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網民認為，時至今日，韓國還在要求日本就二戰時期的一系列惡行索要賠償，中國為什麼不這麼做？作為戰勝國，日本對我國的賠償又都去了哪裡？
中日之間的直接糾葛，要從鴉片戰爭後說起。在這一樁樁令國人難以忘卻的國恥中，「甲午海戰」後發生的清政府對日賠償事件，是最讓人警醒的。
憑藉著對北洋艦隊的挫敗，在戰場上撈取的諸多籌碼，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步步緊逼，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依照《馬關條約》，中國不僅割地，還要賠給日本2億多兩白銀，這讓本就入不敷出的清政府踵決肘見，窘迫不已。
而一切的危機與壓迫，最終都轉移到中國老百姓的身上。同意賠償的是清政府，從中獲益的是日本人，中國老百姓卻為這些不平等買單。
清政府的滅亡，並不意味著「庚子賠款」、《馬關條約》賠償等不合理要求的結束，到日本戰敗前夕（1945年），相應的賠償還在進行，直到毛主席高呼「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切才戛然而止。
統計發現，從清王朝被推翻到1949年前，一些親日分子仍然履約，共計賠償了近庚子賠款99%的財富給日本人（數據來源《清末國家財政、地方財政劃分評析》）。所以，日本從這一過程中獲得了相當豐富的財政收入。
然而，當日本淪為戰敗國的時候，關於日本對中國的賠償，卻成了一本捋不清的「壞賬」，自始至終都讓人看不明白。
從1949年至1972年的二十幾年，日本緊隨美帝國主義的屁股，一直以敵視的姿態對華，拒絕與大陸有絲毫往來，直接將協商的窗口給堵塞了，戰後賠償事宜自然無從說起。
1972年，新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帶頭，於9月25日中午時分領著外相大平正芳、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等300餘人抵達我國，展開了短期的訪華之行，打破了中日二十多年來非暴力對抗的沉靜、僵局。
對我國而言，這一次的接觸是向日本提出戰後賠償的大好機會。不過，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讓許多人感到不解。
田中角榮等人訪問的整個過程中，毛主席、周總理等都熱情對待。在相當激烈的談判拉鋸戰里，周總理提倡求同存異的合作理念，引導談判方向；毛主席則對日本戰後賠償問題隻字不提，穩住談判局勢。
此後不久，中日繞過此前的仇恨，在當年就建立起了友好的外交關係。也從這一刻開始，日本戰後賠償的話題就悄然成了歷史（政府索賠）。如果不是周總理的解釋，很多人並不知道這就是毛主席的意思。
對於毛主席不提及賠償、讓新中國放棄賠償的決定，國人予以全力支持。但就算如此，一些仇恨依然埋在民族的血肉之中，一時難以消除。
1931年9月，貪婪無度的日本人發動了侵華戰爭。此後在這不長不短的14年里，日軍共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旅順大屠殺等慘絕人寰的人類慘案，以及發動細菌戰、化學戰、毒氣戰等泯滅人性的生物化學戰，共計造成超3500萬中國人的傷亡。
除了這些外，據《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造成的損失》統計：日本對我國的煤礦、鐵礦、糧食、森林資源等的瘋狂掠奪，以及對企業、國家和個人資產等的無情破壞，共造成了約1000多億美元的直接損失和5000多億美元的間接損失。
就此而言，新仇加舊恨，不知日本人要給我國多少倍的賠償才得以彌補，因此很多人對於放棄賠償還是不解和耿耿於懷。那麼，毛主席為何放下這一段仇恨，不向日本索要賠償呢？
後來的事實證明，主席的決策是相當英明的，周總理曾就此進行解釋，道出了原因。
遠親不如近鄰，處理好亞太關係，是中國發展起來和在世界上立足的重要戰略決策。從這一點出發，毛主席和周總理等是非常希望處理好中日關係的。
然而，受歷史、現實和國家利益等諸多因素影響，中日在二戰後並沒有迅速建立起外交關係，一直處於對立狀態。
