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許人俊
項南與夫人汪志馨
項南，原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中共福建省委原第一書記。他平易近人，思維活躍，善於交際。我曾在他領導下參加編寫《鄧子恢傳》、《回憶鄧子恢》，與他多有交往。我們兩家住處相距不遠，平時我常到他家裡聊天，聽他講述過去經歷的往事軼聞。最令我難忘的是在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初他突發心梗前，曾談笑風生向我講述了他和父親參加革命後雙雙改名，天各一方，父離子別２０多年，直到全國解放後才得以團聚的故事。故事傳奇曲折，充滿悲歡離合深情，催人淚下。 項與年早年離妻別子赴南洋從事革命活動，回國後成為中共紅色特工，在上海灘懲治叛徒特務，營救遇難戰友 項南，１９１８年生。其父項與年，１９２５年秋入黨。當時國共實行合作，兩黨關係密切，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譚平山任組織部部長，林伯渠任農民部部長，國民黨左派人士彭澤民任海外部部長。 海外部負責宣傳、組織海外華僑支持國內北伐戰爭，但當時缺少得力人手。因項與年在南洋有好朋友，活動能力強，而且他能講福建話、客家話、廣州話、潮州話，了解他的同志向海外部積極推薦。海外部部長彭澤民會見並考查了他，感到人才難得，確定留他在海外部工作。 １９２６年春，項與年被派往荷屬東印度婆羅洲三馬林達市執行秘密使命。他離開家鄉福建連城時，對家人和父老鄉親們說是去南洋做生意。當時，項南和母親懷著依依惜別之情，目送身材高大魁梧的父親走出山鄉小村。那是他們父子的第一次離別。 三馬林達市福建籍僑胞較多，有許多人在工廠當勞工。項與年熱情豪爽，善於交際，樂於助人，很快在福建籍僑胞中結交了許多好友，贏得了大家的信任，成為當地華人社會家喻戶曉的華工領袖。他不僅在三馬林達發展了一批國民黨黨員，建立了５個黨支部，而且秘密發展了一些共產黨黨員，建立了三馬林達中共黨支部，他擔任黨支部書記。 １９２７年五一勞動節，項與年在巴厘巴板發動華僑工人走上街頭，舉行紀念大會。他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憤怒控訴帝國主義迫害華工的罪行，號召廣大華工團結起來，反對殖民主義，並帶領大家高舉彩旗遊行示威。殖民當局為之震怒，出動軍警武裝鎮壓。項與年身處鬥爭前列，不幸被捕。在長達５個月的審訊中，他頑強鬥爭，經受了嚴峻考驗。後經華僑社會強烈抗議和我外交使館交涉，殖民當局下令將他驅逐出境。 當年１０月，項與年身無分文回到離別一年多的家鄉時，鄉親們都以為他在南洋運氣不佳，未做好生意，對他表示同情和理解。天真無邪的項南，跳著、笑著，拉住父親的雙手在村裡嬉鬧轉悠，家中洋溢著骨肉團聚的濃郁溫情。 此時，國共兩黨合作已經徹底破裂，蔣介石背信棄義，大肆屠殺共產黨人，中共黨組織被迫轉入地下活動。項與年幾經輾轉，好不容易才與黨組織接上關係。考慮到他有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黨組織決定讓他到上海中央特科三科工作。 中央特科是周恩來提議並親自領導建立的中央情報和保衛機關，主要任務是保衛黨中央和地下工作者的安全；打入敵人內部及時了解敵情，搜集情報；懲治叛徒特務，消除隱患；營救被捕同志及管理電台等。 項與年接受任務後，立即帶著妻子和兒子項南，告別了福建連城山區的父老鄉親，進入繁華的大上海，從此成為中央特科的紅色特工主力之一。 項與年在上海市中心大世界附近八仙橋安了家。妻子整天安守家中，在屋裡料理家務，兒子項南每天背著書包，穿過車水馬龍的街道，匆匆趕往附近一所小學讀書。 