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細菌部隊」倖存勞工回憶錄

我叫左憲良,1922年出生在黑龍江延壽縣。「九一八」事變以後,偽滿政府對東北百姓橫徵暴斂。一是「糧谷出荷」政策,只有日本人能夠吃大米,中國人吃大米白面就是經濟犯,強制收繳農民糧食的。二是「勤勞奉公制」政策,無償徵召勞工,16歲以上男子都必須擔負勞役義務,被抓勞工背井離鄉,受盡苦難,許多人做了異鄉鬼。

1937年我16歲了,為躲避出勞工,母親在日偽「國事調查」時,給我瞞了兩歲。從1939年起,我也和父親一樣,每年都要被抓去當半年以上的勞工,幾年間先後做過修「國道」、建機場、壘屯牆、挖大壕、打「明子」(軍用引火柴)等苦力。

1943年,根據日偽當局掌握的情況,我已20歲到了服「國兵」兵役的年齡。這年秋季的一天,實際與我同齡,已當了2年「國兵」,家住鄰村的我堂兄妻侄魏馭文問我是否願當「國兵」。一想要被征去當「國兵」我心裡就充滿恐懼。1941年夏的一天,我進縣城賣瓜,親眼看見一個外號叫「高回子」的日本軍官,用帶著刀鞘的戰刀,劈頭蓋腦地猛力砍打一個脖子上纏著繃帶的「國兵」,打得他繃帶處膿血四溢,被打「國兵」還不停地「嘿嘿「和立正。每想起那一幕,我心裡都很不是滋味,所以當魏馭文問我時,我跟他說最怕當「國兵」。

魏馭文告訴說,不想當「國兵」必須做到兩條:一是體檢測視力時要專向指針所指的相反方向指示,二是在體檢後對不合格者進行責打體罰時,萬不可招供實情。後來在當年年底「國兵」體檢視力不合格後,我連遭三遍毒打。我堅持說真的看不清,並稱越打眼晴越模糊,最終熬過了這一關。可我渾然不知,日偽凡重要、機密勞務,都要讓「國兵」漏子去干,更不知兩年後我會因此被抓去「731細菌部隊」。

1944年春我得了傷寒病,暫且躲過了這一年的勞役。

1945年6月9日(陰曆4月29日),我在田間正做農活,偽區公所派人下達通知,命令我去「國境線」當勞工,沒有期限。

在偽滿時期,誰家接到這樣的通知,就是禍從天降。因為凡是去「國境」當勞工的很少有人活著回來。父母和全家人放聲大哭了一宿。我家10口人(父母、兩個弟弟、兩個妹妹、我和妻子,還有兩個孩子),我是長子,是全家的主要勞動力,我去當勞工,今後全家的生活怎麼辦?更何況這一年春天,我家藏在河套沙灘里的12袋口糧已被日軍搜走,全家人連食都無著呢?但是如果不去,日偽當局要抓我坐牢。萬般無奈只好任由人家擺布。與我同時被派去「國境」的還有本村的倪河。第二天,父母與親友給我湊上20多元錢,全村鄉親們哭著將我二人送出10里多路,灑淚而別。那生離死別的慘景,讓我終生難忘!

全縣530名勞工到縣城集合後,由偽縣公署動員股股長蘇耀官給大家訓話,他高提著嗓門說:「你們這支勤勞俸仕隊是去『國境'幹活,沒有期限,你們要有心理準備。不許往回跑,跑回來就是死罪,家屬還要坐牢!」勞工們聽完訓話,痛哭一場,大家知道這意味著要和家鄉親人永別了。

接著,偽縣公署用兩天時間給勞工編隊。全縣編1個中隊,轄5個小隊,每個小隊轄3個分隊。小隊100人左右,分隊30人左右。中隊長、中隊副、衛生長等中隊頭頭,都由縣動員股指派,小隊長、分隊長則是由中隊長從歷年的勞工小頭目中選用。

6月13日,編完隊,用馬車把我們送到珠河縣(今尚志縣)火車站,坐火車走四五個小時到了哈爾濱站,又南行到孫家站時,乘務人員讓大家拉上窗帘,乘警警告大家不許扒窗帘往外看,否則就是死罪。火車又走半小時,到了平房站。下車後大家背著行李走了一個多小時,來到老五屯。這裡就是殺人魔窟日本關東軍「731細菌部隊」的一處勞工駐地。

