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外交政策》雜誌訪問12為世界知名思想家，並發布調查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後世界將會怎樣？》（圖片來源於《外交政策》雜誌官網）
4月3日約瑟夫·奈在《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評論文章《為何新冠病毒使得中美關係雪上加霜？》（圖片來源於《國家利益雜誌官網》）
約瑟夫·奈：不和中國合作抗疫，美將失去國家安全戰略
在新冠病毒於一月份出現之前，中美關係已陷入困境。現如今，冠狀病毒危機使得雙方關係每況愈下，這對雙方領導人來說都是考驗。
特朗普的政荒民弊反襯出中國抗疫的良治善政
新冠病毒疫情既顯現了中國的良善之治，也展露其改進完善之處。最初，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疫情在全球範圍內擴散開來。武漢採取最嚴格防疫措施，從而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之後，中國政府開展戰「疫」宣傳，抗擊疫情彰顯其良治善政。 特朗普政府在這場危機中所表現的政荒民弊反襯出中國之優。在解散了負責全球流行疾病的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機構，削減了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費預算，限制了形成於「非典」（2003年SARA）和「豬流感」（2009年甲型流感，NIHI）後的中美兩國間引人矚目的信息共享制度之後，美國政府從否認病毒的存在到把病毒的傳播歸咎於他國。誠然，病毒不問國籍，不分國界。對華戰略未能考慮美國無法獨自應對新生威脅
除了新冠病毒危機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需要面對，那就是如何制定美國的對華戰略。特朗普執拗於大國競爭和貿易戰，為兩國關係敲響了警鐘。儘管其處理粗陋欠妥，但美國人對特朗普政府對華強硬政策方面表示肯定。對美互惠需實施到位。如果基於一些原因，某些外國公司無法進入中國市場之中，那麼，美國也可以採用類似手法對中國企業採取相應的措施。 然而，特朗普的戰略是不夠充分的，因為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改變世界政治。從軍事大國的角度看，即使美國遠勝於中國，美國依舊無法從單方面來保證自身安全。儘管經濟全球化受挫，貿易戰造成關係疏遠，環境問題全球化仍逐日推升。全球範圍的流行疾病和氣候變化對所有美國人構成威脅，但美國大眾無法獨自應對這些問題。在這個世界上，從毒品到傳染病再到網路恐怖主義，這一切的問題都變得越來越無孔不入。我們必須運用有吸引力的軟實力來發展我們的網路和制度，以應對新生的威脅。
約瑟夫·奈是國際關係理論中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而聞名
大國競爭中勝出和「合作的競爭」應掌握好平衡
自尼克松總統以來，中美兩國儘管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分歧，但一直存在合作。亞洲經濟的快速增長促使權力向該地區橫向轉移，但亞洲也有自己內部的均勢平衡。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國平衡了中國的權力。在各國都想一馬當先的亞洲，美國應該妥善處理好與盟友的關係，維護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在傳統的大國競爭中，華盛頓的牌面較好，可問題是，他能否別出心裁地發揮其作用。 對於有效的國家安全戰略來說，愈加困難的問題則是，美國和中國能否持發展的態度促使雙方合作，這體現在為處理全球性流行疾病和氣候變化上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同時又在傳統大國競爭領域中角逐？美國能否對「合作的競爭」（cooperative rivalry）運用自如？誇大恐懼和分析最壞情況也許會讓這種平衡政策變成無稽之談。
中美應成立共同主導的「新冠疫情高級別委員會」
當前的新冠病毒危機是一場考驗。首先，雙方應同意緩和降溫輿論戰。
第二，我們應該認識到，如果1918年（西班牙流感）是一個先例，我們會有前車之鑒，在那第一波浪潮消退後看到新冠病毒未來的浪潮（future waves of COVID-19），並且我們必須更好地為此做好合作準備。
第二，新一波新冠病毒的浪潮將會衝擊更加貧窮的國家，這些國家應對能力更弱。出於自身利益和人道主義的原因，美國和中國對於共抗疫情應共同對聯合國新基金（a new UN fund）宣布提供慷慨捐款，此項捐款對所有國家開放。
第三，考慮到人類對這種新冠病毒仍有許多需要學習的地方，我們應該恢復十年前科學家們和醫學專業人士之間的豐富聯繫網。更好的應對辦法是，增加一個由中美高層領導人擔任主席的關於新冠疫情高級別委員會，以提供政治上的便利，廢除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如若不然，新冠病毒對美國的教訓將會是，我們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安全戰略。
（編譯：波士頓大學戴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4月3日基辛格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圖片來源於《華爾街日報》官網）
