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里奧納多·阿圖奇，翻譯/觀察者網 陳佳芮 】
言論自由通常被譽為民主的基石。然而，在巴西這樣的國家，媒體的所有權集中在金融精英手中，這種所謂的自由可能成為破壞發展和民主本身的工具。當大眾傳播渠道為少數人利益服務，而非惠及更廣泛的公眾利益時，言論自由便不再是民主辯論的機制，而是淪為經濟和政治操弄的工具。
巴西媒體機構分布圖 圖表縱向由上到下分別為報業、電視、廣播和互聯網，橫向列出巴西十大媒體集團。環球集團（grupo globo）全媒體覆蓋，旗下機構最多；環球、班德蘭蒂斯（bandeirantes）和南大河州（rbs）集團控制超60%的主流媒體資源巴西媒體所有權監測機構
媒體壟斷
雖然從理論上講，新聞自由是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實踐中，它往往在經濟精英的控制下運作，尤其是受到金融部門和大公司的控制。在巴西，傳統媒體集中在少數家族和商業集團手中，形成了寡頭壟斷。
這些媒體推崇親市場的政策，推動私有化、削弱政府職能及削減社會開支。國際與本土金融集團利用媒體向政府施壓，促使其採納親市場政策，然而，這種顯著影響力的背後，往往以犧牲國家發展為代價。這一模式在其他全球南方國家也經常出現，媒體常常扮演政治推手的角色，每當政府試圖推行自主發展政策時，就炒作危機與不穩定敘事加以阻撓。
儘管媒體壟斷是一個重要問題，但必須承認巴西是一個多元且複雜的民主國家，多種觀點並存。數字平台的興起使得媒體環境更加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傳統媒體。通過比較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或分析媒體影響力的演變，可以更全面地探討巴西媒體格局與其發展主權之間的矛盾。
言論自由淪為破壞經濟的工具？
當那些從危機和放鬆管制中獲利的行業主導大眾媒體時，不受限制的言論自由反而使私人利益凌駕於公共利益之上，這無疑是一種悖論。
這種悖論以多種方法呈現：
• 製造人為危機——媒體放大經濟和政治問題，營造出一種悲觀的氛圍，從而抑制生產性投資。
• 顛覆那些試圖增強國家實力的政府——那些推行產業政策、金融監管或市場監督的總統，常常遭到媒體的猛烈攻擊。
• 推動短期議程——公共辯論被支持緊縮和財政調整的敘事劫持，而不是探討長期發展戰略。
• 外國通過媒體和非政府組織進行干預——外國政府和企業利用媒體渠道及所謂的中立組織，試圖左右公眾輿論，破壞主權政府的穩定。
巴西、阿根廷等眾多全球南方國家都曾遭遇此類操弄，媒體巨頭與金融資本聯手，阻礙國家發展。儘管存在這些壓力，但政府並非束手無策。戰略傳播政策與獨立數字媒體的興起，正在逐步扭轉傳統敘事，重塑話語格局。
新興國家如何破局？
解決之道不是廢除言論自由，而是構建一個更加均衡、多元的傳播環境，使國家利益免受私人和外國議程的侵擾。可行的措施包括：
• 媒體去中心化——推行新法規，防止媒體壟斷，促進公共辯論中多元聲音的共存。
• 加強公共媒體和替代性媒體（alternative media）——在德國、法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國家資助的媒體與私人媒體並存，確保了更好的信息平衡，儘管公共媒體有時也難免帶有自身偏見。
• 監管媒體的經濟權力——正如金融市場和銀行受到監管，大眾媒體也應該受到限制，以防止金融精英將其用作政治武器。
• 投資獨立數字媒體——數字平台的崛起為打破傳統媒體的寡頭壟斷提供了機會，可以進一步推動信息的民主化。
巴西媒體控制敘事、扼殺對以色列的批評，民眾上街遊行半島電視台
通過鼓勵獨立和公益新聞業的發展，全球南方國家可以營造一個媒體服務大眾而非少數精英的環境。
發揮共識的作用：來自中國的經驗
中國的媒體敘事與國家發展重點緊密結合，這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戰略，體現了政府、媒體與公眾之間的建設性共識，而非所謂的「信息控制」。這種模式著力於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並優先考慮解決問題，而非製造政治危機。
中國媒體模式中可能對全球南方國家具有借鑒意義，因為其具有以下特徵：
• 優先考慮發展而非政治對抗——中國媒體更關注長期的經濟增長。
• 社會凝聚力與穩定——在像中國這樣多元化的國家，其媒體發揮了促進民族團結、減少分裂隱患、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
• 減少外部干預—— 通過管控外國媒體的影響，中國確保國家利益始終處於公眾討論的核心。
中國的做法很獨特，只是未必適用於其他國家，但它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全球南方媒體如何在不被私人或外國議程過度左右的情況下，與國家發展目標保持一致？或許，關鍵不在於嚴格的媒體管控，而在於建立機制，通過構建建設性共識，使媒體與國家利益相契合。
2024年11月，巴西金融諮詢集團總裁在首屆「全球南方」媒體智庫高端論壇上呼籲加強「全球南方」媒體內容合作和信息共享，共同打擊虛假新聞新華社
真正民主、主權的信息環境
當言論自由被金融精英和外國勢力所掌控時，它可能成為破壞國家穩定、阻礙經濟發展的工具。然而，我們不應將全球南方國家的政府描繪成媒體操縱的被動受害者，而是要認識到，它們正在努力創造一個更加自主和多元的媒體環境。
全球南方國家面臨的挑戰不是壓制公共辯論，而是確保信息環境真正民主、主權，並與國家利益保持一致。各國不能「照搬照抄」，而是要從多種方法中吸取經驗教訓，如培育獨立媒體，加強公共廣播，以及鼓勵優先發展的國家共識。
數字平台和替代性媒體的湧現，為打破傳統精英的壟斷、確保信息服務於公共利益而非私人經濟利益，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契機。若能有效利用，媒體或可成為國家發展和民主進步的強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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