老五屯有五座工棚,佔地約1華里見方。東南方是一個大操場,北面不足200米處是面積大約40畝的勞工墳地。南面和西面半華里外的地方,也是勞工房,住著其它地方征來的勞工。正南大約3華里的大片地方就是關東軍「731細菌部隊」的營區、場區和工區。

為了防止勞工逃跑,在工棚區周圍布設了鐵絲網,鐵絲網外有3米寬、2米深的水壕,壕里灌滿了水。工棚區只有一個南門,設固定崗哨,由中國勞工站崗。外面設流動哨,都是荷槍實彈的日軍。

日軍規定,勞工崗哨發現有蓄意逃跑等可疑情況要立即逐級向上報告,報到日本勞務班,就抓起來處死。勞工夜間上廁所也得首先向崗哨打招呼,不然就按逃跑論處。他們還規定勞工不準給家人和親友寫信、不準在場區勞動時交頭接耳、不準隨意出工棚區、不準吃飯時說話、不準穿衣服睡覺、不準熄燈後說話。

到老五屯工棚後,給勞工每人發了一套綠色「更生布」(用破棉絮和破衣服紡出來的布)勞工服,帽子後邊如日本軍帽一樣,帶3條布帶。第二天是端午節,日軍命令全體勞工在操場上集合,集體照像,然後把個人的照片貼在勞工的身份證上,以便出入場區時檢查驗證。發完勞工身份證後,我們這個中隊被編入「731部隊」勞務班,當天就由中、小、分隊長帶隊進入場區。

731部隊」是一個大院,周圍有七八尺高的圍牆,上面有高壓電網,從外表看像是工廠,裡面有一座二層方樓,有發電廠、鍋爐房和許多車間、倉庫,還有3個高煙囪。大門設兩道崗,由日本兵端著三八步槍站崗,勞工從場區北門進院時不許往裡看,每人先出示勞工身份證,由門崗日軍衛兵搜身檢查和驗證。

在搜身檢查和驗證時,兩名衛兵端著上刺刀的步槍、兩名衛兵持十四年式手槍,一齊對著勞工的胸膛,那場面非常嚇人。如果搜出一根火柴,就是死罪。一次一個小隊長幹活時身上沾了酒精,過門崗檢查時,日軍說他偷酒精兌酒喝,打掉他全部門牙,嚇得勞工人人自危。走出場區東門就進入幹活的工區。工區的四周也有鐵絲網圍牆。我們吃飯、睡覺和去工區勞動往返走路,都必須集體行動,不允許個人單獨行動。

勞工們住的工棚,是兩塊木板人字形支起的棚蓋,棚蓋直接接地,板棚內中間向下挖出一條半米深、60公分左右寬的人行通道。通道兩側是半寸厚木板鋪成的長鋪。睡覺的時候大家頭朝里,腦袋頂在棚板上,腳懸在床邊。一座棚子住一個小隊,棚長約40米,寬不到4米,棚兩頭各開一門,沒有窗子,但棚板四處露縫。棚里陰暗潮濕,床鋪四周長滿青草,勞工們入住不到半月就都有生起疥瘡、「繡球風」等皮膚病。

每天吃飯的時候,勞工們都要事先在自己鋪位中間位置面朝過道盤腿坐好。勞工伙食班負責把1個飯碗、1個菜缽、1雙竹筷在勞工面前擺好,並給大家盛好飯菜。爾後,站在棚門口的小隊長沖著全小隊百拾號人高喊日語「卡西喲木克道」,勞工們隨著一齊高聲復頌,同時雙手合十舉到額前作揖,雙目緊閉,心中想著:這飯菜是天皇恩賜給我的。約2分鐘後,小隊長又喊「衣達達克麻絲」,勞工亦齊聲復頌,然後吃飯。就餐過程中,只能聽見「噝、噝」的吸食聲,上百號人不能有一點說話聲音。

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對勞工如待豬狗。每天的日常飯菜:早飯是高粱米摻黃豆乾飯半碗;午飯是發霉玉米面摻橡子面窩頭兩個;晚飯是高粱米摻黃豆稀粥半碗。所謂的菜湯,半碗是菜湯,半碗是泥水。100號人的小隊做菜時的配比是:24桶水、2瓢鹽、5大簍生菜。整鍋菜沒有一滴油。每頓飯都給發一點被日本人扔掉的變質鹹菜。吃飯時有小隊長和分隊長監視,不許扔飯菜,甚至連菜湯中的泥水也要喝光。大家尤其不願吃那發了霉的日本鹹菜,可日本人又偏偏要求必須徹底吃掉,有的勞工吃時嘔吐也要挨訓斥或責打。

