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長篇小說研究領域，歷來把《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並提，認為它們代表著明清小說創作的實績。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人們對《金瓶梅》這部「偉大的寫實小說」一直諱莫如深。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學術禁區被打破，《金瓶梅》的研究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它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與以上五部名著毫不遜色的地位，這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
我認為，這不僅取決於它在藝術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通向小說藝術成熟的橋樑的作用，更在於它對中國長篇小說題材領域的偉大開拓。
如果我們立足於描寫題材來評價這幾部名著的地位，可以如是說：《三國演義》在歷史演義小說領域獨佔鰲頭，《水滸傳》是英雄傳奇的典型代表，《西遊記》標誌著神魔小說的頂峰，《儒林外史》是士人文學的奇葩，《紅樓夢》是末世貴族生活的寫真，那麼，《金瓶梅》則是一座市民文學的不朽豐碑。
它在中國文學史上之所以享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它的「世俗」品格，也即它對世俗社會所作的具體、細膩、全面而又深刻的描寫。
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不僅前無古人，而且後無來者。本文將圍繞《金瓶梅》的「世俗」品格，來探討它在中國小說史上的重要地位。
《金瓶梅詞話》
（一）警飭世俗的主旨
從本質上來講，文學的任務在於反映人生，表現人生的真諦。但在儒家文化長期抑制下，中國文學發展的航程卻與文學的本質特徵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偏離。
由於儒家正統思想始終佔據著中國文化的主導地位，絕大多數中國文人都有著極強的義務本位質素。
維護封建政權的長治久安，不僅是文臣武僚的無可旁貸之責，而且也往往外化為「身在江湖」的中國封建文人的一種自覺追求。
反映到創作領域，表現為首先要求作品宣揚「王道」、政教倫理，有助於宗法政治的穩固。
「文以載道」的創作原則始終主宰著中國古典文學漫長的發展歷程。
追求隨情適性、「非湯武而薄周孔」的篇什，真正充分表現人情、人性而不帶政治功利的作品，其命運往往不是被斥逐、禁毀，就是遭冷落、非議，這業已成為中國文學的發展歷史所證明。
產生於明代中葉的《金瓶梅詞話》已在努力擺脫這種僵化的模式。
它的創作意旨已不是出於像《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作品宣揚儒家正統觀念的倫理自覺，也不是以「載道」「明理」為指歸，而是源於世俗生活的激蕩與感發。
蘭陵笑笑生已沒有以往作家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節義等封建宗法道德觀念的那種拳拳熱情，他所直面的是活生生的市井社會、世俗人生，針對芸芸眾生的生活現實而發出了對酒、色、財、氣「四貪」的懲戒。
小說的立意在於警飭世俗，暴露「四貪」之病，讓世俗社會看到嗜酒好色貪財逞氣給人生造成的痛苦與危害。
這裡儘管尚有儒家功利觀念的藕斷絲連的些微保留，但它已跳出了以往作品唯政治功利是尚的傳統窠臼，而表現為對世俗社會的現實思考。
為了讓人了解自己的創作主旨，蘭陵笑笑生在《金瓶梅詞話》正文之前，特意寫了《四季詞》和《四貪詞》，表明自己對世俗社會酒、色、財、氣「四貪」的勸誡。
前者宣揚了無榮無辱無憂、優遊隨分、聽天由命、與世無爭的閑適思想，《四貪詞》則曰：
酒
