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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格諾移民」是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特有的歷史現象，它的產生並非偶然，而是由一些因素合力促成的。關於這一點，可以從法國的宗教鬥爭、《南特敕令》的廢除、勃蘭登堡-普魯士的政策幾方面來分析近代早期「胡格諾移民」現象產生的背景。
法國宗教鬥爭與胡格諾移民的產生
15世紀末16世紀初，法國國內經濟發展呈現繁榮景象，市場在逐漸擴大，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城市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也在日趨湧現。城市居民間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在法國的上層社會人數佔總人數的2%-4%。
而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廣大勞動者和農民逐漸走向貧困或破產，而被法國人視為「美好而古老的過去」的路易十二時代，則呈現出「在富裕的農民旁邊已經多了許多出賣體力的物產者」的景象。
同時，宗教的發展中無時不刻的產生著腐敗和對舊勢力的蠻橫庇護。被這種橫徵暴斂的保護方式所導致的不僅是新教的生存艱難還有改革的進行，在上層社會與宗教領域千經萬縷的聯繫中，他們的利益緊緊的綁在一起了，其它微小的改革都會使其大動干戈。
宗教改革時期所謂的正統宗教和新教之間的鬥爭此起彼伏，趨勢也更加迅猛，法國的宗教鬥爭是中世紀後期興起的宗教改革浪潮的繼續和發展。
被啟蒙思想席捲的16世紀，法國國內的皇室積極追崇君權的至高無上，把色厲內荏的天主教冷落一旁，社會被此改變的不僅是行為上，更是籠罩在文藝復興思想下的精神面貌。
同時轉變的不僅是法國社會自身，還有對新教的異常寬容和各不相礙，在此種環境的滋養下的新教毫無懸念的發展迅速。但發展的過程坎坷曲折，天主教總是以宗教信仰為借口對新教進行蠻橫挑畔，新教淪落為眾矢之的。
在1530年左右法國對新教開始進行一刀切的規勸和教改，天主教會認為順利規勸的最好的形式就是暴力鎮壓。越來越激烈的頂峰就是1572年聖巴托羅繆大屠殺，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之後，法國整個國家陷入了恐怖陰影中，新教徒大量被屠殺，反抗浪潮此起彼伏。
在 1562 年到1598年崛起的胡格諾派的力量，以異常勇猛的態勢和蠻橫的天主教展開了以弱對強的奮勇對抗。被蠻橫無理的政教鬥爭逼的無路可退的亨利四世，只能委曲求全毅然決然的皈依天主教，恢復天主教原有的特權的同時也大膽的頒布《南特赦令》以安撫新教派。
在17 世紀末，法國的君主為了確立其權威採取對新教的大肆鎮壓，新教的教堂和學校被迫關閉，胡格諾教徒又一次成為主要鬥爭的對象。雖然在南特敕令廢除前法國和普魯士就有定期的人口流動，但大規模的胡格諾移民外流是在鎮壓後產生的。
法國國王的本意不是讓大量移民外流，然而結果卻是恰好相反。另一方面他認為這些人對國家來說無一用處，只是陷於債務危機或者沒有財產和特殊技能的人，因此可以離開。
中世紀末期的法國國是天主教居統治地位，國王和大臣貴族都信奉天主教。法國是歐洲封建君主專制主義權威確立的典型，宗教對政體的穩固很重要，後人把國王路易十四在位時期可分為兩個部分:1661年到1685年的榮耀上升時期和1685年到1715年的沒落下降時期。
榮耀時期的思想為政治提供了便利，還有道德上的滿足，而下降時期的最大特徵就是粗暴地將《南特敕令》廢除。這導致專制權力的急劇膨脹，最終形成了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力主推行的唯他是尊的政治、唯天主教信仰的的宗教。