第一天幹活我被分配到電鋸場,加工木板和方子。這裡的話又臟又累。日本人對工作效率要求很高,一點休息時間也不給。我是掌鋸的,電鋸切割木料要加水,機器一開,鋸水、鋸末濺滿身滿臉,可掌鋸的必須睜著眼睛盯住鋸口,不然一旦拉偏,就要遭受毒打,也有可能被日本人要了命。鋸水和汗水每天都濕透全身衣服。在這種環境下高強度地超體能勞動,10幾天後,勞工們全都皮膚收縮,頭髮逐漸脫落,經常感冒。不到1個月,我家河北鄰村的一個姓景的工友,因累加餓得重病而死,年僅22歲。我染上了肺結核病,經常大口吐血。日本人不給醫治,還要你照樣上工幹活。先期來的勞工對我們說,老五屯北面那片勞工墳,每天都有許多新屍埋葬。

在我們工棚區向東走不到1華里,緊靠勞工墳地邊沿處,有一個專門收容患病勞工的地方。景姓的勞工就是送到這裡後不久死夫的。他到這裡,是小隊安排我們4位工友架來的,我們原以為這兒是治病的去處。這個地方沒有房子,從地面上看是個扁平土包。土包西側有個半地下的窖門,進去後是個大地窖,門口很黑,往裡走看見一排柱子上掛著數盞火光微弱的豆油燈。燈下是與勞工棚一樣向下挖成的過道,過道兩邊地上鋪著茅草是為病床,上邊稀稀拉拉躺著些毫無聲息的「病人「。窖里陰森、冰冷,讓人不寒而慄。

我們幾人走進不到20米,迎上來一個30多歲、穿著一身爛衣服的人,對我們說:「是送病號的吧,把他放這你們回去吧。」我們返回時,大家看見一個臉色蠟黃的「病人」鼻孔里爬出許多蛆來,我們驚恐地迅即離開那裡,想必那人已死去多時了。據說,這裡死去的人,在墳地里隨便挖個坑,把屍首砸巴砸巴就埋了。

在電鋸場的我們16名勞工,因無法完成每天的定額,被日本人調到木材場去搬運和堆放木料。瘦弱的勞工,2個人抬一根水曲柳大圓木,走起路來搖搖晃晃,腿直顫抖,但都得咬著牙堅持。日本人總在叫喊快乾,還時不時地用鞭子抽打勞工。

有一天,我們在搬運木料時,發現在木料堆下有兩隻大眼賊(一種黃色野鼠),勞工們立即圍起來,將其踩死。大家萬萬沒有想到,這件事惹下了一場橫禍。管我們的日本工頭關崗知道後,瞧著死鼠,對我們這些人大發雷霆,下令讓我們全分隊30名勞工緊急集合,站成一排。我個子高站在排頭,關崗上前左右開弓,重重打我兩個大耳光,打得我耳朵嗡嗡直響兩眼直冒金星。然後命令我照這樣打下個人。我下邊是徐海山,我不忍心打他。這下可惹惱了關崗,他大聲罵「八嘎呀路」過來重重地一連打了我10多個耳光,然後把我倒在地,一頓狠踢,我的頭被踢腫,血流滿面,當時掉了兩顆牙齒,耳膜也出了血,遍體鱗傷疼得就地翻滾,不停慘叫。見此情景,大家被迫只得互打耳光,直到每個人都被打得鼻青臉腫才罷休。

後來關崗找來翻譯對我們說:「今後見到老鼠要捉活的,不許跺死!」挨了這次毒打以後,我的左耳幾乎全聾,牙齒全部鬆動,後來逃回家以後,換上了全口假牙。大家始終不明白日本人為什麼對老鼠那樣親?多年以後我才清楚,老鼠是「731部隊」用作培鼠疫菌的。

還有一天,來了一名日本軍官,分隊長讓我跟他去。這個日本軍官把我帶進場區里的一個大車間。他用手勢告訴我照他那樣走,兩眼只准往前看,不許旁視,我點頭答應。進門一看,這個空曠的車間里有好幾個像油罐形狀的大機器,正在轟響運轉,震得地面不停地顫動。只見有6個日本人穿著黃色工作服,帶白色手套和口罩,正在看著機器。領我的日本軍官進前與正在看機器的日本人不知說些什麼,看樣子好像問他們要不要我。那幾個日本人都擺手拒絕。這時,我忽然想起先期來的勞工們說過的話:「日本人單獨調去的勞工,都是有去無回。」想到這裡,我精神立刻緊張起來,渾身冒汗。幸虧領我的日本軍官見大家擺手不用,才讓我回來。我走出車間,汗水已經濕透了全身衣服。回到工棚後,大家都說我命大。