酒損精神破喪家，語言無狀鬧喧嘩。疏親慢友多由你，背義忘恩亦是他。 切須戒，飲流霞，若能依此實無差。失卻萬事皆因此，今後逢賓只待茶。
色
休愛綠鬢美朱顏，少貪紅粉翠花鈿。損身害命多嬌態，傾國傾城色更鮮。 莫戀此，養丹田，人能寡慾壽長年。從今罷卻閑風月，紙帳梅花獨自眠。
財
錢帛金珠籠內收，若非公道少貪求。親朋道義因財失，父子懷情為利休。 急縮手，且抽頭，免使身心晝夜愁。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遠憂。
氣
莫使強梁逞技能，揮拳捰袖弄精神。一時怒發無明穴，到後憂煎禍及身。 莫太過，免災迍，勸君凡事放寬情。合撒手時須撒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實際上，這種創作主旨的確立，絕非作者憑空想像的產物，而是源於明代社會現實。
從明代最高統治集團來看，自英宗開始，就逐漸丟掉了明初幾代帝王勵精圖治、與民休息的傳統，而變得荒於政事，耽於淫樂，至武宗、世宗而登峰造極。
他們沉溺酒色，荒淫靡費，崇佛敬道。這樣上行下效的結果，導致了整個社會風氣的急劇墮落，虛詐、刁悍、享樂、奢侈之風大盛。
在當時，世俗社會由「慣習驕吝，互尚荒佚，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艷色為盛禮。
其流至於市井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袴，酒廬茶肆，異調新聲，汩汩浸淫，靡焉弗振。甚至嬌聲充溢於鄉曲，別號下延於乞丐，濫觴至此極矣。然且務本者日消，逐末者日盛，游食者不事生產，呼盧者相率成風，樂放肆而寡積蓄，營目前而忘身後」[1]。
「夫官貴民富，爭侈競巧，轉移風尚，澆淳散朴。」[2]
黃人也說：「明時無藩鎮之分斂，及金繒之歲輸，故物力稍紓於唐宋，而侈風起焉。宮廷倡之，上行下效，一命以上中人之家，必有園林聲伎之奉，縉紳無論矣。一土豪，一游士以至胥吏仆御，亦器用飾金銀，家人曳紈綺。」[3]
追求現世的享樂與官能的滿足，已成為一種社會時尚，成為世俗社會至高無上的生活準則。而這種時尚的具體表現，就是貪財好色嗜酒逞氣。
反映在文學領域，直接產生於市井社會的俗曲歌謠中，吟詠酒、色、財、氣的篇什曾風行一時（如《四季五更駐雲飛》中就有20多支）；話本小說中也把「四貪」招致禍敗的故事作為自己的表現對象。
《金瓶梅詞話》就是孕育在這樣的時代條件和時代氛圍之中。蘭陵笑笑生用長篇小說來對世俗社會的「四貪」發出警飭，自在情理之中。
它集中揭示的正是「四貪」的泛濫給人生帶來的危害，招致的人性的墮落、世風的澆薄、道德的淪喪、生命的消耗與毀滅以及整個社會的急劇頹敗。
我們看作者的議論：
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有敗。古人有幾句格言道得好：
「花面金剛，玉體魔王，綺羅妝做豺狼。法場斗帳，獄牢牙床，柳眉刀，星眼劍，絳唇槍。口美舌香，蛇蠍心腸，共他者無不遭殃。纖塵入水，片雪投湯。秦楚強，吳越壯，為他亡。早知色是傷人劍，殺盡世人人不防。」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第七十九回）
積玉堆金始稱懷，誰知財寶惹禍荄。一文愛惜如膏血，仗義翻將笑作呆。親友人人同陌路，存形心死定堪哀。料他也有無常日，空手俜伶到夜台。（第五十六回）
為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今日非古比，心地不明白。日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第七十九回）
富貴繁華身上孽，功名事迹目中魑。（第九十一回）
禍患每從勉強得，煩惱皆因不忍生。（第三十五回）
平生作善天加福，若是剛強定遭殃。舌為柔和終不損，齒因堅硬必遭傷。（第八十七回）
從這些直接的議論中，讀者完全可以體察到作者警飭世俗的良苦用心。
不僅如此，《金瓶梅詞話》的整體框架，也明顯地體現出蘭陵笑笑生的警世主旨。
他藉助於明代深得統治者寵信和一般人青睞的釋家的因果輪迴和道家神鬼報應思想，在宗教的框架下去描寫芸芸眾生的喜怒哀樂，借小說人物生前死後的遭際，提醒世人持戒懼之心。
