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文
我是抱著學習的態度來翻譯《貨幣之手》的。這本書的原名叫《神秘之手》，恰好符合我作為一名貨幣銀行領域的經濟學研究人員長久以來對貨幣政策的感受。這種「神秘」有很多種來源，既包括社會公眾對於貨幣政策功能的誤解，也包括貨幣政策領域理論和實踐的脫節，還包括一些貨幣政策背後不可言說的真相。
貨幣政策的「神秘」根源
本書作者先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開始談起，強調了央行作為最後貸款人的職責；爾後詳細分析了2008年次貸危機的起因、過程和央行採取的救助措施，並討論了新冠疫情給世界經濟帶來的複雜性；接著又對近十幾年來全球主要央行在貨幣政策領域的創新及其初衷和得失進行了詳實的記錄，同時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斷，使得這本書成為一本很好的學習現代貨幣政策的教材，而不僅是一本通俗讀物。
作者曾擔任比利時財政部部長和歐洲議會預算委員會主席，有機會近距離接觸許多貨幣政策決策者，並與之交流；也有機會參與一些重要會議，能夠觀察到一些重要決策的制定過程；再加上作者追求真理的信念以及揭露真相的勇氣，使得本書成功地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視角幫我們揭開了貨幣政策「神秘」的面紗。
破除對貨幣政策的片面認知
社會公眾（包括很多市場參與者）對於貨幣政策很容易產生兩個方面的片面認識。一方面是，認為貨幣政策的主要功能是熨平經濟波動，但在經濟、金融危機時刻，貨幣政策可能會束手無策。這種片面認識削弱了貨幣政策的功能，其原因是人們對於經濟生活中較少出現的危機以及貨幣政策在其中應該發揮的作用不太熟悉。另一方面是，認為貨幣政策是萬能的，只要央行敢於大水漫灌，就可以解決經濟衰退問題。這種片面認識放大了貨幣政策的功能，其原因是人們並未意識到一些經濟失衡問題可能與體系內的貨幣流動性無關，自然也就無法用單一的貨幣政策來解決。
本書很好地破除了這兩個方面的片面認識。作者從一開始就致敬了兩位經濟學家――亨利·桑頓（henry thornton）和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強調了除常規的貨幣政策之外央行的最後貸款人職責的重要性，這兩位經濟學家都撰寫了關於金融危機事件和央行發揮最後貸款人作用的著作。接著，作者通過對次貸危機後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的闡述進一步向讀者清晰地展示了在重大經濟、金融危機中，央行在充當最後貸款人之外還可以採取的眾多貨幣手段，包括量化寬鬆、負利率等。同時，作者也充分意識到了貨幣政策的局限性，在引言中，作者引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印度銀行前行長的拉格拉姆·拉詹的話，清晰地表明了一個觀點：單純依靠貨幣政策可能只會滿足公眾的期待，只有實施結構性改革，才能真正解決經濟失衡問題。
在中國，這兩種對貨幣政策的片面認識普遍存在。許多金融市場專家對於貨幣政策尤其是利率政策的分析和預測，往往拘泥於短期需求，而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結構不斷調整，市場化、城鎮化、貨幣化程度不斷提升，社會產出不斷接近自然增長率，傳統的凱恩斯分析框架中基於均衡增長的產出缺口（就業缺口）、通脹缺口是很難度量的，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短期需求調節就失去了依託。我們的貨幣政策時刻都在配合著經濟的結構性調整，而這些結構性調整往往是長期的。同時，當下中國經濟正在朝著由創新引領的高質量方向發展，過去的由要素驅動的粗放式增長模式不再適用，我們需要調整現有的產業結構，重組市場主體，優化市場生態，這必然會使經濟增長處於過渡性的放緩狀態，導致市場中呼喚大規模貨幣刺激的聲音此起彼伏，但很顯然，簡單的大水漫灌式的貨幣寬鬆是無法解決當前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的。事實上，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也受到了過剩產能、過量存貨和過高槓桿的約束，不一定通暢。
貨幣政策學術研究與實踐密不可分
貨幣政策領域的學術研究和政策實踐之間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的。學術研究關注的問題往往是抽象且具有普遍性的，而政策實踐面臨的問題則是具體且特殊的。比如說，許多經濟學家秉承的是弗里德曼的貨幣中性理論，認為從長期來講貨幣供給是中性的，只需保持和經濟增長一致的貨幣供給就可以了；而在貨幣政策實踐中，秉承這樣的理念顯然過於理想化了，一方面，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太可能滿足貨幣中性理論成立的條件；另一方面，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央行可以做到對於經濟出現的失衡坐視不管，即便只是短期的失衡。