這一時期的項與年行動神秘，常常頭戴禮帽，身穿長袍，提著文明包進進出出，一副商人打扮。家裡人不知道、也不問他幹什麼，只知道他做生意。平時家庭生活困苦艱辛，項南的母親操持家務，默默奉獻。後來，她還暗中幫助管理電台。 項與年曾和中央特科紅隊的戰友在市區擊斃叛徒白鑫和三名國民黨特務，震驚了上海灘；他還配合紅隊在楓林橋武裝攔劫囚車營救彭湃，雖然營救失敗，但這仍是他革命生涯中的傳奇經歷之一。那時，陳雲、潘漢年、李克農、曾希聖等都是他的戰友。 隱身敵軍司令部，獲「鐵桶圍剿計劃」，項與年喬裝乞丐赴蘇區送情報，確保紅軍迅速轉移長征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項與年又要離家遠行了，這次說是同朋友去九江做一筆生意。妻子、兒子匆匆幫助他收拾行裝，然後看著他在秋風颯颯的黃浦江上登船啟程。那是他們父子的第二次離別。 原來，在這之前，蔣介石委任莫雄擔任江西德安保安司令加強「剿共」。莫雄是國民党進步人士，曾要求加入共產黨，與中共中央特科領導人李克農等有秘密交往。他一向暗中支持共產黨，擔任保安司令後，要求中共派人到德安他的司令部工作。中央特科迅速選派項與年、劉啞佛等前往執行秘密使命。 為配合莫雄「剿共」，迷惑蔣介石，紅軍游擊隊和蘇維埃政府特地減少在德安地區的游擊活動，佯裝敗退，給莫雄創造「剿共戰績」。國民黨江西省主席信以為真，曾嘉獎德安專區「剿共得力，全省第一」，授予德安地區為「模範區」。蔣介石也極為高興，傳令嘉獎，並破格指示邀莫雄上廬山，出席牯嶺高級軍事會議。 牯嶺會議由蔣介石主持，研究圍攻江西蘇區紅軍的作戰計劃。因內容高度機密，出席人員僅為江西、湖南、山東、湖北、河南五省主席和高級軍事將領。根據德國軍事顧問建議，蔣介石確定調集１５０萬大軍，按同一時間，向中央蘇區實行嚴密封鎖，然後步步推進，逐漸縮小包圍圈，像鐵桶一樣圍殲紅軍，消滅蘇區，故名「鐵桶圍剿計劃」。該方案十分具體嚴密，各部隊部署位置、武器配置、攻擊日期、進攻路線、聯絡信號和口令等等，規定得清清楚楚，印了一大本，而且蓋有「絕密」字樣，編有序號分發給與會人員，明確宣布泄密者格殺勿論。 情況萬分緊急，中央蘇區危在旦夕。身在牯嶺的莫雄急如火燎，他深為蘇區紅軍的安全擔憂。會議一結束，莫雄連夜下山，匆匆趕回德安司令部，向項與年、劉啞佛等中共地下黨員通報情況，並將絕密作戰方案交他們研究。 項與年等立刻緊急行動，連夜啟用秘密電台，向中央蘇區通報「鐵桶圍剿計劃」要點。然後，用特種藥水將絕密文件的主要內容，書寫到４本學生字典上。因項與年熟悉當地的地形、地貌和交通路線，派他化裝成教書先生，火速趕往中央蘇區傳遞情報。 這是項與年的又一次生死之行。當時江西境內戰雲密布，沿途戒備森嚴，關卡林立，到處殺氣騰騰。他從九江到達南昌時，敵人曾攔住他嚴加盤查。好在他沉著冷靜，不慌不忙從肩上的布口袋裡掏出學生字典，向哨兵邊晃邊說：「我只有幾本學生字典，是本人教書用的。」哨兵摸摸口袋，翻翻字典，別無他物，加之見他外表也文質彬彬，一副書生相，就抬手放行了。 然而，越向南走，敵人哨兵越來越多，盤查也越來越嚴。秘寫有情報資料的４本字典，隨時可能被敵人扣留，必須另謀良策。幸虧他在江西建立的秘密聯絡點多，中途他找一些地下黨員協助，連夜用藥水將字典上的軍事情報轉寫到薄紗紙上，然後藏進布鞋墊層里，穿在腳上繼續前進。為減少與敵人關卡的接觸，熟悉江西地形的項與年決定白天休息，晚上行路，或是翻山越嶺，盡量避開大路。 臨近瑞金時，項與年悄悄鑽進了山林僻靜處，將衣衫在樹榦上磨得破破爛爛；然後，把頭髮搞得亂七八糟；還找了一塊石頭，猛然敲掉自己的四顆門牙。他強忍疼痛，憑著滿臉鮮血、蓬頭垢面、目光獃滯的叫化子模樣，瘋瘋癲癲地向敵人的哨卡走去。國民黨官兵看到這個滿臉髒兮兮、身上散發著血腥味的瘋叫花子走來，都感到噁心、討厭，紛紛端著槍轟他快走，誰也懶得去盤查他。 