小說前七十回，敷衍了西門家族熱熱鬧鬧的發跡史，詳細鋪敘了他由一介無賴而扶搖直上的過程，而他的暴發史也正是貪財好色嗜酒逞氣的歷史。
然而好景不長，樂極哀來，終於葬身欲壑之中。他一倒頭，眾叛親離，家庭急劇敗落。讓世人引西門慶「四貪」之果為戒，正是作者譜寫的由極盛而極衰的興衰變化的用意所在。
就書中人物來說，西門慶是「四貪」的典型固不必說，其他如潘金蓮、李嬌兒、李瓶兒、陳經濟、龐春梅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各有側重地體現出對酒、色、財、氣的貪求。
刊於《金瓶梅詞話》卷首的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廿公的《跋》、弄珠客的《金瓶梅序》，為歷來的研究者所重視。
其中欣欣子明確指出「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
廿公也看到了小說的警飭世俗的用意，認為它「蓋有所刺」，「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弄珠客說小說「作者亦自有意，蓋為世戒，非為世勸」，認為讀《金瓶梅》而「生畏懼心者，君子也」。
他們的評價儘管各有側重，但都認為小說意圖在於矯正時俗，為世俗提供借鑒。
到了清初張竹坡在評點《金瓶梅》時，更是再再申明此書「獨罪財色」（《竹坡閑話》），「微言之而文人知儆，顯言之而流俗知懼」（《第一奇書非淫書論》），認為作者是在敷演一出貪財好色嗜酒逞氣的人生悲劇，達到勸誡、警世的目的。
滿文本《金瓶梅序》指出《金瓶梅》「凡百回中以為百戒」，作者是「將陋習編為萬世之戒」，「立意為戒昭明」，使「觀是書者，將此百回為百戒，夔然慄，愨然思，知反諸己而恐有如是者，斯可謂不負是書之意也」。
到了近代，人們也看到了小說的勸懲意旨，如夢生在《小說叢話》中就認為小說「寫『財』之勢利處，足令讀者傷心；寫『色』之利害處，足令讀者猛省；寫看破財色一段，痛極快極，真乃作者一片婆口婆心」，「《金瓶梅》乃一部懲勸世人、針砭惡俗之書」。
這些看法，都是符合作者的創作初衷和作品實際的。
欣欣子序
（二）認同世俗的傾向
就整個朱明王朝來考察，從明初到明中葉，經歷了政局由穩定到動蕩、吏治由清肅到渾濁、經濟由孱弱到繁榮、思想由禁錮到活躍、習俗由淳厚到奢靡的歷史轉變。
明初被朱家帝王所極力提倡的封建綱紀的虛偽性及其對人生個體的極度異化，已經被明中後葉世俗社會的芸芸眾生所認識。
那種漠視人的個體存在、強求個體對不合理的群體規範絕對服從的說教受到世俗社會的斥逐與挑戰。
人們已不再迷信、膜拜封建綱常統攝萬物的威嚴，而是立足於自我，將自身放在主體的地位。
儘管這種個體意識的覺醒有其狹隘的負面，但它在「存理滅欲」的沉悶氛圍中，無疑具有呼喚人性解放的客觀意義。
首先是思想家們拍案而起。他們針對被統治者再再強化的、嚴酷扼殺世俗感性的理性規範，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吶喊，從理論上還世俗以真實、本來的面目，力圖將世俗人性從理學政教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將人應擁有的權利擺到了至關重要的地位，肯定了被理學異化了的作為社會個體所固有的人的生物的存在。
被視為異端之尤的李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理學禁錮下個性主體的泯滅：「今之人皆受庇於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則庇蔭於父母，居官則庇蔭於官長，立朝則求庇蔭於宰臣，為邊帥則求庇蔭於中官，為聖賢則求庇蔭於孔、孟，為文章則求庇蔭於班、馬，種種自視，莫不皆自以為男兒，而其實則皆孩子而不知也。」[4]
他推倒了歷代儒家先哲們強加給世俗人生的倫理砝碼，視世俗常情為天理聖道，視飲食男女的自然本性為第一要義：「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5]
並公然為人的私慾張目：「夫私心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也。」[6]
