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了很遠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到你的面前」

「我走了很遠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將這份博士學位論文送到你的面前。二十二載求學路，一路風雨泥濘，許多不容易。」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黃國平在博士論文的致謝里寫道。

這份走紅網路的致謝里有他過往的經歷——出生在一個小山坳，12歲時母親離家，17歲時父親和婆婆去世。上高中前，家裡的經濟來源是他夜裡抓黃鱔、周末釣魚、養豬和出租水牛，「那些年裡，方圓十公里的水田和小河都被我用腳丈量過無數次」。晚上，他只能在煤油燈下寫作業或讀書；遇到下雨，還要把竹筍殼塞到瓦縫裡防漏雨。

「把書念下去，然後走出去，不枉活一世」，成了在困境中支撐黃國平的信念。從鄉上的小學，到鎮上的初中、縣裡和市裡的高中，最終，黃國平走到了重慶的西南大學和北京的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成為一名博士。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講師程猛研究的正是許多和黃國平有著類似求學經歷的寒門子弟。從2014年起，他開始關注像黃國平這樣農村出身、取得高學業成就的寒門子弟，搜集他們通過讀書「走出農村、改變命運」的成長故事。

小時候，程猛聽過兩個關於教育的隱喻：那些難教、愚笨的孩子被譏諷為「榆木疙瘩」，好像不會有什麼光明的未來；反之，可教、聰慧的孩子被叫作「讀書的料」，被期待能通過教育出人頭地。在程猛的研究中，「讀書的料」後來成了這些取得高學業成就寒門子弟的代稱。

從小，程猛也被認為是「讀書的料」。上個世紀80年代末，他出生在安徽省三縣交界的一個偏僻村莊，父親是農民，母親是村小的民辦教師。人生的前二十多年，程猛的求學之路從村小出發，途經鄉鎮中心小學、區縣高中、市重點初中，最終到達北京的重點大學。

為了將日常話語轉換為學術概念，程猛對「讀書的料」加了一些限定：他們是改革開放（1978年）後出生的，父母主要從事體力勞動且至少有一方務農或外出打工，有相對較長時間的農村生活經歷，在成長過程中明顯感受到家境限制。高學業成就，指的是在本碩博任一階段進入「985」「211」和海外知名院校就讀。

勵志不是這個群體唯一的生命底色。在寒門子弟漫長的求學旅程中，他們也許可以在城市找到一份看似理想的工作，成為「讀書改變命運」的美談，但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就像程猛在一次演講中所說：「它不是一個天賦異稟的故事，也不是一個逆襲的勵志故事。它是一個寒門子弟負重前行，充滿了矛盾衝突和困惑掙扎的故事，也會是一個走出不真實的內心投影，重建自我的故事。」

程猛研究的正是許多和黃國平有著類似求學經歷的寒門子弟。圖為程猛。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和程猛的對話：

50多篇「勵志」故事

新京報：你怎麼定義「讀書的料」？

程猛：「讀書的料」是我的家鄉，也是很多地方本來就有的一個日常概念。借用這個隱喻，指的是那些進入精英大學、取得高學業成就的寒門子弟，因為這個群體中的很多人小時候可能都會被看作是「讀書的料」。

我把進入精英大學就讀作為取得高學業成就的標誌，並不是說進入精英大學就意味著實現了向上流動。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進入精英大學的寒門子弟在走出校園後會擁有一份高於父輩經濟社會地位的工作。

新京報：最近熱議的中科院博士黃國平的論文致謝披露了他的求學經歷，他也屬於「讀書的料」嗎？

程猛：黃博士肯定是，但我在訪談中還比較少觸及如此艱辛的求學歷程。當然，每個人的艱辛是不一樣的。我看到這篇論文致謝的時候，還是挺敬佩他的，他的故事確實勵志。大家在生活中還是需要一些能夠扎到自己內心、讓自己感覺到刺痛的東西。