就這樣一路風塵，一路饑寒，項與年終於艱難趕到中央蘇區。當他從鞋墊里取出絕密情報，雙手遞給中央蘇區最高領導「三人團」之一的周恩來時，大家感到項與年送來的不僅是關係紅軍生死存亡的絕密情報，而且還有一顆對黨的赤膽忠心。許多人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熱淚。 項與年送來的軍事情報詳細、及時，為中央迅速果斷決策提供了最為可靠的依據。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初，國民黨軍隊推進到中央革命根據地腹地，中央紅軍主力實行戰略大轉移。１０月中旬，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向西突圍，開始了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征。項與年也隨部隊一道前進。長征途中，毛澤東談到紅軍大轉移時，曾感慨地說：「搞情報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中央蘇區紅軍主力突圍轉移的消息傳到南京後，蔣介石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緊急調集部隊圍追堵截。中央特科為粉碎蔣介石的圖謀，又將有勇有謀的項與年從長征途中緊急調回上海，派他帶領兩名爆破隊員赴江西南潯鐵路炸毀橋樑和南昌飛機場及油庫，以破壞敵人的後勤運輸線，打亂敵人的「圍剿」作戰部署。 項與年趕回上海接受指令時，曾匆匆回家探望了一眼久別的家人，第二天就同兩位朋友登上輪船去南京了。 然而，這次出師並不順利。他們剛剛到達南京就被國民黨密探逮捕，並通過輪船押往江西南昌秘密審訊。幸好項與年隨身帶有國民黨的各種證件，而且他善於同敵人巧妙周旋，終於乘敵人放鬆警惕時逃離看管所。他喬裝商人小心翼翼在各地轉悠，以防再次被密探逮捕。 一個多月後，上海已進入隆冬季節。一天夜裡，歷經磨難的項與年，趁著朦朧夜色悄然返回上海家中。他雖然逃出虎穴，但身份已經暴露，黨組織指示他隱居家中，不得外出露面，同所有人員斷絕一切交往，前後長達一個多月。那是項南同父親接觸時間最長的日子，他可以天天看到父親，聽父親講故事、說笑話，心裡說不出有多麼高興。 １９３５年春節剛過，節日歡樂氣氛尚未消失，項與年突然又一次匆匆告別家人，神秘外出遠行了。這是他們父子的第三次離別，也是時間最長的一次離別。
項氏父子為革命雙雙改名，天各一方，生死不明。在「搶救運動」中，因「兒子說不清老子」，項南失去了自由，痛苦萬分 項與年第三次告別妻子和兒女後，受中央特科指派到香港從事抗日反蔣統戰工作。不久，上海地下黨遭受破壞，中央特科被迫撤銷，一部分同志轉移至天津組成北方局情報部。項與年也由香港到天津報到，因身份已經暴露，他改名梁明德繼續從事秘密情報工作。 此時，他在上海的家已被反動派查封，妻子和幼女被關進監獄。兒子項南幸虧在學校住宿，僥倖逃脫敵人的搜捕。從此，項南與父母失去聯繫，孤身一人在上海、南京漂泊流浪。 １９３６年，１８歲的項南離開上海。經鄉人介紹，輾轉到福建長樂縣園藝場勞動就業，同時也開始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他為人開朗熱情，多才多藝，又富有宣傳組織能力，深受大家歡迎。此時以及之前，他一直使用項崇德這個名字。兩年後，他改名項南，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擔任了福建順昌縣抗敵劇團的團長。