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乒乓球人漂在日本，有人靠陪老人打球過活，一天要跑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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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乒賽，丁寧衛冕女單冠軍，許昕樊振東男雙登頂。然而，最火的卻是「乒乓神童」張本智和。

前兩天，13歲的張本智和戰勝了日本一哥水谷隼，擠進八強，他的下一個目標是：東京奧運會，拿金牌。張本智和的這份天賦得益於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原先都是中國乒乓球運動員，母親張菱還曾與鄧亞萍、喬紅並肩作戰，一起參加過1995年的天津世乒賽。

隨著「歸化日本」的風潮，大量國手都曾在日本俱樂部執教或打球，對於日本乒乓球水平整體提升，做出了貢獻。比如國乒領隊黃飈、女隊教練閻森、奧運冠軍喬紅、陳龍燦都曾打過日本聯賽，福原愛的兩任教練劉楊、湯媛媛，日本女乒現一姐石川佳純的教練陳莉莉也是中國人。

他們之中，不僅有做教練的，當陪練的，做球員的，甚至還有給老人做陪練的鐘點工。是時候聊聊中國乒乓球在日本的「漂一代」了，這些關山萬里，漂在日本的中國乒乓球人，他們過的好么？他們在日本國的幸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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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看看張本智和的故事，一個「成都製造」的結果。

張本智和原名張智和，他的父母張宇和張凌，在1998年去了日本仙台一家乒球俱樂部做教練。2003年，張本智和出生，2歲時，他就穿著紙尿褲在俱樂部開始摸球。

父親張宇一直讓兒子堅持學中文，還從國內帶了拼音教材，這位神童還會幾句四川話。為了讓張本智和有資格參加成人國際大賽，張宇在張本智和10歲時，把他的國籍正式入籍日本。在姓名欄，張宇將兒子的中文名里加了一個「本」字。因為張宇要擔任兒子在國家隊的教練，所以也選擇了加入日本國籍，此時距離他定居日本已經過去16年，而母親張凌則仍舊保留中國國籍。

張宇說，讓兒子的名字有一個「本」，是為了表明自己一家並沒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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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賦加上環境，13歲，張本智和就成為歷史上最為年輕的世青賽男單冠軍。他也因此成為日本媒體最為關注的對象。日本NHK電視台攝製組就曾經為他專門拍攝過關於「乒乓神童」的紀錄片。2015年波蘭公開賽上，NHK更是派了3名電視記者全程跟拍。

但，享受著明星待遇的「乒乓神童」，日子過得卻並不輕鬆。張本智和父母來到日本後，只是在一家乒乓球館打工做教練。兩人每個月的收入只有2萬多人民幣，這收入在日本非常普通，一家四口也很少出門下館子，多數都是母親張菱在家做飯，偶爾遇到球館訂飯不夠的情況，張菱就會帶著妹妹回家下餃子吃。

2015年年底，騰訊體育曾走訪仙台張本智和一家，那時，一家人還委身於當地人的球館擔任教練，此時距離張宇夫婦來到日本已經過去了20年。兩個人每個月的收入只有2萬多人民幣，在日本，這樣的收入很普通，日子過得並不寬裕。

直到去年，原本經營場館的老闆不再繼續經營，家人才承包下來。如今父親張宇陪著智和在東京訓練、上學，而母親張菱則帶著妹妹美和生活在仙台，經營球館，日子過得十分辛苦。

在未入日本國籍，沒有具備參加國際成人大賽的條件時，張本智和訓練的地方就是父母擔任教練的球館。球館的水平只是相當於國內業餘體校的水平，館內最好的球員早已不是張本智和的對手，忙於工作的父母也無暇過多指導，處於最佳上升期的張本智和，只能是一個「無師自通」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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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乒總教練劉國梁曾談到張本智和現象，「因為張凌他們都在國家隊待過，對乒乓球理解深，家裡乒乓氛圍濃厚，父母的希望都放在孩子身上，這無可厚非。對於張智和這種選手，我們更應該去鼓勵。他們真的很不容易，如果他的父母是中國隊的世界冠軍，他們不一定會移民日本。但因為國乒太強大，在中國土壤里他們發展太困難。」

其實，他們在日本又何嘗不艱難。

張本智和一家的羈絆，不單家庭上的拮据，還有來自外界精神上的壓力。同時期日本的「漂一代」幾乎都是如此。在中國，一片「叛國者」的指責；在日本，又遭受「滾回中國」的謾罵。