與這種世俗哲學思潮相呼應，整個晚明文壇形成了一股充分表現個性、追求自由人格、回歸世俗真實的創作趨勢。
徐渭的雜劇，湯顯祖的傳奇，馮夢龍、凌濛初的短篇白話小說，袁宏道的散文等，都不同程度、各有側重地表現著人性對理性的反駁，而蘭陵笑笑生則更以其博大精深的煌煌巨制，去如實地再現世俗社會的價值取向，表現世俗社會對宗法傳統的悖逆。
《金瓶梅》首先表現出世俗社會對宗法政治的褻瀆。作為山東清河的一個奸商，西門慶憑他的金錢操縱著封建機構的上上下下，為所欲為。
為報李瓶兒招贅蔣竹山開生藥鋪撐自己買賣之恨，他指使流氓對蔣大打出手，並用金錢的魔杖指使山東提刑所將蔣竹山「痛責三十大板」，強迫他賠出流氓訛詐的三十兩銀子（第十八回）。
為奸占宋慧蓮，並報來旺醉中謗訕之恨，他用「白米一百石」買得夏提刑將來旺遞解徐州（第二十六回）。
朝中楊戩倒台，在被治罪的親黨名單中有他西門慶的名字，他又用五百兩白銀，使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李邦彥筆下的西門慶變成了「賈慶」，一場由朝廷直接授理的重大案件，終於在一介商人的金錢面前流產。
封建法律的尊嚴，至高無上的皇權，統統遭到了金錢的嘲弄。
《金瓶梅》中描寫了眾多的封建官員，諸如新科狀元蔡一泉、進士安忱、陝西巡按御史宋盤、工部黃主事以及山東上上下下的文臣武僚，他們大多以結交「西門大官人」為榮耀，從他那裡得到了金銀財帛的饋贈。
而這種交易的另一面，則是這些官員給西門慶的恣意橫行、貪婪攫取大開方便之門。
如第四十九回寫西門慶結交蔡、宋二御史，擺筵席花去上千兩銀子，二御史臨走，他又以金銀器皿相贈，西門慶提出讓蔡御史來日早掣淮鹽三萬引，結果蔡御史一口答應，使西門慶比別的商人早掣取鹽一個月，在這筆生意中牟得巨額利潤。
更重要的，則是西門慶身價的提高，表現出西門慶對上下尊卑等級制度的褻瀆和僭越。因此光緒年間文龍在評論至此時認為：「宋、蔡二御史，屈體丟人，西門慶沾光不少矣。」
小說第六十五回，寫到宋御史等借西門府結豪宴請欽差六黃太尉，山東全省的官員都出入於小小清河縣的西門府邸，在那裡顛倒奉承，這更使西門慶身價百倍。
透過這些描寫可以看出，作為封建大廈支柱的各級官員，在西門慶這個握有巨額錢財的世俗奸商面前，再也不能昂起高貴的頭顱，他們在金錢面前已失去了傳統的威儀，有時甚至是充當了西門慶的鷹犬。這些事件的深層底蘊，正表現著世俗社會對宗法政治的無情褻瀆與巨大衝擊。
《金瓶梅》所反映的世俗價值標準、思想觀念，又表現為對宗法傳統「秩序」、封建倫理觀念的悖逆。
有明一代，作為封建政權精神支柱、並被封建統治者極度強化的倫理意識、宗法道德、程朱理學，對世俗人生的束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尊卑觀念、等級秩序，滲透於人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所謂「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器用，皆有等宜」[7]的古訓，被朱家帝王大加提倡，並作為束縛人們思想行為的圭臬。
然而，客觀外在世界的變化，新的經濟因素的萌生，使緊閉的小農經濟結構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裂變，而隨之萌發的迥異於傳統的世俗觀念，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明代中葉的世俗社會似乎已將儒家先哲的聖訓拋到了九霄雲外。據《見聞雜記》《雲間據目抄》《客座贅語》《萬曆野獲編》等資料記載可見，在當時的世俗社會，從衣著服飾到飲食起居，從婚喪嫁娶到節令遊樂，無不表現為迥異於傳統的情狀。
《金瓶梅詞話》就反映出了這種「僭越」的時尚與意識。
在小說中，作為山東理刑所千戶的五品官西門慶，竟然罩著二品以上大官才有資格穿著的青緞五彩飛魚蟒衣，難怪應伯爵見狀「謔了一跳」。
西門慶的妻妾們或穿大紅襖，或衣大紅袍，而大紅恰恰是《大明律例》《大明會典》中明載的民婦禁用服色。
西門慶府邸之豪華，更使封建官員望而興嘆，以至於從京師而來的蔡狀元觀賞西門慶的園亭台榭、豪奢建築之後而發出「誠乃勝蓬瀛也」的感慨。
西門慶還蓄養歌兒，擁有家樂，極盡聲色之樂，處處顯示出世俗暴發戶的特質。光緒年間文龍在小說第四十六回評語中說道：