後又到閩清縣任戰時民教工作隊隊長，帶領大家翻山越嶺，利用農村夜校舉辦講座，或在街頭搞文藝演出，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１９３９年秋，項南由福建去廣西。後經香港再北上，到達蘇北鹽城參加了新四軍。在抗戰烽火連天的日子裡，項南常常思念自己的父母和小妹，到處打聽他們的消息。他不知道父親的生死去向，也不知道母親被捕出獄後一直流落他鄉，更不知小妹早已染病夭亡。 項與年改名為梁明德後，一直在天津北方局和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同王世英、汪鋒、南漢宸、習仲勛、李克農等一起，來往於西北軍和東北軍上層人士之間，從事情報、統戰工作。抗戰勝利後，梁明德隨三五九旅部隊進軍東北。 １９４３年，蘇北抗日根據地開展整風審干運動，每個幹部都必須詳細說明自己的家庭出身、社會關係、父母和本人的歷史、家庭經濟來源等等。同志們都輕輕鬆鬆過了審查關，唯獨項南對父母親的歷史和職業常常含糊其詞，只能籠統說父親是做生意的，常跑碼頭，但不開店；到底做什麼生意，他也說不清楚。他還說自己小時候看到家中來往的大人都是戴禮帽、穿大褂的商人。問「是資本家嗎」？回答「不是」。再問「是店員嗎」？回答還是「不是」。 面對大家的嚴厲審查，項南內心痛苦，只能回答「可能」、「大概」、「也許」，語言模稜兩可。加之他是改名入黨的，更加引起懷疑。 不久，康生炮製的「搶救運動」經驗，也從延安搬到蘇北抗日根據地。項南自然就成了重點審查對象。他失去了自由，思想包袱沉重，一時陷入迷茫。 好心的審幹人員按照他提供的父親的種種神秘跡象，曾試探詢問：「你父親是不是地下黨？」他拿不定主意，無奈中說了一聲「可能是」，暫時過了關。但忠誠老實的項南事後又反悔了，因為貿然說父親是地下黨，顯然對組織不忠誠。他馬上找審幹人員更正，搞得審查組極為惱火。 幸好當時有位領導人思想開明，沒有受康生「左」傾指導思想影響。他說：「在我們這個兵荒馬亂的時代里，兒子說不清老子，老子說不清兒子的情況太多了。審查了這麼長時間，項南還說不清楚，那就算了，在鬥爭實踐中考驗吧！」曠日持久的政治審查，從此暫告結束，項南終於擺脫了困境，重新獲得了自由。 此時此刻，項南的父親梁明德在延安中央黨校同樣參加了整風運動。他雖然也曾經改名換姓，同樣說不清楚妻子、兒女的下落，但因他長期從事情報工作，冒生死危險給中央蘇區傳遞情報，為紅軍及時轉移立下汗馬功勞，加之他的戰友王世英、汪鋒、李克農、習仲勛等人都在西北工作，所以整風審干運動中，並未遭遇任何麻煩。 全國解放後，梁明德在東北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擔任高級專員。生活逐漸安定，他對親人的思念之情也日益加深，開始留意打聽尋找親人的下落。 曾希聖受託為友尋子，找來找去，演繹出一幕「項南找項南」的喜劇。父子如願團聚，成為人間廣為傳誦的美談 １９４９年初，人民解放軍席捲全國，勢如破竹。華東戰場捷報頻傳，國民黨部隊潰不成軍。時任蘇北十一分區東南縣支隊政委的項南，正帶領部隊進軍皖北重鎮蚌埠。當時，中央指示在北平召開全國青年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華東野戰軍副政委譚震林派時年３０歲的項南率華東青年代表團前往出席。 會後，項南興沖沖返回蚌埠尋找東南支隊，準備帶兵繼續南下打仗。誰知東南支隊已經隨大部隊飛越長江天險，進軍江蘇、上海、浙江地區作戰，蚌埠只有一個華東野戰軍的後方留守處。當時戰鬥頻繁，部隊進展神速，一天解放一個縣城，留守處根本搞不清東南支隊現在何處。 項南在後方留守處正為找不到部隊發愁、鬱悶，沒想到卻巧遇皖北區黨委書記曾希聖。 曾希聖好奇地問項南：「你怎麼一個人滯留蚌埠？」項南彙報說是譚震林派他到北平開會。曾希聖問：「到北平開什麼會？」項南答：「開全國青年代表大會。」 