在之前的全日本公開賽中，張本智和在青少年組的比賽中，2：3不敵17歲的高二學生宮本春樹。這讓日本群眾一直怒喊「滾回中國」，張本智和也為輸球而痛苦流淚。

之前，國內也傳著這樣的新聞。張本智和來到上海曹燕華乒乓球學校「踢館」，結果是「1勝7負」。而就在這兩天的世乒賽現場，父親張宇在接受新浪體育採訪時很無奈地說：「網上有很多不友好的，很難聽的文章，說我兒子去上海踢館什麼的，根本就沒有去過，上海那個球館在哪裡我都不知道。」而張本智和本人也表示，「肯定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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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乒乓人選擇日本漂必經的心路歷程。即便是曾經雄踞日本乒乓球男一號，還擔任過日本男隊教練的韋晴光，也不能倖免。

韋晴光是赫赫有名的，他與陳龍燦搭檔在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上奪得了中國乒乓球的首枚男雙金牌。這是中國乒乓球在奧運會上的第一枚金牌。1990年，韋晴光退役，並在後一年前往日本打球。

初次參加全日本乒乓球錦標賽，韋晴光在決賽中的對手是原北京隊隊員高志亮。在打滿5局，韋晴光在決勝局反敗為勝，奪得男子單打冠軍。這場比賽打得比預想要艱苦激烈許多，賽後，他在電視鏡頭前，淚眼汪汪，語無倫次。

這種羈絆的情感，在韋晴光妻子的兩段回憶中，表露無遺：

我們從心裡感激祖國，感激當年培養了晴光的中國乒乓球隊。這完全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自然感情。與當年對現狀的不滿、抱怨一樣，真實存在。體育館路上，陳舊卻群星匯聚的宿舍樓、乒乓球訓練館；揮灑在那兒的汗水、笑語；記錄在那兒的奮鬥、輝煌，連同大門外的雞蛋煎餅、餛飩攤子一道，走遍天涯海角，永誌不忘。申請國籍時，我比晴光積極許多，跑來跑去，一心想拿日本護照，才好買房、旅遊、工作。我們和許多在日華人一樣，努力奮鬥，站穩腳跟後，選擇加入了日本國籍。可怎麼會弄得突然象成了個二鬼子似的。

98年4月，我們從菊陽搬到熊本市內。兩層樓的小洋房，深咖啡和淺灰兩色的外壁，門前是停車場，北面有一條養水路，一年中，大半的時間從上游流水下來，去灌溉不知在何處的水田。朝南處，留了一條窄窄的空地，勉強可稱為花園。我懷著一種頑固不化的懷舊情緒，種下了兩棵桂花樹。我出生在桂林，桂花飄香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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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8年的亞洲乒乓球錦標賽上，韋晴光代表日本參賽。與昔日的中國隊友見面時，彼此竟然都心生尷尬。而在現場，韋晴光也遭遇了一片「日本韋晴光全家喳喳喳！」的聲援。

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韋晴光先是打敗了馬琳，後是贏了劉國梁，為日本隊贏得了十幾年未得的男單銀牌。

為了生存來到日本，又為了在日本挽回尊重而打好球。這就是日本「漂一代」的痛苦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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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廣島亞運會，何智麗擊敗鄧亞萍拿下女單冠軍，懷揣著對中國隊「讓球」要求的不滿，何智麗每贏下一個球，都要喊一聲「呦西」。

這事在國內引起了巨大風暴，除去體育報紙，《北京青年報》甚至《文匯讀書周刊》等一批文化類媒體，都參與了「何智麗是不是漢奸」的爭論。《羊城晚報》蘇少泉連續發表兩篇文章《何好之有？》、《祖國培養了她，她卻忘了祖國》，痛斥何智麗是「競技場上的吳三桂」。

當時，南方航空公司剛下班的4名空姐在電話熱線中，爭著搶著要說話，「這樣的人不會有好下場的，將來肯定被丈夫拋棄。」更為惡劣的是，在得知何智麗要回國打比賽時，有人給何智麗的父母寫信，說讓她父母轉告何智麗別來參加天津的比賽，否則，「有來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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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53歲的何智麗過得並不如意，因為不堪忍受家暴和婚外情，她和前夫，也是曾經的陪練小山英之離了婚。身心受到了重大打擊，她仇恨國乒、仇恨男人，因為正是國乒的讓球政策，導致她不得不背井離鄉變成「叛國者」；正是小山英之的婚外戀，導致她無法過上幸福的家庭生活。

雖然以前日本乒乓球隊曾聯繫何智麗當教練，但現在再也不會聯繫她了，因為覺得她可能患上了自閉症之類的疾病，並且長期離群索居，戰術理念早已落後。之前何智麗在池田銀行俱樂部任教，但由於經濟不景氣，俱樂部也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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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一代，除了心理上的極大變化，還有語言、中日文化的隔閡。

王銳，就是戰勝丁寧、朱雨玲和陳夢的中國大勁敵平野美宇的教練。他曾經在河北省隊打球，和馬琳是一批隊員，歸化日本後改名「中澤銳」。

2015年，王銳進入日本乒協，開始接手平野美宇。作為她的主管教練，王銳不僅要指導平野美宇的技術，平時還要與她保持日常溝通，當她的心理指導。但問題就出在交流上，「一呆10年了，仍有身邊同事好友指出，我的日語不靈。教球時，如果語言不夠用，我大可拿起球拍，親自比劃，但平時生活會話，就很不便了。」