引起熱議的中科院博士論文致謝部分內容。

新京報：你的研究顯示，寒門子弟的求學之路不是一個簡單的勵志故事？

程猛：它當然可以是一個勵志的故事，但寒門子弟的成長是複雜的。

在寫博士論文期間，我們總共收集到了23篇寒門子弟的自傳。論文寫完後，這項研究還在繼續。現在已經搜集50多篇自傳了。

我也會約寒門子弟做訪談，我們會聊對農村出身的看法、對貧窮生活的理解、學校生活的困境等，這不太會是一場特別平和的對話之旅，會對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造成複雜的影響。

也正是因為這些東西不平和，會對內心造成擾動。有的被訪者可能不願意就一些問題談得太深。這也說明寒門子弟的成長還可能有我們始終難以觸及的那一面。

學習是一種道德事務

新京報：你在研究中提到一個觀點，學習對寒門子弟而言「不只是一種個人事務，而是一種道德事務」。為什麼會這麼說？

程猛：因為家庭經濟狀況和生活資源的限制，農家父母對子女求學的心態很容易走向兩個極端：一方面容易放棄，覺得能讓孩子有學上，盡到父母最基本的責任就好；另一方面又極容易對他們抱有過高的期待，甚至把自己人生的全部意義都壓在孩子身上。在這種情況下，學習成了寒門子弟的「本分」和「天職」。只有學習好才能對得起家庭的付出，平衡內心強烈的愧疚感。

對學習成績的特別重視會蔓延至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一些青春期的寒門子弟在面臨戀愛時，會產生一種強烈的道德恐懼。比如一個寒門女孩說自己在高中時談了一段戀愛，後來越來越感覺自己對不起父母，就主動跟男朋友斷了。

新京報：所以對寒門子弟而言，成績格外重要？

程猛：寒門子弟想要獲得認同，更加依賴於成績。對他們而言，成績就是一切，不光牽連著家庭的付出，而且關乎自己在班級里的地位和老師的喜愛。成績能夠給予他們安全感和自信。

有受訪者在自傳中寫道：「第一次月考結束，我排到了全班十七名，而且接下來幾次我都在十幾名，這對一直處於前面的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甚至走路時都有低人一等的感覺。」

「我不再是唯一一個優秀的，也不再是最優秀的。我考進了最好的班級，卻只是第三十六名。……班裡的活動不再由我組織，老師也直接選擇了學習更好的同學當班幹部，我在其中無足輕重，甚至找尋不到一種歸屬感。」

「初中的時候還有成績可以讓我炫耀，然而高中的成績也不是我的資本了。」

「我除了學習，再也沒有其他可以獲得承認的方式了。」

新京報：但通過讀書走出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程猛：在我接觸的寒門子弟裡面，苦讀是共通的，很少有人真正是字面意義上的「讀書的料」——真的天賦異稟，輕輕鬆鬆就取得好成績。當然，也不是所有人苦讀都會取得高學業成就。在海淀上學和在中西部省份的村小上學，教材也許是一樣的，但學生真正學到的東西會有很大差異。

對寒門家庭而言，抗風險能力是比較弱的。比如說父母生病或感情出問題，家境非常貧困或者經濟遇到困難，沒錢交學費或者支持孩子去更好的學校讀書；另外，一些地區「重男輕女」的現象依然比較嚴重，甚至有女孩子初中畢業就打工，過幾年再嫁人，這些都讓她們沒法成為「讀書的料」。

新京報：在「讀書的料」真正走出去前，寒門子弟和家庭會對教育實現的流動有一個美好的願望？

程猛：現在很多農家父母依然希望孩子不要重複自己的人生，不要再種地或者在城市從事一份臨時性的、沒有保障的工作。在很多農村父母的想像里，如果孩子以後能有穩定工作，能坐辦公室就很好，不用日晒雨淋，不用朝不保夕，知道下一天、下個月還會有收入。確實很多寒門子弟進入高等教育，走出校園在城市裡做了一些看起來是這樣「理想」的工作。所以，我們可以說「走出農村，改變命運」是真實的。但這只是真實的一面，真實是立體的。他們走出校園，在城市社會的艱辛和承受的苦痛也是常常被人忽略的。