曾希聖隨即詢問中央有什麼新精神，項南說中央決定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作為黨的助手，而且各地很快都要建立青年團。 曾希聖聞訊大喜，靈機一動，拍著項南的肩膀親切地說：「既然這樣，你就不必去找部隊了！你年紀輕，又是華東青年代表團的團長，了解中央精神，乾脆留在我們這裡，幫助我們建青年團吧！」 就這樣，項南陰錯陽差地脫下軍裝轉到了地方工作。他起初任皖北區青委書記，後又任青年團安徽省委書記。 也就在這一時期，遠在東北人民政府工作的梁明德，不知通過什麼渠道得知兒子在安徽青年團里工作，於是給老戰友曾希聖發電報，托他幫助查找失散１０多年的兒子。當然，他不知道兒子項崇德早已改名為項南。 曾、梁二人過去在中央特科是老戰友，有著生死之交的情誼。曾希聖對於老戰友的囑託當然格外盡心，除吩咐在機要部門工作的妻子幫助查找外，又布置青年團幫助查尋。 一次會後，曾希聖把團省委書記項南拉到一邊，鄭重其事布置任務：「我的戰友梁明德，１０多年前丟失了一個兒子。聽說兒子在我們安徽搞團的工作。你是團委書記，幫我找找姓梁的團幹部，越快越好。」並讓項南到黨委機要室看遼寧發來的電報。項南看了遼寧梁明德的電報後，回到團委就開始認真查找。 不久，曾希聖在安徽省委召開的一次幹部會上催問項南：「我托你找的姓梁的幹部，找到了沒有？」項南面有難色，皺著眉頭彙報：「你交代以後，我一直在查找。問了許多人，還把全省青年團幹部的花名冊從頭到尾仔細看了幾遍，發現姓梁的團幹部有１０多個。到底哪一個姓梁的幹部是你要找的，我也鬧不清。你光說姓梁的幹部，太籠統了，能不能再提供一些相關的具體情況？」 曾希聖覺得項南言之有理，原先布置項南查找姓梁的幹部，確實過於簡單、籠統，讓他為難了。會後，他將項南留下單獨面談。 他告訴項南：老戰友梁明德是福建人，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到上海，家住大世界八仙橋一帶，家裡有一個討人喜歡的兒子。 項南聽說梁家是福建人，住在上海八仙橋一帶，不禁脫口而出說：「啊！真巧，我也是福建人呀，也在上海八仙橋住過，熟悉那裡的情況，１６歲才離開。」 曾希聖頗感興趣地問項南：「你們家住八仙橋哪裡？你父親做什麼工作？」項答：「父親在上海做生意，家住法租界維爾蒙路德潤里２４號。」 一提法租界維爾蒙路德潤里２４號，曾希聖頓感驚訝，因為那是當年中央特科的一個聯絡點！項南家為什麼住在那裡，他們相互間有什麼關係？於是，曾希聖盯著項南進一步深入交談和詢問：「我也在那裡呆過，那是一個大老闆翁旭初的家，你怎麼會住到哪兒呢？」 項南說：「我們是什麼原因住到翁家，我也不知道。那時我年紀還小，爸爸安排我到南京讀書。學校放假時，我才回到上海短時間和父母住在一起。」 隨著談話越來越深入，曾希聖似乎隱隱約約感到眼前這位年輕人同戰友老梁可能有著某種關係。他隨即又問：「你父親的朋友很多吧？常常和什麼人來往？」項答：「家中來來往往的人很多，父親善於交朋友。」曾問：「他的朋友中，有沒有一個留著大鬍子的人？」 這一問，把項南的記憶又帶到了童年時代，他立即不假思索地答道：「有，有，有一個大鬍子叔叔住在我家。學校放假時，他常常帶我到南京路上去玩，還帶我逛大世界、照哈哈鏡哩！」 談話至此，曾希聖不禁思緒翻騰，感慨萬千。想當初，他確實在老梁家住過，也帶他兒子逛過南京路，到大世界照過哈哈鏡。 這真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啊！難道這是巧合嗎？ 曾希聖細細端詳起眼前這位團省委書記，其容貌、神態與老戰友極為相似。他受戰友之託要找的兒子難道就近在眼前？為慎重起見，他指著自己的鼻子，試探著問項南：「你瞧瞧，我像誰？」 項南定睛一看，不禁大聲叫道：「鬍子叔叔！」 