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1日12:36:50 熱門 1433

文/祝彥劉朝華

◆李時

李時（1892～1952），原名李時麟，又名李實，字凌斗，號君中，河北樂亭人。1917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學習，1921年先後任教於北京市立第三中學、北京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中法大學、交通大學和天津河北（直隸）女子師範學校，曾出任北平大學區督學、熊希齡創辦的香山慈幼院副主任以及慈祥、慈成印刷廠經理，並幫助李大釗領導的北京地下黨組織秘密印刷機密文件和文稿，為早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北方地區的工作作出了一定貢獻。1925年創辦君中書社，為許多著名文化人士如蔡元培、胡適等發表文章、出版著作提供了方便。1926年左右李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李大釗被捕後，李時四處奔走設法營救，在李大釗遇難後不畏風險為其收屍入殮料理後事，掩護安撫死難者家屬。1933年4月，協助北京地下黨組織發起募捐，重新安葬李大釗，讓烈士長眠於香山腳下。20世紀30年代始，李時任大學國學教授，為國學教育作出了突出貢獻。抗戰期間李時創辦的君中書社停業，抗戰勝利後李時回家鄉任教，後被聘於北京文史館，1952年逝世，享年60歲。

李時與李大釗

李時出生於1892年，比李大釗小3歲。李時是李大釗的樂亭同鄉，兩家相距不遠，兩個人的夫人也都姓趙，因此在當地人的傳述中，他們兩家是親戚關係。兒時的李時隨父入私塾就讀，1907年，李時考入永平府中學就讀，此時正逢李大釗從永平府中學畢業，兩人是校友。李時在永平府中學學習期間經常聽老師們介紹李大釗這位品學兼優的學長的事迹，因此，兩人雖未謀面，但李時對同鄉學長李大釗早已心生仰慕。

1913年冬，從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不久的李大釗啟程赴日本求學，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1916年5月，李大釗從日本回國，8月在北京創辦《晨鐘》報。1917年李時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上學，不久後在老師白眉初的介紹下終於得以結識仰慕已久的李大釗。倆人可謂一見如故，很快結為密友。李時還經常到李大釗家中討教問題，深受李大釗革命思想的影響。

◆1916年9月，李大釗（前排中）與「憲法公言社」同仁合影。

1920年秋，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與此同時，即1921年後，李時先後在北京第三中學、北京國立師範學校、中法大學、天津直隸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弘達學院等校任教，並在熊希齡創辦的香山慈幼院任副主任以及慈型、慈祥、慈成印刷廠任經理，「李大釗也是香山慈幼院評議會的評議員之一」。憑藉自己擔任印刷廠經理的便利條件，李時多次幫助李大釗領導的地下黨組織印刷黨的革命文稿和機密文件。在《唐山文史資料大全樂亭卷》中有如下記載：「李凌斗在任北洋政府北平大學區督學時，又兼任熊希齡設辦的慈型、慈祥、慈成三廠的總經理。他借自己管轄慈祥印刷廠之便，曾多次為李大釗無償秘密印刷革命文稿。為了趕印文件，有時李大釗親自到和平門外廠甸後門3號李凌斗的住所交辦。每逢夜深，為了確保李大釗的安全曾多次留宿。」

隨著發端於南方的大革命形勢迅猛發展，控制北洋政府的軍閥日益反動。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派反動軍警包圍襲擊蘇聯大使館並逮捕了李大釗。聽聞李大釗被捕入獄的消息後，李時同白眉初等人四處奔走，想方設法營救，甚至聯絡同鄉300多人，簽名出據，上書最高當局和有關方面，力保李大釗，呈請釋放李大釗及其家屬。上書呈文中說：「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故公民等以同鄉關係，願保留李大釗之生命……」由此可見，李時為了營救李大釗已經做到不顧安危、竭盡全力了。但是，還是沒能阻止反動軍閥對李大釗的迫害。

◆方大曾所攝李大釗葬禮圖。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殘酷絞死。李時聞訊後，悲痛萬分，隨後便和白眉初等友人冒著被反動軍閥株連迫害的危險趕往李大釗家中撫恤家屬，並同李大釗遺孀趙紉蘭商量後，與烈士生前的北大同事和摯友取得聯繫，決定為李大釗換棺改殮（當時反動軍閥政府只是提供了一個質量很次的棺材）。29日，李時以李大釗弟弟的名義親自來到德昌桅廠找伊少山（即德昌杠房伊壽山），重金購買一副好棺材，並請求伊少山幫助。出於對李大釗的敬意，伊少山挑選了一口售價本應250元的堅固柏木棺材，以140元賣給李時，並答應用松香、桐油再給油漆好。5月1日上午，李時與烈士遺孤、親友們來到長椿寺為李大釗換棺裝殮，「由於白色恐怖，竟找不到一塊適當的墓地可以安葬他」，只得將其靈柩移到妙光閣浙寺內。在1927年5月1日的《晨報》中有如下記載：「今晨八時，李之遠族李采言、李凌斗兩人，偕二女興（星）華、艷（炎）華，一同赴長椿寺。棺木運到後，即在停靈屋內重新裝殮。李妻因病不能行動，故入殮時僅有二女在側。親友到場照料者有白眉社（初）等數人，情狀殊為凄慘冷落。」《晨報》是當時北京地區很有名的報紙，這樣明確的記載報道，應該是很屬實的。由此可見，李時參與料理李大釗後事，而且出錢出力甚多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將李大釗遺體換棺改殮後，李時又利用自己的特別關係和有利條件，搶在敵人下手之前，用汽車緊急把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和孩子們接到香山，對烈士家屬進行了秘密轉移，後來再將她們安全送出北京，送回了樂亭老家安頓下來。根據對李時之孫李蒲陽的採訪得知，在李大釗被害以後，李時還經常關照李大釗的遺孤，李大釗的長子李葆華等都在李時家裡吃住過。

