的專業，希望自己大學畢業以後可以分配到拖拉機廠，為我們農村生產隊多生產一些拖拉機。高中畢業考大學填報志願的時候，我的第一志願是長春拖拉機學院，第二志願才是哈爾濱工業大學。沒想到，我卻被第二志願哈工大的動力系錄取了。

進了哈爾濱工業大學後，受學校的氛圍及蘇聯專家們的影響，我開始漸漸有了抱負，就是要為建設我們的國家服務。但具體做什麼職業，還是很模糊。記得有一次假期回家，我坐著火車沿途經過長春、瀋陽一直到唐山，整個路上都能看到大煙囪、發電廠，當時就很興奮，覺得或許這就是自己將來要做的事情。

1960年，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海軍招收畢業生的一位領導讓我做好思想準備，要我去最艱苦的地方。具體去哪裡，幹什麼，我並不知道。我原本就出生在一個偏僻的農村，所以對去最艱苦的地方並不像有些同學那樣心理抵觸，而是很自然地接受了。

畢業後，我按要求從哈爾濱去大連第一海校報到。那裡集中了300多個當年的畢業生，統一進行軍事訓練，三個月後進行再分配。但到了再分配的時候，別的同學都到全國各地報到了，我和其他4個人卻遲遲沒有得到報到通知。正在我焦慮的時候，領導又跟我們說：「你們要做好思想準備，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最後，由一名海軍少尉將我們領到北京，入住北京西苑旅社，在那裡待了一個月才被分配到海軍大院的造船技術研究室，開始了一生與核潛艇的緣分。

為核潛艇研製「白頭」

我的家鄉靠近海邊，船很多。我從小就對海和船有感情，所以當聽說要我從事有關核潛艇的研究工作時，我內心不僅高興，而且有了一份榮譽感。從1961年開始到1966年，我一直在北京工作。因為工作需要，我分別在四個地方做過研究，一個是海軍大院，一個是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一個是鐵道幹校，還有一個是核工業第二研究設計院。

那幾年大家集中力量搞反應堆。我的任務是研究反應堆一迴路里的穩壓器。那個時候，我們國家還沒人研究穩壓器，我也不知道穩壓器是什麼，於是我把大量的時間都用在看資料上。

1962年，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學習美國航母的資料，從理論上進行推演，研究穩壓器在運行過程中的原理、作用及功能。通過一年多的學習，我把這些都研究清楚了，並寫出一本完整的資料——《加壓器的原理與計算》。在北京生活的6年里，我並沒有像當初畢業時領導說的那樣「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但在原子能院做研究時，條件也是很艱苦的。那時沒有吃的，我們從坨里的老鄉手裡買了地瓜苗，自己種地瓜吃。

到了1966年，中央下發1號通令，要求我們研究的實驗台架都要搬到四川去建，於是我就去了四川。這一次是真正去了最艱苦的地方。我是一個比較簡單、比較隨意的人，領導讓幹什麼，我就幹什麼，聽從組織的安排，自己沒有太多的想法。由於我在北京研究穩壓器時對一迴路系統有所了解，到四川後，組織安排我帶領十幾個人一起組建一迴路系統實驗室。

1969年實驗室建好後，我對一迴路是怎麼組成、如何運行、關鍵技術在哪裡，都了如指掌了。但這個時候，潛艇工程在安裝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困難。在一次討論會上，軍管會的主任說：「讓一迴路實驗室那個白頭髮的過來處理。」我那個時候頭髮已經白了。軍管會的領導就找到我們室主任，要求調我去參與該工程。我當時並不願意過去，因為我在一迴路實驗室日夜值班三個月，雖然已將一迴路實驗室單項設備都弄好了，卻還需要有一個長期運行穩定的考核階段，我更願意留在實驗室，但最後還是聽從了組織的安排。

1972年，由於體制改革，從四川調300人到武漢，我又被調到武漢。到了武漢後，沒有具體任務，當時上海在搞七二八核電站工程，彭士祿就帶著我們十幾個人去了上海。1975年，我們完成了30萬千瓦核電站的初步方案。1983年中，黃旭華給我來了一封信，信里說他希望我能去協助他的工作。當時工程很重要，我就選擇回到武漢工作。回到研究所後，我主抓所里的管理和發展工作。上世紀80年代，研究所正面臨著「軍轉民」的形勢，撥款也面臨困難。如何保障全體職工的工作任務和工資收入，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於是，我就帶領大家在確保重點任務的同時走市場化道路，在單位沿街建賓館和商店等。這些作為所里創收的手段，效果很好。1992年，我開始擔任所長，一直到我60歲，轉為總設計師。

現在回想起來，從1960年我大學畢業與核潛艇結緣，第一代核潛艇讓我很激動的事情有兩件。一次是1970年8月30日，反應堆達到滿功率的實驗。那次實驗讓我很激動，從調試、安裝、實驗，一直到滿功率，我都參加了，而且許多工作都是由我主持的。當時的心情不僅愉悅還很自豪。另一件是我國第一代核潛艇做水下全航滿功率實驗，我在艇上親自指揮。隨後的研製中，也有兩件讓我很激動的事情。一件是首艇交付海軍，一件是導彈艇交付。