然而，實踐不能簡單機械地執行理論並不代表實踐可以脫離理論的支撐；秉承貨幣長期中性的理念，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採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而是要以貨幣中性理論為基準，結合實際，針對背離理論假設的情況採取精準而有效的措施，但這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書很好地展示了貨幣政策領域的學術研究和政策實踐之間的距離，同時也清晰地展示了兩者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解決實際問題不僅需要深厚的學術功底助力形成清晰的方向和思路並避免基本的邏輯錯誤，同時還需要對現實情況有通透的理解以及綜合統籌的能力。次貸危機、歐債危機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對所有政策制定者來講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而本﹒伯南克毫無疑問為我們充分地展示了學術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間的完美結合。我不能完全苟同作者對於次貸危機成因的分析，但我卻百分之百贊成他對伯南克在危機後推出的一系列極具創新、高度靈活、教科書級別的貨幣政策的溢美之詞。從長端利率調整，到資產置換，再到扭曲操作等一系列貨幣政策創新無一不是基於對金融市場的深刻理解，又無一不符合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伯南克對20世紀「大蕭條」的跟蹤調研以及在金融危機領域的學術研究最終獲得了最好的回報。
作為一個經濟結構不斷調整、市場環境不斷發展的國家，中國的貨幣政策實踐遠比發達國家更為複雜，而且是任何人都沒有經歷過的。這種複雜性超出了我們的認知範圍，使得許多人產生了對於學術研究和國外實踐的盲目信仰。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過部分學者乃至政策制定者試圖用一個大而全的模型精準描述中國經濟運行狀況，用於預測經濟未來的走勢並進行政策校準，然而，這樣做可能是徒勞的。經濟學和物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宏觀經濟模型的主要用途在於定性分析；由於無法控制實驗環境，定量分析只能作為參考，而無法作為決策依據，更何況現代社會經濟的複雜性使得所有的宏觀經濟模型的擬合度都很低。簡單複製國外實踐也只是權宜之計，不管是泰勒法則還是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中國都缺乏必要的經濟環境和制度基礎。以堅實的理論為指引的政策制定是如此重要，但又如此遙不可及，我們亟待建立健全中國特色貨幣政策框架體系，而這需要我們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相向而行、久久為功。
儘管備受爭議，央行還是佔據了現代社會的中心位置，從普通百姓到達官貴人，幾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近百年來，儘管央行的不當政策被認為是許多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但這並沒有削弱央行的重要性，反而使其獲得了監管與督導的職責。關於貨幣，許多知名人士都會引用一句話，即「誰控制了貨幣發行誰就擁有了世界」。儘管這句話的源頭已經不得而知，但顯然，貨幣發行控制權的重要性是得到了全球幾乎所有學者、金融從業人士和政府官員的一致認可的。央行閃耀的光環背後，最重要的支撐就是任何貨幣發行都會帶來社會財富的再次分配，貨幣發行往往被人們定義為徵收「鑄幣稅」，但很少有人去探究這些稅收的真正去向。
警惕現代貨幣理論及政策道德風險
本書對於表面光明正大、造福百姓的貨幣政策所帶來的利益分配格局的改變以及其他負外部性進行了大膽揭露，並定義為各種「綜合征」。對於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央行而言，其貨幣政策有溢出效應，從竊取鄰國財富，到懲罰儲蓄者，再到加劇財富不平等，這些無一不是大國央行行長華麗辭藻背後竭力迴避的真相；不負責任的短期貨幣刺激還可能以傷害本國未來的經濟為代價，透支未來、過度槓桿、加劇泡沫、削弱實體經濟、忽視經濟結構改革，這些問題均集中體現了不為世人所知的貨幣政策制定者的道德風險。
我們很容易被一些國際「貨幣流氓」的包裝所迷惑。近年來，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很流行，它被很多人所追捧，有些人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現代貨幣理論的支持者主張「功能財政」，即政府用創造貨幣的方式進行支出，財政政策的目標不是平衡，而是實現充分就業。現代貨幣理論將「財政赤字貨幣化」做了最大限度的拓展，成為贊成政府債務進一步增加的理由，很好地支持了一些國家增加政府支出的主張，解決了公共政策資金約束的顧慮。然而，如果一國的貨幣是主要的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貨幣，其貨幣發行產生的債務將由全球各國共同承擔，其外部性以及財富轉移效應是顯而易見的，任何其他國家都不應容忍這種只顧本國充分就業而不負國際責任的貨幣財政政策。當然，我們同樣也要警惕本國貨幣政策制定者的道德風險，杜絕推出短視的貨幣政策，這一點在當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大環境下顯得尤為重要。
（作者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本文為《貨幣之手》一書譯者序)
責任編輯：劉錦平 主編：程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