◆李大釗

1933年4月，李時與白眉初等人又一起協助中共北京地下黨組織為李大釗同志舉行安葬活動，為李大釗烈士選擇購買墓地，最後選定了位於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安葬過程中，由於遭到反動軍警的衝擊，送葬隊伍幾次被衝散，但李時臨危不懼，幫助李大釗的親屬與敵人據理交涉，最後才得以把李大釗的靈柩安葬於香山萬安公墓，使烈士長眠於香山腳下。

李時與鄧穎超、馮梅先

李時曾經任教於天津河北（直隸）女子師範學校，是鄧穎超的老師，後來娶鄧穎超的同學馮梅先為妻。馮梅先又名馮悟我，河北清豐人（今屬河南），1901年11月21日出生，曾就讀於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和鄧穎超是同班同學，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並與鄧穎超一起被選為十年級學生代表之一，是覺悟社社員和中國女子民主運動的先驅。

鄧穎超、馮梅先在女子師範學習時，恰逢辛亥革命走向失敗，中國陷入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聯合統治的極端黑暗時期。民不聊生的慘淡景象，軍閥的割據與混戰，西方列強的橫行與壓迫，無不激發起有識之士心裡強烈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意識和責任擔當。作為鄧穎超、馮梅先老師的李時，顯然給了她們以進步的思想啟蒙，讓愛國主義的理想和情懷在她們心裡升騰、滋長。受到影響和教育的鄧穎超便發出了吶喊：「望吾同胞從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謀國家之進步！」

幾千年來，在男尊女卑、嚴重扼殺女性自由的封建教育盛行下的中國，倡導男女平等、廣泛傳播新思想新思潮的女子師範教育，給了鄧穎超、馮梅先等強大的抗爭勇氣，她們的身上逐漸產生了一種想要打破黑暗的舊世界，建立自由光明新世界的鬥爭精神。1923年4月25日，馮梅先在《女星》第一期上發表的《被壓迫的婦女應有的精神》文章中指出：「舊禮教，舊道德，一齊來壓迫在婦女們頭上，束縛女子，使女子不能不忍辱服從。我們試想，這種的人生是如何痛苦呵?但是如果我們要是惡這種的痛苦要求快樂，就非打破這些牢籠不可!」馮梅先在文中還疾呼：被壓迫的姐妹要奮起打破「三從四德」「賢妻良母」的人生觀，樹立一個自立為「人」的人生觀。遇事不要只會哭泣和自殺，要以「自殺」的精神和勇氣去反抗，破除各種束縛，力求實現理想的「自我」。不要再因循守舊，要打破舊道德、舊制度的鐐銬，建立新生活。就此，馮梅先更進一步提出了要從人生觀、抵抗力、創造精神、積極犧牲精神和毅力五個方面去努力，去喚醒千千萬萬的婦女，去打破一切的壓迫和舊世界。

鄧穎超、馮梅先就讀的女子師範學校採用新式教育，開設了齊全的本科課程，有國文、修身、數學、物理、地理、化學、歷史、教育學、英語、美術、體育、音樂、倫理學等幾十門課程，學校里像李時一樣的大多數老師都受過高等教育，有比較規範而嚴格的師範教育素質，這為培育出鄧穎超、馮梅先等一批具有突出的文化素養和能力素質的優秀學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礎。1921年達仁女校創立，鄧穎超、馮梅先與許廣平等同學一同被聘為達仁女校教員。1923 年4月，馮梅先與鄧穎超、王貞儒、李峙山等9人發起成立女星社，並創辦了《女星》旬刊，馮梅先出任女星社圖書部管理及出版委員會委員長，之後還幫助創辦《婦女日報》。1924年馮梅先與鄧穎超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達仁女校支部的團員。

馮梅先1933年與李時結婚，曾擔任天津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領導。新中國成立後，馮梅先在小學任教，並居住在一處有三個大院的四合院內，受到政府優待，1973年1月15日馮梅先逝世。