無論彼時或如今，在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政策等方面，日本基本都受到美國的影響，此前就有二戰名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是日本「太上皇」的說法。
正因如此，美國成了日本對華政策的標杆，如若美國態度發生變化，日本也將會隨之改變。
二戰時，美國出於自身利益需要，極力支持國民黨政權，對華態度還算友好。不過，隨著新中國的建立，特別是美蘇之間爆發的長達幾十年的冷戰，讓站在社會主義陣營的新中國成了美國排斥的對象之一，美國不惜對新中國進行瘋狂的打壓和封鎖。
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蘇關係不斷惡化，美蘇關係也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為遏制住蘇聯，美國本著「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主動回應毛主席等發出的「乒乓外交」信號，放棄了對華的打壓政策。
1972年2月21日，春意盎然，美國總統尼克松攜夫人抵達北京，開始了為期一周的訪華之旅，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熱情接待，這讓蘇聯、日本和全世界都感到震驚，實時關注。
不久，經過洽談，中美於2月28日達成共識，共同發表了《聯合公報》，再次使日、蘇等震驚不已。
從公報發出的那一刻起，意味著美國認可「一個中國」原則，支持新中國政權，中美關係由此得到改善，為此後的建交做鋪墊，兩國就像這個春天一樣，在溫暖中冰化。
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卻讓鄰國日本及其首相佐藤榮作感到彆扭和不適。
自1964年上任以來，佐藤榮作一直阻撓中日關係的發展，大肆鼓吹「兩個中國」、「寶島歸屬未定論」等荒謬言論，公然干涉我國內政。
佐藤榮作的荒唐不僅於此，如今來看，他還是歷屆日本首相中參拜「靖國神社」最多的一個，達到了11次，可謂是讓人極其不喜歡。
因個人的立場和種種反和平、反中政策，對於中美在此次交流後的變化，佐藤榮作自然感到很不自在，除了震驚之餘，就是惶恐不安了。
為了緊隨美國大哥的屁股，佐藤榮作立刻調整對中政策，試圖軟化兩國僵硬的關係。不過，他不久將結束政治生涯，不再有機會「建功立業」。
縱是如此，佐藤榮作還是做了一些努力，將處理中日關係的重任交到日本外務省中國課課長橋本恕的手上，讓橋本恕開始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準備。
周總理讓資深外交官王國權赴日，準備在參加松村謙三葬禮的同時，展開「弔唁外交」，廣泛與日本對華友好團體、高層官員等接觸，帶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奏。
鑒於日本首相佐藤的一貫對華政策，王國權暫且不主動與之接觸。松村謙三葬禮當天，佐藤也來到了現場，並主動與王國權握手問好。
佐藤交權後，剛上任的田中角榮即刻表明態度，認為當務之急是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積極展開和平外交，「一口氣解決中日關係」。
田中角榮代表的是日本政府，周總理因此迅速作出回應，在葉門共和國代表團的宴會上肯定了田中角榮的態度和想法，並就此表示歡迎。
經歷二十幾年的曲折，毛主席等自然不會放棄這一時機，雖然對田中角榮的期望不大，但還是比較願意與之深入交流的。
周總理的外交魅力再次顯現，讓田中角榮佩服不已。經過多次「吵架」後，周總理與田中角榮達成了共識，田中角榮在《中日聯合聲明》中表示：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見到如此成果，毛主席決定接見田中角榮及其隨員。田中角榮生於1918年，是毛主席的後輩，成為日本「庶民宰相」前，他就非常仰慕毛主席。所以，這次非常特別的會面，在田中角榮的身上就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據說，毛主席當時的身體不好，所以會面的時間被安排為15分鐘。儘管作為日本首相，不過田中角榮的內心卻相當緊張，見到毛主席前還去了一趟洗手間。
毛主席閱人無數，對田中角榮的舉動表示理解，哈哈大笑地說：「人總有三急嘛，我們不急等等他！」等田中角榮出現在毛主席面前時，再次抑制不住緊張，行為舉止很拘謹。