曾希聖也激動起來，他高高舉起寬大的手掌，突然在項南肩上重重地一拍，大聲笑道：「找到了！找到了！你就是老梁的兒子！」 一瞬間，搞得項南直發愣。他莫名其妙，有些摸不著頭腦。 於是，曾希聖開始給項南詳細講述他父親梁明德的真實身份、經歷及改名換姓的原委，並說：「你爸爸現在是東北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的領導幹部，他找你找得好苦啊！今天，我的任務總算是完成了，你們父子倆快通信吧！」 項南頓時喜不自禁，多年的尋父夢想，今朝終於實現了。
他當夜就給遠在瀋陽的父親寫了一封長長的書信，傾吐１０多年的父子離散情，彙報自己投身革命的曲折經歷。從此，曾希聖布置「項南找項南」的動人故事就不脛而走，越傳越遠，逐漸成為人間廣為傳誦的趣聞美談。 項氏父子雖然架起了書信往來的橋樑，但因當時雙方工作繁忙，無暇會面。直到１９５３年，身為華東團工委書記的項南到北京出席全國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他們才相約在頤和園會面。 那是一次難忘的會面。歲月流逝催人老，近２０個春秋過去了，父子模樣大變，他們幾乎都不敢相認。還是項南先叫了一聲「爸爸」，才打破了父子間短暫的沉寂。他倆緊緊地擁抱，高興和心酸的感情交織在一起，淚流滿面。 父親雖然消瘦，但神采奕奕，精神煥發。愛好攝影的項南，馬上拿著照相機對準父親按下快門，將那既嚴肅堅定，又有微微笑意的模樣，永遠定格在相機鏡頭裡。數十年後，每當項南拿著這張照片供友人欣賞時，總是充滿自豪和興奮，戲稱「這是我的作品」。 項氏父子工作出色，對黨忠誠。「文革」中雙雙蒙難，粉碎「四人幫」後獲平反。項與年突然病逝，項南恰恰因公出國，父子竟未能見最後一面 項與年在東北長期從事領導工作，曾先後擔任松江省、遼寧省建設廳和監察廳副廳長。 １９５４年，中央擬舉行國慶五周年紀念活動，項與年受原中央特科老戰友、軍委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李克農委託，專程赴廣東邀請國民党進步將領、原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進京參加慶典活動。他陪同李克農和葉劍英宴請莫雄老人，舉杯敬酒感謝他當年冒生死危險將「鐵桶圍剿計劃」這一絕密情報交給我黨，使紅軍迅速轉危為安，踏上長征路北上抗日。 兒子項南同樣是福建山鄉的驕傲。他才華橫溢，工作出色，「文革」前先後當選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黨的八大代表，曾歷任華東團工委書記，青年團中央宣傳部部長、書記處書記等職。 「文革」開始後，項氏父子雙雙蒙難。項與年因長期從事紅色特工工作，有過多次被捕的經歷，而且當年江青在延安與毛澤東結婚時，他和原上海中央特科一些同志曾聯名表示反對，故而被打成「叛徒、特務」。紅衛兵逼他穿當年在白區工作時的皮夾克，以此作為特務、叛徒標誌，押往各處游斗。他氣得渾身顫抖，悲憤交加，暈倒在地上，從此造成中風失語導致殘疾。兒子項南則落難河南信陽農機部「五七」幹校，被當作團中央內胡耀邦反革命集團的黑幹將批鬥審查。 一天，幹校軍代表突然找項南談話，將遼寧發來的公函交給他，只見上面寫道：「項南的父親是叛徒，正在接受審查。因年高多病，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生活不能自理，望動員項南接去贍養。」 項南看著公函，兩手顫抖，心如刀絞，恨不得插翅飛往遼寧伺候老父。可他自己正被關押牛棚，接受審查；妻子遠在大西北荒漠邊的另一幹校勞動；兒女們上山下鄉，天各一方接受再教育。當軍代表問項南如何對待老人問題時，他只好強忍悲痛，如實相告：「我現在自身難保，已沒有家了，一切相信和依靠組織。」 