西門慶家中規矩禮節，總帶暴發戶氣象。遞酒平常下跪，出門歸去磕頭；嫡庶姐妹相稱，舅嫂妹夫迴避；娼婦亦可作女，主母皆可呼娘；財東夥計相懸，女婿家奴無別。……不解此皆是何規矩禮節也。
總之，這些行為在客觀上無疑是對封建等級制度、封建倫理道德的一種反撥，是一種悖逆於宗法傳統的世俗反叛品格的鮮明體現。
《金瓶梅》的世界是一個慾海橫流的世界。它所極力鋪排的，是世俗人生各種慾念的追求與滿足。
作者除了描寫西門慶難填的欲壑、貪婪的追求和奢華糜爛的享樂外，還花費了大量的篇幅，描寫了西門慶周圍所有人的享樂生活以及他們的心態。
王六兒以身趨奉西門慶，是為了銀子、房屋、丫鬟、美味、艷服，如她在夥同西門慶處理殺人犯苗青一案中得到一百兩贓銀，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的睡，計較著要打頭面，治簪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䯼髻」。應伯爵等的幫閑是為了錢，女子的獻身是為了錢，僧尼道士的念經誦懺、設醮祈禱，無不是為了金錢財帛等私慾的滿足。總之，統治者高喊、力倡的「天理」，在世俗社會已沒有一絲神聖之感，它已喪失了統攝人心的力量。
當然，這種人慾本身不無原始的野蠻和野性的成分，但它在客觀上卻標識著對程朱理學的悖逆與反動！
《藏書》
（三）涵蓋世俗的畫面
《金瓶梅》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以世俗日常生活為主要描寫對象的長篇小說。在古典文學領域，它對千姿百態的駁雜的世俗社會無所不包的描寫，可謂空前絕後。
首先，它涵蓋了世俗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織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世俗生活的真實畫面。
在這幅畫面上，有賣炊餅的武大郎，賣棗糕的徐三夫婦，賣餶飿的李三夫婦，賣水果的喬鄆哥，開酒店的丁蠻子、劉二、陸秉義，賣蒸餅的薛姑子之夫，開茶館的王婆，兼行商與坐賈於一身的西門慶，開紙鋪的白四哥，開棺材鋪的宋仁，開緞鋪的葛員外，販鹽的王四峰，販綢的丁相公，販布的楊宗錫，走街串巷的貨郎兒來旺兒，開妓院的李三媽，開旅店的陳二郎，畫像的韓先生，從事縫紉的潘裁縫、趙裁縫，
為人做首飾的顧銀匠，為人理髮蓖頭的小周兒，雜技教師李貴，說唱教師李銘，抬轎的張川兒、魏聰兒，船工陳三、翁八，打手魯華、張勝，接生婆蔡老娘、鄧老娘，媒婆文嫂、薛嫂、孔嫂、王婆等，官媒陶媽媽，婦科醫生、太醫院院判趙龍崗，兒科大夫鮑太醫，醫官任後溪以及行醫的胡老人、胡鬼嘴、胡太醫、何老人父子、蔣竹山等，踢氣球的圓社白禿子、小張閑、羅回子，
說唱藝人吳惠、韓畢、郁大姐、鄭金、申二姐、周采、鄭春、左順、王相，蘇州戲子周順、苟子孝、袁琰、胡慥，海鹽子弟張美、徐順，賣身為生的妓女李桂姐、鄭愛月、董嬌兒、吳銀兒等，以巫術迷信騙人為生的算命的劉理星、相面的吳神仙、陰陽先生徐先生、卜龜兒卦的婆子、給人跳神治病的師婆以及錢痰火等，
此外尚有商業經紀人如樂三、王伯儒，乞丐飛天鬼、侯林兒，城市遊民陳三兒、何三、於寬、車淡、管世寬、游手、郝閑，幫閑應伯爵、白來創、常時節等，坐館先生溫必古，奶媽如意兒，商業夥計傅銘、賁地傳、韓道國、胡秀、甘潤、王顯等，廚師劉包……總之，世俗社會的三百六十行，無不得到真實的描繪。
當然，小說在描寫時俗生活時，還廣泛涉及了當時朝廷重臣、皇親國戚、文武百官、舉人進士以及各級官僚的行止舉措，但這完全是圍繞西門慶的活動而展開，
作者的用意在於為西門慶的活動提供一個廣闊的背景，襯托西門慶的性格，也可以說，作者對封建官場的描寫服從於反映世俗生活的需要，前者是為後者而設，這在中國長篇小說史中是破天荒的。
其次，小說為我們描繪了世俗社會芸芸眾生的群像。
據統計，《金瓶梅》寫了八百多個人物，但作者濃墨重彩且刻畫得惟妙惟肖的，基本上全是市井人物。諸如集惡霸、無賴、奸商、淫棍、官僚於一身的西門慶；
助紂為虐、恃寵使性、倔強暴烈、心高氣大、刻毒淫縱而又具仁義善良、恩怨分明的龐春梅；宗法婚姻制度下的犧牲品，淫狠妒毒俱全，不屈從命運而畸形反抗，最終身首異處的潘金蓮；