毛主席落落大方，主動地與田中角榮談話，用幽默風趣的話語化解尷尬，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對於田中角榮和周總理之間的談判，毛主席用「吵架」來形容，讓田中角榮也忍俊不禁。
離別時，毛主席從自己的「寶庫」中挑出珍藏多年的《楚辭》，作為禮物，饋贈給田中角榮，田對此很珍惜。
上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已經成功從二戰的泥潭中走出來，搖身一變成為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都有或深或淺的影響。
以1970年世界各國（地區） GDP總值排名（除蘇聯外，按當時匯率）為例，日本以2126.09億美元排第三，雖然在德國的後面，不過也不影響日本的地位；由於當時中國的焦點很少放在經濟上，以926.03億美元的GDP總值排在世界第七，與日本仍然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基於這些差距，日本人大可在中國面前趾高氣昂。然而，從田中角榮見到毛主席時的場景來看，中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還是很深遠的，至少彼時的中國對日本很有威懾力，這才讓田中角榮畢恭畢敬、舉止拘束。
無論如何，中日合作才是長遠之計，將會對亞洲乃至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田中角榮的順利訪華，《中日聯合聲明》的順利誕生，是中日外交史上的一大成果，對中日關係有里程碑意義。
從側面而言，毛主席在促進中日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具有很大作用，是他老人家一手促成了這一件好事。
《中日聯合聲明》共有五大成果：
一、中日關係正常化，正式建交；
二、雙方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三、日本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堅持「一中」原則；
四、中國放棄對日索賠；
五、中日進行貿易合作。
其中，對於日本戰後事宜，中國主動放棄索賠一項赫然醒目，是《中日聯合聲明》的重要洽談成果之一。
如果沒有毛主席的支持、周總理的據理力爭和堅持求同存異原則，「放棄對日賠償」事宜可能難以談攏，中日關係正常化、正式建交等也會往後拖一些日子。所以，毛主席和周總理在中日建交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那麼，毛主席、周總理等為什麼放棄了對日索要賠償，這對後來的中日關係以及中國的發展有哪些影響？
在後來的解答中，周總理道出了真相，他說：「這是毛主席決定的！」
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看來，庚子賠款等相當不平等的條約中，所有的苦難都落到老百姓的身上，讓老百姓掏腰包去填補他國的口袋，是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周總理認為，日本雖然作為侵略國家，但其普通老百姓也是戰爭的受害者，國家剛從戰爭廢墟中重建起來，經濟有了好轉，不過賠償會讓日本老百姓的賦稅加重。
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也譴責戰後巨額賠償問題，他列舉了德國的例子，認為把統治者或父輩的罪行「遷怒於其子孫」，讓德國的下一代人「處於奴役狀態」，成百上千人生活水平受影響，是「剝奪整個國家幸福的政策」。
依照《波茨坦公告》的第11條規定：除「可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外，日本被允許賠付「實物賠償之工業」。
這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賠償原則重大修正的結果，除了資金賠償外，工業等實物賠償也在範圍內。
日本投降初期，無論是其殖民地，還是本土，大都已淪為廢墟，工業資產寥寥無幾，資金更是踵決肘見，難以及時賠付。
儘管如此，該賠償的還得賠償。埃德溫·W.鮑萊受杜魯門之命，出任總統特使及同盟國賠償委員會美方首席代表，著手全面負責日本賠償事宜，老蔣成立「對日賠償調查委員會」，配合美國方面工作。