不久，遼寧省決定將項南的父親送原籍福建連城農村老家朋口安置。所幸的是，項與年得到了當地領導與群眾的關愛。一天夜晚，福建省革委會副主任許亞到連城檢查工作，所到農村都是夜色蒼茫，一片漆黑，唯獨途經朋口小鎮時發現眼前燈光閃爍。他驚奇問道：「這裡怎麼會有電燈？」當地幹部介紹說，這是一位革命老幹部的無私奉獻。許亞極為感動，特意進村拜訪革命老人。交談中，他意外得知老人的兒子叫項南，不禁驚喜萬分。因為他和項南是新四軍時期的戰友。他頓時高興極了，緊緊握著老人的手久久不放。他發現老人身體太弱，患有多種疾病，於是指示隨行人員連夜派車，將老人送往省城療養院檢查、治療。 粉碎「四人幫」後，項南獲得平反，離開河南返回農機局擔任領導職務，妻子和兒女也先後回到北京。此時此刻，他更惦念遠在故鄉的父親，欲將老人接到北京贍養。只是父親的戶口在福建連城，進京轉戶口需報中央組織部審批。於是，他提筆給時任組織部長的郭玉峰寫申請報告，孰料這位部長不久卻嚴肅地對他說：「你父親是一個老革命，你也是一個老幹部，應該嚴格要求自己嘛，不要給組織上添麻煩。如果大家都要求進北京解決戶口問題，那不是讓組織上為難嗎？」這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讓項南哭笑不得，只好從此不再提此事。 不久，中央決定調整中組部領導班子，胡耀邦出任部長。一次開會，胡耀邦見到項南，關心地問其父親的近況，還詢問為什麼不把老人接來北京團聚。項南有口難言，只好將郭玉峰的談話如實相告。 胡耀邦聽後，感到不可理解。他隨即提筆批示將項南的父親安排進京落戶。 福建省龍岩地委接到胡耀邦的批示後，又為項與年全面進行了體格檢查。不查不知道，一查發現老人患有嚴重的肺炎，不宜遠行。只好安排在醫院繼續治療，同時寫信告訴項南：「一俟老人病情好轉，就派人護送進京。」 此時，項南正受命緊張準備率中國農機代表團赴義大利考察。 就在項南率代表團登機出國時，郵局緊急送來一份電傳噩耗：「老人因病治療無效，已病逝龍岩，享年８２歲。」 項南帶著深沉的哀痛，含淚飛往歐洲執行公務，委託妻子汪志馨趕往福建家鄉料理喪事。 革命老人病逝的噩耗傳到遼寧後，遼寧省革委會和省委深感不幸。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７日，遼寧省革委會在瀋陽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時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的項南聞訊後，偕同妻子前往悼念父親。夫婦倆到達瀋陽後，沒有驚動省委，而是悄悄地找到了一家旅館住下。 追悼會開得很隆重，會場上的橫幅上莊嚴地寫著「梁明德同志追悼會」。省領導任仲夷、黃歐東和項與年的老戰友黃火青、羅青長、周子健等都紛紛到會。 那天，項南夫婦仍然不願給組織添麻煩，沒有通知省委機關。他們懷著悲痛的心情，拖著沉重的步伐，悄悄進入追悼會現場，默默排隊隨著悼念人群緩緩前進。項南夫婦長期在中央機關工作，屬於知名人士，有人發現他們突然出現在追悼會上，都感到十分驚奇、詫異。許多人不知道梁明德和他是父子關係，紛紛好奇地議論。甚至連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也百思不解，悄悄把他拉到一邊問道：「你是怎麼認識梁老的？」當項南道出真情原委後，人們才恍然大悟。大家無不對項氏父子的奇特經歷和低調為人的高尚風格感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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