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紙初入歐洲
中國紙在傳入西方後,起初被視為一種優缺點都非常明顯的書寫材料。
阿拉伯從中國戰俘學去的是唐朝之前早期造紙工藝,製造出來的紙張質量很差,唐代的中國紙張已有施膠處理,但或許是因為這種技術尚未普及,傳入阿拉伯的造紙工藝不包含施膠(或僅用澱粉施膠)。
對於歐洲人使用的羽毛筆而言,未施膠的中國紙面過於柔軟脆弱,因此歐洲人抱怨這種新型紙的質量太差,直到13世紀義大利的造紙廠商開發出明膠處理的硬面紙後這個問題才得以解決。
歐洲人似乎一直偏愛自己生產的羊皮紙等硬面紙,17世紀的一位東印度公司的管理員在信中抱怨本地的(歐洲)紙張短缺,自己被迫使用中國紙,懇求倫敦的上級加緊供應紙墨等物。
實際上當時的歐洲人甚至不知道紙是中國人發明的。他們認為是阿拉伯人的發明,此外中國紙對歐洲人使用的酸性墨水更敏感,耶穌會士留下的中國紙文件展現了更嚴重的紙面腐蝕。除了昂貴的藝術壁紙,在華的洋商很少向歐洲運送紙張。
歐洲人對印度和日本紙也不太感興趣,直到18世紀末,一位長居印度的英國紳士才開始提議嘗試印度人的造紙原料(因為破布頭已經不太夠用了)。
對中國紙效用的懷疑也導致造紙術在西方的普及較為緩慢,拜占庭對中國紙的抵觸心理長達兩個世紀,而直到15世紀末英格蘭才開設了第一家造紙廠。造紙術在歐洲的普及甚至部分受益於黑死病,歐洲造紙非常依賴破布頭一類的材料,瘟疫產生的一大堆沒人要的舊衣服為造紙提供了一大批原料。
事實上在即使在中國,新發明的紙也沒有立即取代竹簡等傳統書寫材料。
2、莎草紙和紙
莎草紙的製作工藝在10世紀以後逐漸失傳(徹底失傳要到12世紀晚期),此後有多次復原莎草紙製作工藝的嘗試,但效果都不理想。
到20世紀中期有兩位人物對莎草紙工藝的復興作出了巨大貢獻,一位是劉易斯,另一位是拉加布。前者跟中國沒啥關係,後者曾任埃及駐中國大使,在中國期間他參觀了中國傳統造紙的工藝流程,這激起了他復原古代莎草紙的熱情。
卸任大使後拉加布從蘇丹引進了在埃及滅絕已久的紙莎草,並參考普林尼、斯特拉波、希羅多德等古典作家的記載,經過長達4年的反覆實驗才製作出第一張莎草紙。普林尼留下了有關古代莎草紙製作的唯一相對詳細的記錄,現代所有嘗試復原莎草紙工藝的人都無法繞開他。
憑藉莎草紙工藝復原方面的成就,拉加佈於1979年獲得博士學位,學位論文的主題就是古埃及的莎草紙,該論文於1980年印刷出版,名為Le Papyrus。拉加布甚至還有一個競爭對手——西西里的巴西萊,兩家都宣稱復原了古代的莎草紙工藝,雖然前者製作的莎草紙外觀更接近古代文物,但兩者復原的莎草紙與古代文物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也就是說古代的莎草紙並沒有完全「復活」。
此外,亨得里斯克通過對普林尼記載的研究還提出了所謂莎草紙製作的「剝皮法」。所以,拉加布不是學習了中國的造紙方法,莎草紙與中國紙在工藝上的差異很大。拉加布的方法只是現代幾種莎草紙復原工藝中最廣為人知的一種而已,因為現在埃及生產的莎草紙使用的就是這種方法。
條形法製作的莎草紙
剝皮法製作的莎草紙
準確地說莎草紙不是很耐折,但並非不可摺疊,實際上在古代莎草紙經常被摺疊起來保存。從實際的文物來看古人似乎也不怎麼在意莎草紙耐不耐折,畢竟莎草紙是一種實用物品,而不是需要精心保養的奢侈品。例如厄勒藩汀出土的阿契美尼德時期莎草紙就被多次壓扁和摺疊,不過2000多年過去,展開後大部分仍然完好,所以莎草紙的耐折程度不能一概而論。
3、莎草紙為什麼被淘汰?