彭士祿與趙仁愷對我的影響

從1961年見到彭士祿，一直到現在，我都受他很深的影響。受他影響最大的就是不爭任何名利，只幹活。他膽子大，敢拍板，也勇於擔當。但工作他卻很細緻，經常拿著計算尺親自幫大家做計算。我們兩個人的家都在北京化工學院，經常一起坐電車從核二院回家。

回家路上，彭士祿常問我：「我今天拍的板，你覺得哪裡拍錯了？」現在看來，彭士祿大膽拍下的很多板，都是正確的。我一直把他當作我的老師。彭士祿對我國核潛艇的貢獻大家有目共睹，但其實，他對我國核電發展的貢獻同樣很大。我隨彭士祿去上海參加「728工程」研討會時，正在研究將熔鹽堆作為核電機型，可是我們幾個人越研究越覺得熔鹽堆技術不如壓水堆成熟。彭士祿膽子大，有一次開會，上海三辦的領導（相當於今天科技局的局長）在場，彭士祿就跟這位局長提出熔鹽堆不適合我們國家的國情，要求改為壓水堆。當時我們幾個人在下面都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心裡想那位局長定下來的方針和政策，我們怎麼能反駁呢？沒想到，隔了兩天後，這位局長聽取了我們的意見，決定將熔鹽堆改為壓水堆。

1983年，彭士祿到水電部當領導。當時我國要在廣東發展核電，彭士祿又帶著我們十個人去了廣東參加核電建設。最初的任務是選址，一開始大亞灣核電站的廠址並不是大亞灣，而是選在大鵬灣。彭士祿帶著我們去考察，覺得那個地理位置不適合搞核電站。於是，我們就接著往裡走。到了中午的時候，我們爬到海邊的一座小山上，坐在那裡吃午飯。那個時候中飯很簡單，一個人一個麵包、一瓶汽水。我們一邊吃一邊聊天。山頭下面是海灣，跟香港還有一座山隔著。我們覺得大亞灣這個地方很適合建核電站，後來經過研究就選擇了這片地方作為廠址。

另一位對我影響很大的老師是趙仁愷。核潛艇研製的關鍵時刻，核燃料已經裝在一個吊籃里了，籃子被放在廠房內的平台上，準備往反應堆里裝。

這個時候，廠房頂部一支冷卻水管壞了，不斷噴水。如果水噴到裝有核燃料元件的吊籃里，後果不堪設想。這個時候，只見年已50歲的趙仁愷飛快地往腳手架上爬。他當時已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心裡只有核燃料。他爬到廠房最高處的吊車軌道上，將那個管子修好，及時排除了險情。那驚險的一幕，讓我非常感動，也讓我銘記終生。作為我們的領導，在危難時刻，自己沖在前面。這種態度，影響了我一生。

對潛艇的感情言語難表

我國核潛艇從無到有，再到後續發展，這一步一步的發展與技術突破中，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然而作為小小的一分子，我感到無比自豪和光榮。在整個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克服了很多困難，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在起步階段，我們搞核潛艇這樣的尖端技術與我們國家當時的工業水平與管理制度不匹配。但大家遇到困難的時候不畏懼、不退縮。我覺得我們能克服那麼多困難，很多時候就是我們堅持「兩個論」——「矛盾論」與「實踐論」解決的。每次遇到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大家就在一起討論。

記憶中最深刻的一次，是大家爭論要不要搞陸上模式堆。大家爭論不休，各自說出自己的理由。最後派我和魏書斌兩人到京西賓館找朱光亞彙報，聽取意見。

朱光亞很細緻地一個小問題一個小問題地問，我一一作答。到了最後一個問題也是非常關鍵的一個問題，我回答不上來了。

我記得朱光亞最後一個問題是：「一個一個的單設備、單系統的實驗都驗證過了，那麼整個系統裝起來後，你怎樣認定是行還是不行呢？」這個問題正是我們爭論的問題，我回答不上來，只有老老實實地搞陸上模式堆，才能解決朱光亞提的問題了。於是，就統一了我們的爭論。到了工程真正試驗安裝和起堆的時候，周總理講了一句話，這句話對我以後的整個科研影響都很大。這句話是：「一定要確保萬無一失!」安全是核事業的生命線。但在當前，我覺得國內有些公眾對核電事業安全的認識不是那麼客觀，對核電安全文化的態度沒有從實際出發，而是將歷史上的三次核電事故過於神秘化。

事實上，核電安全從技術上是可以確保的。我國公眾應該以更科學、理性的態度來對待我們的核事業，而不是從想像出發。

我國核潛艇技術的發展和突破與國家安危及國際地位息息相關，我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後續潛艇項目早日上馬。我們現在培養起來的這支隊伍在技術上比我們那個時代的人更過硬，也更有智慧，但這代人比起我們那代人，那種對技術追根問底、踏踏實實、一絲不苟的精神卻有些欠缺。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對核潛艇的情感很難用語言來表達，最真切的感受就是離不開它。

張老，一路走好！

來源：2023.1.10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微信公眾號、中國船舶719所微信公眾號、《中國核工業》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