7月17日,勞務班長官藤突然命令我們全中隊500多名勞工,到場區東南300米處的空場上挖大坑。官藤欺騙我們說,這是為了防空襲。於是我們又起早貪黑地挖坑,每天都要干16個小時以上。雖然大家拚命地干,一個手拿木棒監工的矮個子日本工頭(不知他的姓名)還嫌慢,連聲喊叫;「快快地!快快地!」看誰慢一點,就用木棒毒打。這樣,一直干到8月8日,共挖成三個五六米深,40×50米長的方形大坑。我們萬萬沒有想到,這三個大坑,竟是後來「731部隊」為了消滅罪證,活埋中國勞工及用作細菌實驗那些人的墓穴。

後來我了解到當時「731部隊」監獄裡的關著四五百中國人,8月9日那天,關東軍司令部命令「731部隊」打開毒氣開關,毒氣順著監獄通風管道把裡面的人全部毒死了。屍體被澆上汽油放火燒,埋在這3個大坑。到解放後1957年,哈爾濱飛機製造公司建造家屬樓挖地基時,挖出這3個大坑,坑中密密麻麻的白骨,清理出來裝了3卡車。

一個多月後的一天,天還沒亮全中隊就起床開飯,集合出發。到哪去勞工們誰也不知道,也不敢問。勞務班長官藤等20多個日本人都騎著高頭大馬,在隊伍的從前到後一字排開跟進。路上,勞工們被驅趕著一路小跑。走了大約五六個小時,隊伍來到松花江邊。這時日本人分成前後兩隊,夾帶著勞工過江橋,到了北岸西行至太陽島(當時不知是太陽島)對面停下。只見江面上浮著一圈紅色漂浮物。勞工們都以為日本人要淹死大家,心裡十分恐慌。

一會兒,被日本人召去開會的分隊長回來傳達說,皇軍今天賞賜大夥洗澡,江面的紅色浮標是界線,不能超過,越界者是死罪。說完命令勞工們脫光衣服,列隊向水裡走。見這陣勢,大家不相信是洗澡,仍認為要被淹死,接近浮標時水深已快沒脖,隊伍有點要亂,這時聽到岸上高喊;「向後轉,自由活動。」至此勞工們才知道真的是洗澡了。

在水裡不到1小時,既累又餓的勞工們就都游不動了,紛紛聚至水淺處歇息,但沒有命令誰也不能上岸。日本人見狀,命令大家上來吃飯,這時已過正午。不知為何日本人這次格外「開恩」,給每人發了2個小饅頭。大家一陣欣喜,三口兩口就吃完了。給吃白麵食品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只可惜2個小饅頭在飢腸軲轆的勞工們面前,實在是太少了。飯後,日本人宣布要搞一場摔跤比賽。20幾個日本人全部上場,勞工每個分隊至少要出3人,一對一的比賽。他們規定,勞工摔倒日本人,一次獎勵一盒洋煙。比賽進行了近一個小時,每個日本人都先後摔過了三四個勞工,上場的勞工無一人獲勝得獎。本村倪河牙咬著牙,奮力與官藤摔了兩跤才被摔倒,算是日本人遇到的一個比較強的對手了,其他人輸得都很慘。每次勞工失敗,日本人都要一陣輕蔑地狂笑。這場「比賽」,實際上是在拿摔中國人取樂。連走路都打晃得勞工們哪裡是這些肥吃肥喝的日本人的對手。

日頭偏西,勞工隊伍又如來時一般,一路小跑五六個小時返回工棚,許多人把腿盤起剛坐到鋪上,沒等端起飯碗就一頭扎到地下過道里或歪倒在鋪上暈過去。

8月9日,面帶驚慌的日本勞務班長官藤,領著翻譯,把2000多名中國勞工集合到操場上用日語訓話。翻譯說;「老毛子從牡丹江那邊過來了,咱們把這裡的建築物都破壞掉,老毛子到這看沒有建築物就走了。老毛子走後,我們再重建!等把建築物破壞完了,就用火車把你們送回家去。那時候,你們想要什麼東西,可以隨便拿!」

大家聽說蘇聯出兵打日本,真有說不出來的高興,私下裡說:「這回小日本要完蛋了,咱們不再當亡國奴了。」這時,只見每個日本官兵都像丟了魂似的,滿臉愁容,但對中國勞工卻更兇狠。

