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08日15:45:30 熱門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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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斯德哥爾摩公約》在中國生效十五周年，11月6日生態環境部對外合作與交流中心在北京召開相關紀念會，而中國之所以能夠順利成為《斯德哥爾摩公約》的締約國，有一位巾幗英雄功不可沒，她就是我國環境化學學科的開創者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徐曉白。

（徐曉白學士服照，圖片源於中國科學家）

《斯德哥爾摩公約》作為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免受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危害的全球行動，是繼《保護臭氧層公約》和《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後，人類社會為保護全球環境而採取的第三個具有強制性減排要求的國際公約。

POPs指人類合成的、能持久存在於環境中、通過生物食物鏈(網)累積、並對人類健康造成有害影響的化學物質。具備高毒、持久、生物積累性、遠距離遷移性等特點。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履行《斯德哥爾摩公約》意味著中國可以借國際上關注POPs問題的時機，充分利用公約所規定的資金機制（即全球環境基金）和技術援助機制，大大降低我國淘汰和削減POPs、消除POPs 污染這一工作所需要的巨額投入。1995年，徐曉白受國家環保局委託，開展了中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的初步調查和一系列的研究性工作，為中國代表團參加有關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國際公約談判提供了重要科學資料。

她根據多年從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研究成果和中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環境污染和生態影響現狀，組織業內專家，聯名給政府上書，呼籲中國儘早加入《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而後，《斯德哥爾摩公約》於2004年11月11日正式對中國生效。

求學之路的嚴於律己

1928年5月28日，徐曉白出生在江蘇省蘇州市的一個書香門第里。父親徐祖藩才華橫溢，對家裡的孩子要求很嚴格，這也讓她自小在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圍里養成了聰敏善學、追求真理、堅毅刻苦、嚴於律己的個性。

1936年，徐曉白隨父母遷居至上海。動蕩不安的年代，上海被日偽上海政府控制，其父不願為日偽政權工作，便辭職閑賦在家，伴隨而來的便是家中經濟條件的窘迫。

（童年時代的徐曉白，圖片源於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1941年，她就讀於南洋模範中學，為了上學，她勤工儉學，以擔任家庭教師來維持生活和學業。1944年她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績畢業，考入了國立交通大學，而作為一個偏好理科的女孩子，她選擇了化學這個專業就讀。

1944年6月，南洋模範女高中第一屆畢業生合影（第三排左一為徐曉白）

在求學期間她採用"以完成一日設定目標來安排就寢"的辦法，經常是通宵達旦的刻苦讀書。那時候連她室友都笑談：徐曉白讀書特別刻苦，無論什麼時候，哪怕是夜裡一覺醒來，她都會抓起書本閱讀。也正是因為如此，她的成績在班裡一直名列前茅。

徐曉白自求學以來就將居里夫人作為女性追求科學、追求獨立精神的精神偶像，希冀著自己未來可以像居里夫人一樣在科學之路上可以有所建樹。

走上化學研究的道路

1948年她大學畢業，而後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化學所任助理員一職，當時的所長吳學周原想讓她跟隨柳大綱一起工作，但當時柳大綱還在美國，於是便讓她跟著分析化學家梁樹權先生學習，一開始從事的是有關鎢、鉬、硫等測定方法的研究，在梁先生的教導下她掌握了從事化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受益匪淺。

（徐曉白在做實驗，圖片源於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在建國初期，各行各業百廢待興，科研之路更是如此。她於1950年起正式到了化學家柳大綱先生門下，從事無機化學和物理化學方面的研究工作。後來她的研究方向更是因為國家的需要而多次進行改變，從未有過怨言，可以說是國家哪裡有需要她就去哪裡。

時值國家有著必須迅速自主研製發光材料的需求，柳大綱帶領徐曉白等青年學者，試製了以硫化鋅、鎘為基底的X射線熒光料。在系統考察了熒光料發光性質對其組成和製備條件的依賴關係以及熒光光譜分布與參雜銻、錳相關的規律後，該課題組首次研製出鹵磷酸鈣新型日光燈熒光材料，並向南京燈泡廠推廣成功，為我國日光燈照明工業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1956年，徐曉白與中科院化學所的同事們合影，第二排右二為徐曉白

1958年，為了稀土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她開拓了稀土元素二元高溫化合物的系統研究，完成了一系列稀土硼化物和若干稀土硫化物等的製備、反應機理、元件成品加工、物理化學性能以及其化學行為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初，她又因配合國家原子能任務的需要，研究了核燃料前處理和後處理中的一些化學問題。

徐曉白

她的工作得到了國家的肯定，在1959年她作為"群英會"的代表之一榮獲"全國三八紅旗手"的光榮稱號。後來在1978年她成為了中國科學院重大技術成果獎的獲得者之一。

轉調環化所，迎來科研轉折

1975年的她剛從"文革"中恢復工作，希望自己可以去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繼續她的無機化學研究工作。然而，國家將她調任進入新成立的中科院環境化學所，即便她那時已是中年，雖然一切需要重新開始，她還是毫不猶豫參加了工作。

在新工作安排之前，她也不浪費絲毫的時光，按照自己的安排著手翻譯了A.A.Levin所著《固體量子化學》一書。這本書大多是物理學的知識，和自己的工作並沒有多大的關聯，但她仍舊沉浸在這本書的翻譯世界裡，期間不僅參考該書的英譯本和俄文原著，還去請教學術界的同仁。

（徐曉白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實驗室里，圖片源於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1982年這本書正式出版，不僅意味著徐曉白正式向從事了近三十年的物理化學和無機化學的研究告別，也表明了她正式開啟了環境化學的新曆程。

在專業轉換的過程中，她努力爭取著一切可以學習的機會。1980年有一個難得機會，已知天命的她毅然踏上了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訪問學者的路途，而赴美學習也是她青年時期夢寐以求的事情。

在加州大學，她與加州大學的教授合作，面向柴油機尾氣排放是否會對人體健康有不利影響這一問題，她從大量柴油機排放顆粒物的有機溶劑提取物中，在生物毒性試驗指導下先後經4種色譜柱分離出上千個級分，以Ames試驗選取活性級分，用各種先進色、質譜方法鑒定其所含化合物。

經過兩年多的艱苦努力，她在1981年首次報道了從柴油機顆粒物中檢出了已知2-硝基芴致癌物，繼而又詳細報道了50多種硝基多環芳烴（NO2-PAHs）以及含氧NO2-PAHs等直接致突物，其危害可能大於多環芳烴。這是關於柴油機排放顆粒物研究的重大突破，它是當時美國有關部門決策是否實施柴油機化的重要依據之一，對其他國家的大氣污染研究也有重要參考價值。

1984年徐曉白等在北京大氣飄塵中也檢出硝基熒蒽、硝基芘等致癌物，提供了北京若干採樣點冬夏兩季飄塵中NO2-PAHs含量，又在中國工業碳黑中檢出NO2-PAHs，其中包括強致癌物二硝基芘，由此提出了碳黑工藝條件的改進建議，並指出燃煤排煙也是重要的NO2-PAHs污染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