其他宗教的選擇只有響應歸順，剛開始時路易十四是承認《南特救令》的，但要在政治上大權獨攬獨斷專行需要在宗教上統一信仰。而條件就是確立天主教的絕對權威，摒棄其它宗教派別。
廢除《南特救令》後，路易十四實開始積極推行一種宗教信仰和政策，詳盡的原因可從權利、心理性格和社會需求看待:第一是對大權獨攬獨斷專行的痴迷，絕對君主制的推行不僅可以滿足其願望還能分裂社會的反抗力量。
路易十四時期宗教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就是「王權高於教權」，其在追求政權穩固的情況下,開始謀求天主教在宗教上的絕對統一。
1685年,國王路易十四很自以為是的認定那些頑固不化的新教徒和胡格諾教徒都在蠻橫的鎮壓下乖乖屈服，他們可能遠沒有他想像中的那樣高風傲骨，很快便迫不及待的下令撤消《(南特救令》,把新教教堂變成天主教堂或挪為他用。
在教育和學校方面，也實行嚴格的教育禁令防止新教思想的死灰復燃。原本生活在新教中的未成年人則要選擇臨近的天主教家庭進行思想再教育。米什萊認為，1685年對鎮壓的恐懼,遠勝1793年對革命的恐懼。
有學者估計，150萬胡格諾教徒中將近有20萬為尋求信仰自由和自身發展而逃離法國，時間大都集中在1685-1688年間。
對於法國來說雖是百分之一的人口，但對經濟的傷害顯然是巨大的。法國經濟的衰退與胡格諾教徒的出走不無關係且相當密切。在17世紀末期對胡格諾的鎮壓和在18世紀早期對清教徒懲罰，都為法國在1717年後的經濟的衰退埋下了伏筆。
普魯士寬容的宗教環境和《波茨坦敕令》
16世紀末法國的蒙田就曾說道:從來沒有哪一種仇恨像基督徒對新教徒的的仇恨那樣根深蒂固。他們在通過仇恨、殘酷、野心、貪婪、誹謗、反叛的斜坡上勁頭衝勁十足，沒有特例，除非出現奇蹟或是本來就不是完全信仰，幾乎沒有人在善意、寬容、和克己的路途上行走。
普魯士對宗教的態度雖然受天主教的影響，但由於德國本身的分裂，在南北方對宗教的態度也截然不同。受歐洲文藝復興思想的影響，德國本土對新教的態度還是相對緩和的。德國沒有形成統一的絕對的君主制因此很難形成統一的宗教信仰。
在1552 年德國的宗教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是新教派，並且在此之後與天主教派簽訂了一系列的條約，在條約中規定各自都享有宗教自由。
1555年，兩大陣營分別代表新教和神聖羅馬帝國的宗教正式簽訂了《奧格斯堡宗教和約》，和約明文規定，戰後在宗教信仰上諸邦國有權決定該國的信仰無論新教還是天主教，都由各諸侯國的國君決定。
各國臣民必須接受統治者規定的宗教信仰和自由的，不聽從者立即離開該諸侯國。「教隨國定」的原則在轟轟烈烈的協定中落幕了，但是對加爾文教、再洗禮教派等沒有承認。
顯然，正面的意義是確立了新教在德意志的合法地位，或者更準確的說是主導地位，打破了德意志以前以神聖羅馬帝國天主教為主的局面。新教的發展如雨後春筍般迅發展，而普魯士的上層階級受思潮的影響更加傾向新教。
普魯士大部分地區和貴族帶有一些新資本主義色彩，因此對新教更是青睞有加，宗教環境也更加顯得寬容，對法國胡格諾教徒的到來則是以同類者的態度大積極歡迎。普魯士的國王都信仰新教，對受迫害的胡格諾移民有同情心態。
國王十分注重國家的發展，求才若渴，而胡格諾移民大部分都擁有知識和技術。普魯士的統治者在國家建設方面雄心壯志，因此在軍隊、經濟和吸引移民方面成果豐碩。
勃蘭登堡-普魯士在當時僅僅只是那些許多國家，甚至是地區一起以形式上組成的神聖羅馬帝國眾多「邦國」中的一個，在面對外部的其它國家時甚至是只有語言中才被稱為「普魯士」。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