集痴情與淫慾、軟弱與陰狠、歹毒與厚道於一身，在爾虞我詐中喪身的李瓶兒；
表面守分大度、恪守婦道，內心忌妒、自私的吳月娘；與西門慶同床異夢、貌合神離的李嬌兒；不得夫寵，八面玲瓏，無人不愛的孟玉樓；
秉性蠢笨，一生失意，不平而鳴，屢遭迫害的孫雪娥；虛榮墮落，麻木沉淪，為攀高枝而以色奉主，又未失理性，頗有夫妻恩義且不乏剛烈的宋慧蓮；為生存而不得不獻出肉體的如意兒；
淫慾難遏，人格喪盡，生性淫蕩，寡廉鮮恥的王六兒；沾花惹草，輕狂浪蕩，花天酒地，揮霍敗家，窘困時安分，得意時忘形，巧於應對，狡詐多變的陳經濟；幫閑有道，搖尾乞憐，喪盡人格，集「哈巴狗」與中山狼於一身的應伯爵；
忘恩負義，以怨報德的吳典恩；言過其實，善騙人財，讓妻獻女，甘做明王八的韓道國；善於察言觀色，揣摩人意，狐假虎威，欺里瞞外，會獻殷勤，被稱為西門慶肚裡蛔蟲的小廝玳安；
趨炎附勢，靠打情罵俏為生的李桂姐；性情直率，不知討好主子，不會奉承，告狀饒舌，吃盡苦頭，做了潘金蓮出氣筒的秋菊；得鈔傲妻兒的常時節；
輕浮狂詐，乘虛而入，討好女人而無本事，敗於西門慶之手的蔣竹山；淫蕩揮霍，散漫使錢，冒充光棍，終於丟了老婆與性命的紈絝子弟花子虛；喬使連環計，工於心計，狡黠伶俐的鄭愛月；
懦弱、本分、善良、屈辱的武大郎；心靈扭曲，貪婪成性的馬泊六王婆；孤寂悲慘，無人疼愛，受盡折磨，以死抗爭的西門大姐；善於應付，多方討好，伶牙俐齒的媒婆文嫂、薛嫂；為了錢財而百般辱罵，甚至大打出手的楊姑娘與張四；
安分守己，膽小怕的買賣經紀人傅自新；辦事幹練，經營有道，欺主背恩的湯來保；見錢眼開的鴇兒李三媽；倚強凌弱，舉放私債，行兇作惡的坐地虎劉二；
流氓無賴魯華、張勝；出入於青樓貴宅，打著說佛講經的幌子而哄騙錢財的王姑子、薛姑子；夸夸其談，貌似謙恭的庸醫任後溪；貪財好色，為虎作倀的道士石伯才；騙人錢財，放債收利的鐵指甲楊大郎等等。
無論是作者濃墨重彩所極力描摹的主要人物，還是三言兩語勾勒的次要人物，無不做到形神畢肖，栩栩如生。
這個龐大的人物群體，體現出了明中葉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精神生活、人情世俗的方方面面，組成了一幅十六世紀中葉的世俗風情畫。
魯迅評價它說：「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就文辭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多次提到「世情」，即是世俗之情，也即世俗生活。
吳晗說《金瓶梅》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所集中描寫的是作者所處時代的市井社會的侈靡淫蕩的生活。前賢對它「世俗」品格的充分肯定，正說明了它在文學史上的獨樹一幟。
再次，小說還對世俗社會的人生價值觀念、心理、習尚做了如實、逼真的描繪。人們注重的是自我的權利，追求的是個人的口體之奉、聲色之樂，那種於家於國的義務本位精神已蕩然不存。就愛情婚姻來說，「門當戶對」的傳統觀念受到挑戰。
潘金蓮拚命反抗沒有安全保障、甚至連生理慾望都不能滿足的不道德婚姻，孟玉樓不嫁尚舉人而嫁西門慶，不做正室夫人而作第三房小妾，李瓶兒自招夫婿、不滿意又將其逐出家門……這些描寫儘管不乏對赤裸裸的肉慾的迷戀，甚至伴隨著弱小者的血淚與生命，但個人意願在婚姻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卻是不可忽視的。
世俗社會對女性貞節的漠視也與宗法傳統觀念大異其趣。西門慶不僅娶了寡婦孟玉樓、李瓶兒，甚至公然納妓為妾。寡婦再嫁在世俗社會已習以為常。
亘古以降的傳統的商末觀念也發生了動搖。商人的地位為世俗所重，皇親喬大戶與西門慶聯姻、朝廷命官以交結西門慶為榮都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對財對利趨之若鶩，也是《金瓶梅》中世俗社會紅男綠女們的典型心理特徵。而衣食住行等生活上追求奢華、鄙棄簡樸、僭越禮制的描寫更是俯拾皆是，這無不反映出金錢肆虐下的世俗的真實。
我們不否認這些描寫本身所包含的一定程度的負面效應，但它卻是中國十六世紀世俗社會的典型寫真，其意義與價值絕不可低估！
《<金瓶梅>藝術世界》
（四）契合世俗的局限
《金瓶梅》有其局限性，這是有目共睹的。