當天晚上,吃完晚飯,累了一天的勞工剛要休息,勞務班突然命令我們全中隊勞工緊急集合,跑步進場區裝火車。原來日軍準備逃跑。我們抬著沉重的長方形木箱(不知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跑步往火車上裝,日本兵嫌幹得慢,用槍逼著我們,連聲吼叫:「快快地!快快地!」從9日晚開始,一直裝到10日夜間,幹了一天兩夜也沒休息,累得我大口吐血。最後日本人的家屬也都上了悶罐車。這時,所有日本人,往日那種趾高氣揚盛氣凌人的神氣都不見了,個個失魂落魄爭先恐後地準備逃命。

我們裝完火車,又累又困,進工棚睡不到兩個小時覺,8月11日凌晨,突然來了一群荷槍實彈的日本兵把工棚圍住,一邊吼叫,一邊用槍逼著我們去場區裡邊燒倉庫。場區里有幾十個大倉庫,在平常日子裡根本不讓中國勞工靠近。我們打開這些倉庫一看,有的裡面堆放著方形鐵絲籠,籠中有老鼠、大眼賊、猴子,有的裝著牛和馬。當時也不知道這些動物是幹什麼用的(解放後才知是作細菌實驗和細菌生產用的)。

日本兵個個像凶神一樣,瞪著眼睛邊吼叫邊用槍逼著我們用最快的速度往倉庫里扛木料,再澆上汽油和酒精,然後下令點火焚燒。火光一起,馬、牛、鼠、猴亂成一團。大火共燃燒三天三夜,所有倉庫全部化為灰燼。我們在燒倉庫的同時,日本人就在場區里開始炸樓,那座不讓中國勞工觀看得非常神秘的四方樓、發電廠、鍋爐房和各個車間,全被炸毀。實際上這是關東軍崩潰前夕在銷毀細菌部隊罪證。

日本人手忙腳亂,驚慌失措,如喪家之犬。平素穿協和服的關崗等日本人,現在都穿上軍裝,佩帶武器,挎著戰刀,看見中國人,眼睛都紅了。我們勞工也預感到日本鬼子肯定要垂死掙扎,殺人滅口,於是大家都萌生了逃跑的念頭。

我們勞工中隊的衛生長,就是前邊提到的那位教我騙過「國兵「體檢的魏馭文,是個有血性的漢子,他不想坐以待斃,要率領中隊勞工逃出魔窟。13日那天,他秘密下令讓大家都要把自己使用的鋼鍬磨快,鋒利到能割斷頭髮的程度。他說如果日本兵來追,咱們就用鋼鍬跟他們拼!

那幾天總是下雨,我們已經連續幹了幾個晝夜沒休息,又乏又餓,衣服全被汗水和雨淋濕,真是精疲力竭,經常有勞工暈倒,我接連吐了幾次血。聽說要逃跑,大家都來了精神,一切困頓和疲勞一下子全沒了,我們都開始磨鍬。

半夜裡仍在下雨,從場區里不斷傳來爆炸聲,把工棚震得來回搖晃。14日凌晨2時左右,魏馭文下令馬上開始逃跑。大家驚恐、興奮地立即行動。我們分隊30多人,乘風雨交加的黑夜,衝出工棚,用鋼鍬劈開鐵絲網圍牆,互相手挽手渡過水溝,然後鑽進高粱地往東北方向一直跑。到天亮已經跑出幾十里路,這時候雨也停了,遙望「731」那裡,仍然濃煙衝天。

大家走進瓜地吃瓜,忽然發現從東北方向的大道上,匆匆忙忙走來一個日本兵,到了近前一看,年紀在20歲左右,身穿黃大衣,背一個鋼盔、一個背包,領章上是一個星,沒帶武器,看樣子是新入伍的兵,掉了隊。他看見我們這些手持鋼鍬的中國人,感到很驚訝,嘴裡說些什麼聽不懂,只見他又行舉手禮,又連連鞠躬,意思是央求我們饒他性命。當時我們這些人如果殺他,易如反掌。但是,這些善良的中國人,看他還是孩子,家裡也會有父母在盼他回去,都不忍心殺他,大家以德報怨放他逃命。那個日本兵頭也沒敢回飛也似逃走了。

我們共走了5天5夜,終於逃出了殺人魔窟。到家後,聽說日本政府已經無條件投降了,那不再當亡國奴的喜悅難以言表。我死裡逃生回到家,與父母、妻子抱頭痛哭一場。我的體重由走時的66公斤降到46公斤,此後經常大口吐血。在家治療養病躺了一年,身體才逐漸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