前幾天一位本科高年級的女生和我說，覺得不知道自己的專業很長一段時間在學什麼，老師給她的反饋很少。因為大學老師有時候也不怎麼管，學生不主動的話，老師也不會多說什麼。結果她臨近畢業，才發現專業沒學好，找不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在家鄉，她是非常被看重的一個成績很好的孩子，是一個「讀書的料」。結果大學快畢業了，考研沒考上，工作也沒找到，陷入了失望和困頓的狀態。

「隱匿的暗面」

新京報：在你的研究中，寒門子弟成為「讀書的料」離開家鄉到大學後，也會面臨一些衝擊和不適應？

程猛：衝擊來自於自身，也來源於和家境相關的一切。家境不是簡單的一張入學時填的調查表，或者跟人說你的父母是做什麼的，它彌散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在讀博期間，我們收集的32篇城市中上收入家庭子弟的自傳中，有44次提到了錢。他們提到錢時很少提及精確的數字，一般出現的是「花錢」「有錢」「收錢」。比如「（爸爸）對錢看得不是很重。他剛上班時發工資，把一疊百元大鈔放進塑料袋，丟進自行車筐，一路安然騎回家……我爸擔心我一味省吃儉用給其他同學造成了我摳門的印象，於是慷慨給我生活費，時刻激勵我隨心所欲花錢。」

但在23篇寒門子弟的自傳中，卻有92次提到了錢，經常出現的詞也是「沒錢」「終於攢夠了錢」「要錢」「不可能有錢」「借錢」「為了錢」。比如「全家唯一的經濟來源是爸爸送液化石油氣掙的1000多元/月，爸爸的工作很辛苦，無論颳風下雨還是節假日，總是騎著自行車，帶著七八十公斤重的煤氣罐奔波，樓上樓下地搬運，每瓶才賺2元，所以在初中以前，錢在我心中有著特殊的位置。」

還有的寒門子弟在自傳中寫到：「（小學畢業後）爸爸把我叫到跟前，說：孩子，我們家沒錢，你初中在礦里的學校上行嗎？」「放學後我們每天都會去買3毛錢的麻花吃。」「黃色的封面，5元錢，很厚的一套試卷……在6年的時間中，這貌似是我們用過的質量最好的試卷。」

在訪談中，寒門子弟也經常提到錢：「每年到9月份，是我最擔心的時候。要交學費，肯定是先交我哥和我弟的……就算把所有的稻穀都賣了，也不夠學費……爸爸喝一點酒但不抽煙，他為了我把煙戒了。那個時候家裡沒錢，太窮了，抽不起煙。」

寒門子弟對錢的記憶是精確的，對錢的態度是慎重的，錢對寒門子弟來說永遠都是稀缺的、寶貴的。他們在自己經濟獨立之前所花的每一分錢都直接牽連著父母在黑黝黝的土地之上、在燥熱的工地之中、在馬路上的吆喝聲里流下的點滴汗水。

新京報：除了經濟壓力，農村出身對這些取得高學業成就的寒門子弟而言意味著什麼？

程猛：在不同的階段，寒門子弟會有不同的感受。

有一名訪談對象是南方一所重點大學的博士生，她說從來沒有諱言過自己的農村出身，「一直都很坦誠」。在平時的交流中，她會很自然地和朋友說自己「以前干農活」「力氣大」。但她也曾自卑地不敢在食堂吃飯，從逛街和交友中感受著和同學在經濟能力上的差距。但她如今已經不會因為自己的農村出身而感到自卑，反而洞察了自己所擁有的與農村生活相關的驕傲。她有基於農村生活的習慣，規律生活，勤儉節約，並以此為傲。

也有訪談對象坦誠自己「性格裡面有點自卑」，但也有出身農村的驕傲，因為「從農村考出來說明我用更差的教育資源達到了和其他人一樣的水平。」還有訪談對象會認為農村的生活經歷會讓她「比較能吃苦」「重感情」「為人會比較謙虛一點」。