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新冠疫情結束時，許多國家的制度會被視為失敗
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離奇現象，讓我想起了我年輕時阿登戰役（Battle of Bulge）期間在第84步兵師的經歷。現在的情況就像在1944年末一樣，充斥著一種呼之欲出的危險感。這種危機不是針對任何一個特定的人，而是隨機和毀滅性的打擊。但我們現在與那個遙遠的時代間有一個重要的區別。當時，為了一個最終的國家目標，美國人的忍耐力得到了加強。現在，在一個被撕裂的國家中，需要高效且有遠見的政府來克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全球範圍的障礙。維持公眾的信任對社會團結、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國際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
國家的團結和繁榮，是建立在這樣一種信念之上：其國家制度能夠預見災難，抑制其影響並恢復穩定。當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結束時，許多國家的制度將被視為是失敗的。然而這種判斷是否客觀公正無關緊要。事實是，在此次疫情之後，世界將會變得不一樣。對過去的爭論只會讓我們更難去做好此刻該做的事。
任何一國不參與全球合作，都將面臨最壞的結果
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對人類展開猛烈的襲擊。它的感染人數呈指數型增長：美國的確診病例每五天就翻一番。而當我正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們依然沒有研製出治癒的方法。醫療物資不足以應付不斷增長的病例。重症監護病房已經接近飽和，甚至已經不堪重負。檢測手段不足以確定感染的規模，對於逆轉病毒傳播的作用也微乎其微。而成功研製出疫苗可能還需要12到18個月的時間。
美國政府在避免發生直接災難方面做了紮實的工作。但美國政府面臨的最終的考驗，將是能否控制住病毒的傳播，然後能否以一種方式和規模徹底扭轉局勢，以維持公眾對美國人自我治理能力的信心。這場危機的事業不應該漏掉一項緊急任務，那就是：開啟向后冠狀病毒秩序（post-coronavirus order）轉變的進程。
各國領導人主要是在國家層面上處理這場危機，但這種病毒對社會的毀滅是不分國界的。雖然對人類健康的攻擊可能是（希望是）暫時的，但它所引發的政治和經濟動蕩可能會持續幾代人。沒有一個國家，甚至是美國，可以憑一己之力戰勝病毒。應對當前問題的方法，最終必須要與全球合作的願景和計劃相結合。如果我們不能同時做到這兩點，我們將面臨最壞的結果。
3月30日，USNS Comfort號醫療船在紐約的Verrazzano-Narrows橋下航行
美國要有三大行動：在管理危機的同時建設未來
吸取「馬歇爾計劃」和「曼哈頓計劃」的教訓，美國有義務在三個領域做出重大努力。
第一，增強全球在面對傳染病時恢復元氣的能力。諸如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研發和天花的根除等醫學成就，或者通過人工智慧進行醫學診斷等新興統計技術奇蹟，都讓我們陷入了一種危險的自滿情緒之中。為了在龐大的人口中控制傳染病以及研發相應的疫苗，我們亟需開發新的技術。各市、州和地區必須做好長期準備，通過物資的儲備、合作規劃以及在尖端科學領域的探索等方法，保護其人民免受傳染病大流行之害。
第二，努力治癒世界經濟的創傷。全球領導人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吸取了重要教訓，但目前的經濟危機更為複雜：從其速度和全球規模上來看，冠狀病毒引發的經濟衰退都是史無前例的。同時，保持社交距離、關閉學校和企業等必要的公共衛生措施，也讓經濟發展雪上加霜。因此美國應採取措施，減輕即將到來的混亂對世界上最為弱勢的群體的影響。
第三，維護自由世界秩序原則。現代政府起源於由強大統治者保護的築有圍牆的城寨。統治者時而專橫，時而仁慈，但總是足夠強大，足以保護其人民免受外部敵人的傷害。啟蒙思想家重新定義了這一概念，認為國家要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安全、秩序、經濟福祉和正義。個人無法憑藉一己之力獲取這些東西。在這個依賴全球貿易和人口流動實現繁榮的時代，本次疾病大流行引發了一場「時空錯亂」——曾經築有圍牆的城寨迎來了復興。
民主國家需要捍衛和維護他們的啟蒙價值觀。在全球範圍內權力與合法性平衡的倒退，將導致社會契約在國內和國際上分崩離析。然而，合法性與權力這個千年議題難以與戰勝新冠肺炎疫情同步解決。無論是在國內政治還是國際外交中，各方都需要剋制，必須確定優先事項。
我們從硝煙四起的世界大戰中走來，步入了一個日益繁榮、人類尊嚴得到提升的世界。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劃時代時期。領導人們所面臨的歷史性挑戰，是在管理危機的同時建設未來。而一旦失敗，世界將陷入深淵。
（翻譯：韓國首爾大學國際區域學李思、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姚寰宇，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作者：約瑟夫·奈 亨利·基辛格
編輯：李念 劉夢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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