經過兩年多的統計，鮑萊及「對日賠償調查委員會」得出結論，日本應當向我國賠款216億美元。
沒有錢，日本就遵從《波茨坦公告》要求，先給我國實物賠償。經核算，其總價值僅為2200萬美元，是賠償總額的九牛一毛都還不到。
老蔣戰敗後，美國對新中國進行打壓，自然不會在日本賠償等問題上支持新中國。加之，中日還沒有關係正常化，賠償事宜在此後的二十幾年裡都無法商談。
1952年，老蔣私自與日本簽訂協議，放棄對日本索賠的權利。他雖然代表不了中國，不過對後來毛主席等人的政策有著深刻的影響。
先是老蔣的放棄，後是毛主席等的決定，儘管日本在二戰時期給我國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但拖到最後，他們卻只賠償了價值2200萬美元的實物，既沒有誠意，也不能讓國人咽下這口氣。
但換言之，強制要求日本賠償，也未必就能如願，倒不如放棄算了。
從日本戰敗至1972年，期間相隔了近27年的時間。日本真正的賠償時間段是1946年至1949年5月13日，當天，盟軍總部發出指令，取消一切拆遷計劃，實物賠償被停止。
從這裡來看，到1972年為止，沒有很好的接洽事宜，加上時間相距甚遠，再要求日本進行戰後賠償，已經是一件很難的事。
更重要的是，賠償似乎已成了羈絆中日建交的障礙，必須及時處理和作出選擇。
在日本承認新中國為唯一合法政府、堅持一中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後，算是拿出了誠意，毛主席等也不好太過為難。
除了拿出態度外，田中角榮還給新中國送了一份大禮，那就是承諾給我國200億美元低息貸款。
有了這一款項，日本倒成了中國發展的重要助力。毛主席的遠見就在此處，一是把所得到的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二是給後面的經濟建設創造條件。
經濟發展永遠是一個國家的核心問題。由於發展的關注角度不同，到1974年前，日本的經濟在1945~1973年就不斷呈現上升趨勢， GDP增長率超過了9%，是亞洲地區發展非常好的國家，而我們只能緩慢前行。
不指望從日本那裡獲取什麼，但是與他們實現經濟上的交流與合作，將會對國內產生重要影響。果不其然，毛主席等放棄賠償的決定是很有遠見的。
不少研究者認為，中國政府放棄賠償，是使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順利完成的重要因素。
當時日本政府對此很有顧慮，認為如果中國政府堅持賠償，將會給日本以沉重打擊，他們寧願將建交往後拖延。不過，毛主席和周總理等綜合考慮後，做出了放棄賠償的決定，並沒日本想的那麼「小氣」。
對於放棄賠償的事，其實是有分歧的。在日本政府看來，中國是放棄了政府索賠與民間索賠。不過，毛主席等只放棄政府索賠，並沒有承諾民間向日本政府索賠，也不對民眾的需求進行干涉。
2007年，中國勞工對西松建設公司索賠案的發生，就充分體現了分歧所在。同樣的案例，去年韓國水原地方法院對日本企業作出的判決，也是民間對日本政府訴訟的典型例子，屬於民間索賠範圍。
從這裡來看，國家不對日本索要賠償，不過民間似乎可以這麼做。現在唯一讓人擔憂的是，沒有以政府的身份向日本索要戰後賠償，相關的訴求會不會如願？這一條道路是否能走通？仍然需要國民的團結和群體的努力。
毛主席等偉大的第一代領導人並沒有將路堵死，《中日聯合聲明》只是中日兩國高級領導人的一份對外聲明，並不具有法律效應，其中提及的放棄對日索賠，所代表的也只是政府的立場，民間索賠並不在這一承諾內。
所以，民眾應當繼續讓日本為挑起戰爭付出代價。
結語：
對於毛主席不在田中角榮訪華期間提及索賠的事，以及《中日聯合聲明》中表達的「放棄索賠」承諾，主要代表的是新中國政府態度，而不是民間態度。在此之前，老蔣就放棄了賠償，再者索要賠償對中日建交、中日合作等形成重要障礙，以及再向日本索要賠償很難如願，所以毛主席等做出了大膽的決定，就是放棄索賠。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民間就不能向日本政府索賠，相關訴求還是需要表達出來的，日本必須為其發動戰爭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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