正因為李時與鄧穎超有師生之誼，加上馮梅先又與鄧穎超是同學關係，而且都參加過進步的愛國活動，因此，據李時的後人（孫輩李蒲陽）口述回憶，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鄧穎超還去看望過李時夫婦，並對他們的工作生活給予關照，他們一家住在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安排的南鑼鼓巷111號的一個三進四合院。每逢重大節慶日，馮梅先還多次被有關部門派來的伏爾加小汽車接去參加重要宴會活動。

李時與國學

李時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名氣和影響遠遠超過他在中共黨史中，凡是了解和熱愛國學的人，一般都讀過李時的國學著作，其中《國學問題五百》至今影響很大。而在黨史類著作中，幾乎見不到李時的名字，只有在介紹和研究李大釗的相關著作中，才會出現李時的名字，但也是介紹不詳細。1917年，李時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學習，1921年開始李時先後任教於北京市立第三中學和北京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後來在中法大學宏達學院等校任教。1931年李時接受交通大學唐山土木工程學院李書田院長的邀請，擔任該院國文教師，之後又前往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校擔任教授。在此期間，他在北平創辦了君中書社。李時在平津兩地任教和創辦君中書社期間，出版發行了大量國學著作，自己也創作了多部國學力作，在國學教育領域成就突出，為國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李大釗在少年中國學會成立一周年時與該會北京部分會員合影。

第一，李時在各大中學校任教期間，耐心細緻講解國學，強調學習國學的重要性。雖然李時在各個學校所面對的受教育者不同，但是他能夠結合學生實際，給出適合學生學習國學的書目與方法，並告誡學生讀書是為了應世治心，最為讀書人所看重的當屬群經，次為正史，讀書應有所先後次第，有所取捨。李時還向學生推薦了各個治學方嚮應讀的代表性書目，且提出了自己的期待。

第二，李時教授國學期間，發表了大量有關國學的文章和論著，闡釋了自己對國學的獨到見解，對豐富和發展國學作出了突出的成就。1925年，李時輯成的《四庫全書敘》一書由慈祥工廠出版社出版。1928年10月，李時又發表由益彰學社出版的《君中書牘》。1931年至1941年，李時僅在《交大唐院周刊》上發表的文章就有 17 篇之多，比如《四庫全書考證及其印刷》《古文辭類纂考證》《研究工程者對於國學應具之常識和技能》《敦請名人講演》等。李時在《女師學院期刊》上發表的文章（含會議記錄）至少也有17篇，比如有《四庫全書之歷史》《君中見聞錄·小引》《君中見聞錄·守宮案》《君中見聞錄·辟穀女》《君中見聞錄·俗人眼》等。此外，李時還發表了諸如《段壯士》《粹然儒者》《駢文研究法》《國學問題五百》等頗富見地的國學文章或論著。其中，1934年出版的《國學問題五百》一書，最初名為《國學問題四百》，1935年又增訂再版，並更名為《國學問題五百》，在國學界影響極大。至今仍是國學研究者和愛好者的必讀書目。

第三，李時不但自己投入到國學研究和論文發表中，而且還或利用印刷廠的便利或創建君中書社，給國學名家和國學研究者出版大量國學著作，為國學的傳播、發展和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1928年至1936年間，君中書社先後出版發行了《國學叢譚》《君中書牘》（以上兩書均於1928 出版，並有增訂版）、《國學常識與技能》（1931）、《活葉國文》（1932）、《國學問題四百》（1934）（次年增訂再版，改名為《國學問題五百》）、《君中文集》（1934）、《國學功用及讀法》（1936）等。1926年4月，慈祥印刷廠又出版了李時尋訪到的張之洞著《書目問答》寫定本。1936年李時為《書目問答》作序並再次出版。再版的《書目問答》增加了張之洞的遺像、《清史列傳·張之洞傳》，並撰寫詳細的人物介紹，大大地方便了讀者，在眾多版本的張之洞《書目問答》中頗具代表性。1932 年李時選注的《活葉國文》一書出版，1933 年君中書社又出版了《增訂君中書牘》。

總之，李時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但由於留存至今的關於李時的第一手歷史資料極其有限，因此在研究過程中不免留下一些問題，有待今後進一步繼續探討。比如，關於李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具體時間問題。現有材料沒有提及李時入黨的具體時間，比如，2004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龍儒文編著《晚年熊希齡》一書中有如下記載：「熊希齡……突破敵人的重重關卡和封鎖，派當時香山慈幼院五校副主任、共產黨員、李大釗的樂亭同鄉李凌斗(即李時)搶在敵人下手之前，用自己的汽車緊急把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和孩子們接到香山。」2008年遠方出版社出版李迎賓編的《世界教育藝術大觀百年教育人物傳記第21輯》（第14頁）也採用此說法。而屈夢君在《李時與〈國學問題五百〉》一文中則稱「大約在1926 年，李凌斗已經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為裝殮李大釗遺體而冒險的李時，在處理李大釗後事過程中曾經找過伊壽山買棺木，之後伊壽山還因此被警察冠以與「赤黨」有聯繫而被抓，可見，李時是黨員確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李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準確時間則需要挖掘更有力的材料加以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