除了充斥於小說中的赤裸裸的床笫之事的鋪敘宣洩外，它所反映的世俗意識、世俗觀念，也帶有嚴重的病態特徵，甚至有的在某種程度上很難與統治階級的腐朽思想和迷信思想從本質上嚴格區分開來。
我們承認這種世俗觀念確實在客觀上衝擊了宗法傳統、程朱理學對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嚴酷束縛，然而這種抗拒傳統、還原人性的方式卻是病態的、扭曲的、畸形的。
它既包含具有某種啟蒙品格的新時代的因子，又明顯打著舊時代的印記，呈現出一種新舊雜糅的過渡性特徵。
我認為，這不能僅僅歸咎於作者創作思想的局限，恰恰相反，它與世俗社會的真實狀況完全吻合，表現著作者對生活的忠實。因為「沒有人能真正超出他的時代，正如沒有人能超出他的皮膚」[8]
黑格爾說：「每種藝術作品都屬於它的時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的環境，依存於特殊的歷史和其它的觀念和目的。」[9]
我們說，《金瓶梅》中所存在的缺憾正是由它產生的特殊時代以及當時的幼稚觀念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16世紀的中國社會，已步入了封建社會的桑榆之年。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上層建築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在意識形態領域，「自萬曆以後，心學橫流，儒風大壞」[10]，釋道昌熾，王學勃興。「
隆、萬以後，運趨末造，風氣日偷。道學侈稱卓老，務講禪宗；山人競述眉公，矯言幽尚。」[11]
在物質生活方面，從上到下，以追求窮奢極侈為時尚。崇禎《鄆城縣誌》所記當時山東鄆城的世俗現狀是：
競尚奢靡，齊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飲食器用及婚喪游宴，盡改舊意。貧者亦槌牛擊鮮，合飧群祀，與富者斗豪華，至傾囊不計焉。若賦役施濟，則無毫釐動心。里中無論老少，輒習浮薄。見敦厚儉樸者，窘且笑之。逐末營利，填衢溢巷，貨雜水陸，淫巧姿異……胥吏之徒，亦華侈相高。日用服食，擬於仕宦。
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對當時社會現狀的概括是：
商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貲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已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
於是作偽萌矣，扞爭起矣，紛華染矣，靡汰臻矣……迨至嘉靖末、隆慶間則尤異矣。
末富居多，本富居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受享於身，不堪暴殄。
即使知識階層，竟然也「聞一道德方正之事，則以為無味而置之不道；聞一淫縱破義之事，則投袂而起，喜談傳誦不已」（屠隆《鴻苞節錄》卷二）
總之，世俗社會根本不屑於對傳統理想人格的追求，也不注重於彼岸世界無量幸福的渴盼，而是專註於此岸世界或者說是對眼前享樂的瘋狂迷戀。
在這種情況下，主體慾望追求與理性規範束縛撞擊而產生的痛苦在世俗社會逐漸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欲的放縱，性的泛濫。猝醒的自然人格雖然擺脫了理性人格的枷鎖，但在掙脫中卻連傳統中不乏合理的因素也一併拋棄了。
作為社會個體的人的本質屬性——社會屬性被人們忽視了。這種由禁慾而縱慾的畸變，對世俗社會來說，仍然是一種不幸。《金瓶梅》所描寫的正是這種畸變的、不幸的現實。
常常為人忽略的是，明代中葉個性解放思潮本身存在很大的幼稚性。
它只是摧垮了舊道德的藩籬，而沒有建立起合理的道德體系、約束機制；只是轟毀了宗法傳統的大廈，卻沒有完成對傳統的超越與新的機制的構建。
