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光榮
端午節,在林林總總的節俗、節景和象徵物背後,屹立著兩個不屈的英靈——伍子胥和屈原,且都是字比名更廣為人知:伍子胥,名員,字子胥;屈原,名平,字原,真可謂「喧賓奪主」了。
冥冥之中,老天對他們的人生作了這樣的安排:同為荊楚之人,同以忠諫著稱,同為銜冤屈死,同為沒於水中。祭祀伍子胥、屈原等歷史人物無疑大大地豐富了端午節的文化內涵,在千年傳承的傳說和活動當中,人民切身地體會和領悟先賢的精神,並將之代代傳承。
古代的一些政論家、辭賦家大都把屈原作為伍子胥的續行者看待,「伍屈」或者「胥原」往往相提並論。東漢班固《漢書·王莽傳上》有云:「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唐顏師古注引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唐李白《行路難》詩曰:「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把伍子胥和屈原這兩位「賢達人」並列。
屈原晚伍子胥200多年出生,對老鄉伍子胥的忠賢也十分推崇感佩:「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涉江》)在國是日非、楚王信讒而排斥忠良的困境下,屈原表示要以伍子胥為榜樣,不惜以身殉國,追隨他而去:「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悲迴風》)清胡文英註:「子胥之潮神在浙江,故須由江淮入海,由海入浙,而後能從子胥以自安也。」
而在2000多年後的今天,因為端午節姓「伍」姓「屈」之爭又無意中加快了端午節申遺的步伐。2009年9月,三省四地以「中國端午節」聯合「打包」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端午節成為中國首個入選世界非遺的節日。而在這其中,湖北秭歸縣的「屈原故里端午習俗」、湖南汨羅市的「汨羅江畔端午習俗」紀念的是屈原,而江蘇蘇州市的「蘇州端午習俗」紀念的是伍子胥。
對比端午起源的紀念伍子胥說與紀念屈原說,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特徵:他們都與水神祭祀有關。
伍子胥的人生軌跡,在水中結束;而另一個神話,卻又隨之浮出水面。東漢袁康《越絕書·德序外傳記》記伍子胥死後,「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後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這裡第一次把伍子胥從普通的英雄人物上升到「神」的位置,實為「潮神」之濫觴。伍子胥羽化成「水仙」,表現了其正氣激蕩天地永存人間,也表現了吳地之人對他的愛戴和紀念。民間盛傳「子胥死,水仙生」,而「祭伍子,迎水仙」就成了吳地端午節的重要內容。
伍子胥「自頸死」後206年,屈原抱恨自投汨羅江,屈原的被神化也晚於伍子胥。東晉王嘉《拾遺記·洞庭山》云:「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為之立祠,漢末猶在。」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曰:「屈原午日投汨羅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
伍子胥和屈原兩個楚人,皆以憂國憂民,遭人讒害,葬身於江,先後成仙。雖然小老鄉屈原對伍子胥傾慕已久,但終因朝代相隔,無緣謀面,但善良的人們還是想方設法讓他們走到了一起。據《台灣縣誌》載:「水仙廟……在西定坊港口,祀大禹王,配以伍員、屈平、王勃、李白。」伍子胥與屈原和其他「水仙尊王」一起並肩戰鬥,「安瀾護國,福被群黎」。
大約伍子胥與屈原同樣「忠而見疑,信而被謗」以致殞命,兩位難兄難弟一定有許多共同話題。到了晚清胡盍朋的傳奇《汨羅沙》中,吳江水仙伍子胥與湘江水仙屈原在端午之日把臂同游,聯袂「巡江」:「何須感傷?你行吟楚澤聲短長,我吹簫吳市聲激昂。到頭來劍兒上頸血涼,門兒上眼睛光,水兒上精靈旺。」並於龍舟競渡之熱烈氣氛中落幕。其幻化之作雖與歷史不吻,但寄予了作者對忠臣的同情,對現實的絕望,借人寓意,從而達到寓言劇之目標,興許這愈加合乎人類和平之願望。人間天國雖然很難看到,但寄予理想是無可厚非的。
湖北宜昌市夷陵區太平溪鎮有個伍相廟社區,在三峽工程建設移民搬遷時,伍相廟也隨著主人一起「移民」到了這個新集鎮。十分巧合的是,宜昌市秭歸縣的屈原祠也遷到了對江的鳳凰山上。同在三峽大壩上游,同在觀看大壩的佳處,當這兩位同歸於異鄉水中的老鄉同看龍舟競渡時,不知心裡是何感受?另據唐歐陽詢主編《藝文類聚·居處部》引庾仲雍《荊州記》云:「秭歸縣有屈原宅、伍胥廟」。而今他們又隔江相望,不知「屈原」對一直想追隨他而去的這位「老兄」作何感想?
對這兩位楚國老鄉,著名楚文化研究專家、長江大學教授魏昌曾如此評說:「以屈原為代表的古樸的愛國主義和以伍子胥、李斯為代表的新型的全民族的愛國主義,相得益彰,相輔相成,構成了我國人民傳統愛國主義的基本內容。這是荊楚精神根深葉茂、博大精深的表現,是楚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