王銳說自己也很無奈。

從王銳手中接過希望之星平野美宇的張成也是外界關注的焦點。張成曾經與樊振東同在國家集訓隊。3年前，未能入選國家二隊，張成前往日本，成為日本國家隊的一員。

他曾在採訪中坦言，當時心理落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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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中國人的認識里，轉到日本做教練的都是為了高薪水。對比省隊里的一個月幾千塊的工資，日本乒協開出的陪練20年萬的年薪確實很有誘惑力。

但事實上，這樣的20萬，是頂級水平的運動員才能駕馭的。一般水平的乒乓球運動員，只能去日本人家裡去當乒乓球陪練。

湖南日報曾刊登了一則王恩亮《我在日本當陪練》的自述。他在裡面寫道，他的朋友阿威在日本開了一家專為日本人服務的中介公司，他曾經在這家公司中當過不少日本乒乓球愛好者陪練。這樣的陪練不為提高技術，只是一種服務，打球只要做好不失球的防守就好。

至於費用，陪練一小時，就能獲得45美金，但陪練者只能拿到三分之二，剩餘部分要交給公司作為中介費。技術熟練後，陪練者一天最多時可以跑6家，最少時也沒低於3家。

和頂級陪練員相比，普通人賺得不過就是自己的「血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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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質量一般，又無成名希望。在日本的「漂一代」，也會有想逃離的時候。

1998年，上海乒乓球運動員董崎岷選擇前往日本發展，任職當地乒乓球俱樂部教練。現在，他在日本中部的岐阜定居。

他的妻子鄭琦已經加入日本國籍，原本也有資格成為日本公民的董崎岷卻不願放棄自己的中國護照，他覺得「落葉總要歸根的。」儘管現在的生活很正常，但董崎岷說，「如果日本政府宣布有核輻射擴散的情況，我們會考慮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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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紅，就是選擇回來的人。

奧運冠軍還有喬紅在1996年正式退出國家隊後，來到日本。1998年，她與日本松下公司續簽了一年合同，出任松下電器隊隊員兼教練。但在2000年，喬紅選擇回國，並在2003年到國家隊擔任教練，指導過王楠，牛劍鋒等。北京奧運會後，喬紅正式出任廣東乒乓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一職。

喬紅有點不一樣。在1998年《生活時報》的一篇採訪中，喬紅說，過去打球是給推上去的，毫無選擇，「所以，我那時打球真的很累」，「或許是我怕吃苦吧，也可能是我胸無大志。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國從事乒乓球的人不少。我只想做些自己喜歡的事，開開心心就行。」當時30歲的喬紅還單著。

2001年，《天津日報》記者在日本偶遇了喬紅，「正和中國乒乓球隊副總教練陸元盛在休息廳喝咖啡，一個身著運動服的姑娘熱情地過來打招呼，原來是前世界冠軍喬紅。陸元盛笑著對記者說，這回你有詞了，我給你這篇報道起個名字就叫《又見喬紅》。」喬紅還拿出自己的中國護照給記者看，說沒想留在國外，好幾個國家讓她定居她都拒絕了。

那時候的喬紅已經解決了個人問題，「喬紅拿出裝護照的皮夾里的一張照片給記者看，然後叮囑一聲，一定要保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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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依然選擇在日本徵戰的韋晴光算是在日本混得最好的一個。2017年是韋晴光和妻子石小娟來到日本的第26個年頭，他們 23歲的兒子也從早稻田大學畢業，進入日本名企「全農」公司就業。

作為首位遠赴東瀛的中國隊乒乓球奧運冠軍，他在日本擁有自己的運動用品公司。從國家隊離開後，他還在日本青森山田學院擔任過教練。人氣最高的福原愛、石川佳純，險些把馬琳斬落馬下的松田健太，還有14歲小將丹羽孝希都來自這間學院。

在東京，韋晴光有著三四個一百多平方米的球館。日本《卓球王國》雜誌上每個月都會有韋晴光的專欄，用來推廣他的教學理念。

當了30年運動員的韋晴光在宣布掛拍時，從中國和日本各地趕來了近百名昔日的隊友與教練。日本方面，有前世界男單冠軍伊藤繁雄、名將野平孝雄、前原正浩以及日本男隊主帥宮崎義仁和國手鬆下浩二等人都去了晚會現場。而中國隊員，還帶去了曾經擔任過中國乒協主席徐寅生的視頻。

這正是在日本漂泊的乒乓球人理想中的樣子，但韋晴光卻不這麼認為，他說，「我沒本事嘛，你看喬紅她們回國後現在都是主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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