顏鈞提倡「率性而行，純任自然」，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李贄強調人的「自然之性」，袁宏道宣稱「興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而為，是謂真人」，這些理論的根基具有明顯的自然人性論特徵。
思想家們在沖刷程朱等儒家聖賢強加給人性的宗法道德內容的同時，把人的自然本質、生物屬性當做了人的本質屬性，甚至將人的生物屬性與道德觀念混為一談。
這種理論上的偏頗，在世俗眾生突破理學桎梏過程中無疑起了不可低估的荒謬輿論導向作用。馬克思指出：「吃、喝、性行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但是如果使這些機能脫離了人的其他活動，並使它們成為最後的和唯一的終極目的，那麼，在這種抽象中，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12]
《金瓶梅》中所存在的不盡如人意的描寫與意識，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對文學創作得失的思考，而且也有構建新的社會文明的啟迪。
《張進德<金瓶梅>研究精選集》
注釋：
① 《博平縣誌》卷五《人道·民風解》。《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誌輯86》，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版，第503頁。
② 崔銑《政議十要》。見陳子龍等《明經世文編》卷一五三，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531頁。
③ 黃人《明代章回小說》。見侯忠義、王汝梅《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版，第478頁。
④ 李贄《焚書》卷二《別劉肖川書》。《焚書 續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8頁。
⑤ 李贄《焚書》卷一《答鄧石陽》。《焚書 續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頁。
⑥ 李贄《藏書》卷三十二《德業儒臣論》，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827頁。
⑦ 《荀子·王制》。見王先謙《荀子集解》，《諸子集成》（2），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頁。
⑧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57頁。
⑨ 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頁。
⑩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三「雜家類七」《少室山房筆叢》，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064頁。
11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二「雜家類存目九」《續說郛》，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124頁。
12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頁。
文章作者單位：河南大學
本文獲授權刊發，原文刊於《張進德<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台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出版。轉發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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