新京報：你自己也經歷過這樣的階段嗎？

程猛：對我來說，從農村初中轉換到城市重點高中的過程是最艱辛的。我也曾在自傳裡面寫道：「年幼的我感覺城市的孩子們衣著總是那麼合乎周遭的人和事物，自己那麼不搭。不搭食堂、宿舍、操場，甚至不搭路邊的一棵柳樹。自己的一言一行總是缺少那麼一種悠然自得的味道，容易局促、緊張、不知道所措。」

儘管老師和同學們都對我很好，但我還是時而感覺到，這不是我的學校，我也不應該出現在那兒。

那個時候其實很茫然，也不知道怎麼去抵抗這些衝擊，但就是很不舒服。當然，我們也有不少同樣是鄉鎮和縣裡來的小夥伴，家境相似，經常更能玩到一起。你能做的只是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把每天該上的課上好，該做的作業做了。有些事情能消化的消化，不能消化的就懸置在那兒。現在想的話，好像是這麼一天一天過下來了，一些困擾慢慢地被緩釋。

經歷過高一痛苦的適應和學業的失敗後，高二我轉向了文科，成績終於好了一些。最終，我在這個「不應該出現」的地方通過高考迎來了命運的轉機。

小學時期的程猛。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教育對不同的人而言，存在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新京報：你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爭議？

程猛：一席演講視頻發布到網路後，有人覺得自己被看見、得到安撫和療愈，也有人會質疑「講述這些有意義嗎？」還有人覺得「將將觸及了問題」。我倒是沒有因為一些質疑或批評的聲音而覺得被誤解，因為不同的人會對如何講述這些寒門子弟的故事有非常不同的理解。

儘管當故事被講述，被揀選，被定型，複雜的生命體驗就成了一種特定的現實，我還是希望儘可能呈現事情更豐富的面貌。

我認為，講述是有意義的，這是在幫助我們理解自己和所生活的這個社會。甚至可以說，「讀書的料」的故事關乎我們每一個人。

有聽眾和我說，這項研究能「促進不同處境人士之間彼此的認知」。我覺得這是我比較希望看到的。

以寒門子弟自傳為基礎，程猛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並將其完善成專著《「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當代農家子弟成長敘事研究》。視頻截圖

新京報：「讀書的料」和現在經常提到的「小鎮做題家」「985廢物」有比較明顯的差別嗎？

程猛：當前，關於 「小鎮做題家」「985廢物」的討論此起彼伏，但差別肯定是有的。比如說「小鎮做題家」，首先大家對到底什麼是「小鎮」，理解就不一樣。我聽有本科生說自己的同學出生在北京郊區，也覺得自己是小鎮做題家。「小鎮做題家」的討論似乎更偏重做題，偏重一種以刷題和成績為中心的片面發展。很多人說自己是小鎮做題家，指代的是一種能培養出做題家的教育模式。在「小鎮做題家」的概念裡面，重點是「做題」。

我所了解的「985廢物」是指上了「985」高校的學生，卻覺得自己很廢物，處於一種很挫敗、甚至失學、失業的狀態。「985廢物」是灰心喪氣的，或者有時是自嘲，指向的是即便取得高學業成就，卻依然沒有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一種人生路徑。

如果普通城鎮家庭背景的大學生有一種被欺騙感和無力感，那麼經濟條件困難的寒門子弟就更是如此。

新京報：你覺得教育能改變命運嗎？

程猛：教育對不同的人而言，存在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它本身就承載著社會多元的目的。

之前很多人批評毛坦廠中學的教育模式，但我覺得對毛坦廠的批評有一點先入為主，沒有考慮到這些家境相對普通甚至貧寒的學子所處的生活。農村學生改變命運的努力往往與他們所處的教育模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這些孩子的父母也高度依賴學校和老師幫助自己的孩子改變命運。

對我而言，教育肯定是改變了我的命運，不然我今天也不可能坐在這裡。

寒門子弟和任何一個社會群體一樣，他們的成長高度依賴一個健全的公共支持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跨越城鄉邊界的社會流動與其說是個人成就，不如說是社會成就。

新京報記者 李桂 編輯陳曉舒 校對危卓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