中國造紙術是革命性的進步,中國紙自然是強大的競爭對手,除了不怎麼適應歐洲人的書寫習慣以外,相比莎草紙沒有什麼顯著缺點,還具有原料廣泛這一莎草紙不能企及的巨大優勢。
阿拉伯地區比歐洲更早接納了中國紙,紙莎草的價值大為下降,埃及的農民開始懷疑保留沼澤地的意義。再加上當時埃及的氣候變化導致紙莎草沼澤急劇萎縮,以及地主們為抬高莎草紙價格而限制紙莎草生長,更使得紙莎草的生存雪上加霜,埃及的紙莎草沼澤最終讓位於農田的墾殖。而且紙莎草一旦清除就再難挽回,它的生長環境取決於土壤泥炭基質的微妙平衡,一旦破壞就難以恢復。
至於皮紙,劉易斯總結了皮紙取代莎草紙的原因
古代作坊生產的莎草紙具有以下品質,這些品質可以持續許多年:白色(或略呈淺色),柔軟堅韌,表面光滑且有光澤。莎草紙的地位被皮紙所取代並不是因為它缺乏這些品質,而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他材質可以更好地滿足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和不同條件下書寫的需要,並最終迎合了印刷文字的需求。
——Lewis
最後補充一點,與流行觀點不同,嚴格來說古代莎草紙的製作工藝至今也沒有完全破解。不論是拉加布還是巴西萊的製作方法都無法像他們自己吹噓的那樣得到與古代莎草紙完全一致的成品,普林尼所描述的如同亞麻布般光滑柔軟的紙張品質以及厄勒藩汀紙草那樣驚人的耐折性能仍然讓現代的復原品望塵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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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某些質疑莎草紙保存時間的人,沒聽說過中國出土的「西漢紙」嗎?如果把這些保存了幾千年的中國紙拿給還在吐槽中國紙易遭蟲害不耐用的17世紀歐洲人看,人家會不會也覺得不可思議?
我懇求各位大人記住我們非常需要(歐洲的)賬簿、紙張和墨水,那些蟑螂在啃食中國紙!
——Adam Denton
像上面這樣的例子還有更多,西方人對中國紙有一種不耐用的刻板印象。此之蜜糖,彼之砒霜。
放馬灘紙地圖
胡夫莎草紙出土時的狀態
G1坑的地層狀況
鑒於某些人只認硬科學證據,一些古埃及莎草紙的碳十四測年如下
古埃及亡靈書的碳十四測年
www.archeolog-home.com/pages/content/radiocarbon-carbon-14-dating-of-book-of-the-dead-of-sobekmose.html
傑德卡拉莎草紙的碳十四測年結果
再次貼一下這段文字,省得有人搞不清楚中埃年代學的關係,別一不小心迴旋鏢打到自己頭上
埃及學研究在理論、方法等方面對於中國學界有重要借鑒意義。金壽福認為,在研究埃及學的過程中,西方學者不僅創立了許多理論,而且引用了其他社會科學的眾多理論,但在學科創建和成長曆程中還受到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冷戰」等思潮影響。
追溯埃及學的發展過程並理清在不同階段起到主導作用的西方意識形態,不僅有助於我們了解西方學術傳統,而且對中國學術界有參考意義。
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李曉東說,「研究埃及學對中國學術界的意義簡單地說就兩個字:借鑒。埃及學研究已進入多學科綜合運用階段,而我們對此只有零星嘗試。借鑒還只是個開始。」
「夏商周斷代工程」邀請了我國埃及學研究者參加,意在借鑒成熟的古埃及歷史和考古研究中的成功經驗。如陶器類型學的相對年代學手段、年輪斷代、碳十四斷代、天文記載斷代等,都借鑒了埃及學研究中的理論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