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丙午馬年春節假期結束，候鳥般的人潮正陸續告別故鄉，回到各自的城市坐標。
在這個集體「重返軌道」的時刻，江亦涵依然在回味2023年的那個夏天。
她說，那是一場短暫而美好的「夢」。彼時，為了完成碩士畢業論文，她在葡萄牙「潛伏」進數字遊民社區，親身體驗了三個月。
數字遊民是指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遠程工作，追求自由、靈活和自主生活方式的個體。早在1997年，同名著作《數字遊民》（digital nomad）就曾描繪這樣一種生存狀態：人們背著電腦，走遍世界，隨時隨地都能「上班」。
江亦涵的「夢」，正是這場全球遷徙浪潮的縮影。據《人民論壇》報道，2022年，全球數字遊民數量已達到3500萬人，其中青年群體佔總人數的58%；預計到2035年，這一人群的規模將超過10億。
青年人作為主力軍，正試圖利用技術解除地理封印，在「曠野」與「軌道」之間尋找屬於自己的坐標。然而，當工位真的搬到了海邊，自由的代價也隨之顯現。
在這場關於「逃離」與「尋找」的浪潮中，有人像徐朵拉一樣，確信「巴厘島選擇了我」，在行李箱里安了家；有人像周天羽一樣，在異鄉的青旅里看了六小時《老友記》後，轉身重返「軌道」；也有人像江亦涵一樣，在朝九晚五的循環里，時刻準備著下一次出逃。
通常，數字遊民徐朵拉會在上午10點左右起床，午飯前都是她的衝浪時間。 受訪者供圖
逃離「系統」
成都女孩徐朵拉的逃離，始於看見了生活的「另一種可能」。
這顆變化的種子，埋於2024年初。當時的她，還是一家商業地產公司的平面設計師。趁著年假，她去了巴厘島旅遊了一周。也正是那個時候，她才第一次接觸到「數字遊民」這個概念。
那一周，她看到了另一種生活方式。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此，他們工作與生活的邊界被熱帶的海風吹散。人們穿著背心短褲面對電腦、敲擊鍵盤，屏幕之外的世界，不再是格子間，而是海浪與沙灘。
「我心裡始終惦記著想再回去。」2024年9月，工作的不順心成為最後一根稻草。她辭職了。沒有長遠的職業規劃，沒有巨額存款，帶著「試一個月」的念頭，她再次飛往巴厘島。
這一試，就試到現在。
現在，徐朵拉的生活不再被「早九晚六」切割，她重構了自己的時鐘。通常，她會在上午10點左右起床，午飯前都是她的衝浪時間。下午1點開始，她正式投入工作，大約持續5到6個小時。下午6點後就去健身，健身後，如果還有未完的項目，她會繼續處理至晚上9點左右。這之後，她通常會玩到晚上12點，甚至半夜2點才回去睡覺。
徐朵拉覺得自己很適合巴厘島的生活節奏。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種感覺就像當地人跟她說的那樣：「不是你選擇了巴厘島，而是巴厘島選擇了你。」
「我每天都在運動，每天都在接觸大自然。」徐朵拉說，「我已經回不去那種壓抑的打工狀態了。」
中國傳媒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院長文春英教授在研究中指出，自從鐘錶被發明後，人類就成了鐘錶的奴隸。人們不再享受時間的自然流逝，「內在時間」被「機械時間」替代。「數字遊民作為一種新興的生活方式，正是對都市生活的反思與拒絕。」
同樣試圖「奪回時間」的，還有28歲的邱菊。作為新加坡某外企的技術支持，她全職遠程，已成為數字遊民9個月。此前，她在蘇州一家互聯網公司任職。在那家公司，常有從上午11點半拉扯到下午的會議，還有從早上9點半再延伸至深夜9點半的「隱形加班」。
為了對抗壓力，她曾辦過一張昂貴的瑜伽年卡。「那張卡一年我只用了27次。但我卻因為過勞，一年胖了15斤。」邱菊說。
身體的預警讓她開始審視職場的盡頭。「在之前的工作經歷中，沒有哪一位領導讓我產生過『我也想過那種生活』的羨慕感。所以，即使摸爬滾打爬上去，也不是我理想的生活。」
悉尼大學教授丹尼爾·施拉格溫（daniel schlagwein）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表示，數字遊民生活的開始，往往圍繞著「逃離」展開：「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是在逃離內卷（rat race），逃離朝九晚五，逃離隔間。」有時也是「逃離心碎、逃離裁員、逃離寒冷」。
而對於24歲的江亦涵來說，她的「出走」更像是回歸現實前的一場「夢」。
她的數字遊民生活，很短暫，只有三個多月。現在，她在一家金融公司做市場營銷。對於這種朝九晚五的回歸，她自嘲是重新跳回了「牛馬生活」。
2023年夏，江亦涵為了完成關於「數字遊民」的畢業論文，選擇「潛伏」進這個群體。在三個月的時間裡，她一邊在葡萄牙的里斯本、波爾圖等地旅居採訪，一邊通過遠程承接設計與文案工作維持生計。
數字遊民常通過高收入地區賺錢，低生活成本地區消費，實現「地理套利」。江亦涵就嘗到了「地理套利」的甜頭。她拿著倫敦標準的時薪（約12英鎊），卻在物價相對低廉的南歐生活。她曾幫一家初創公司製作巡演ppt，僅10頁便獲得了100英鎊的報酬。
「短暫又美好的三個月，現在想來真的像做夢一樣。」江亦涵感嘆道。沒有工作煩惱和經濟負擔，甚至還有一點積蓄，覺得自己還年輕，有大把的時間可以揮霍。
那三個月里，江亦涵在海邊的咖啡館，完成了設計稿和畢業論文。在她看來，「數字遊民最好的一點，就是空間與地理的自由」。
「一人公司」
前陣子，網上流行著一句話：「人生是曠野而不是軌道。」
數字遊民，正是那些試圖脫離既定軌道，走進曠野的人。這種「出走」的底氣，源於技術的賦權。
1997年，日立公司前首席執行官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英國記者大衛·曼納斯（david manners）首次提出了「數字遊民」這個概念。兩位作者預測，「成千上萬的人會賣掉他們的房子，去擁抱一種通過互聯網創造收入，在全世界移動套利的全新生活方式」。
「以前我談論數字遊民時，人們的反應是：『你在說什麼？這怎麼可能行得通？』」丹尼爾·施拉格溫感慨道，但疫情改變了一切，它完成了一次觀念啟蒙。「如果我能在卧室工作，那我的卧室也可以在巴厘島，對吧？」
然而，當人們真的把「卧室」搬到了巴厘島，才發現曠野之上，並非只有自由的風。
「你本質上變成了一個創業者，一家『一人公司』。」丹尼爾指出，當朝九晚五的考勤、實體辦公樓以及上司分配的任務統統消失時，取而代之的，是必須由個體獨立承擔的責任。「你需要極高的自律，否則，即便身處環境優美、物價低廉的天堂，你依然會感到巨大的壓力。」
徐朵拉初到巴厘島時，幾乎沒有存款，兜里只揣著幾千塊錢，住在青旅，幾乎每天都守在電腦面前工作。當時不同國家的各種朋友經過她身邊時，都會感嘆：「你居然又在工作！」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有多焦慮，有多想留在巴厘島。」徐朵拉說，她自己血液里還是那種中國人的性格，每天都想著賺錢。我必須拚命工作、找客戶、找各種機會，只有讓自己忙起來才會感覺到安心。
「不能只靠單一收入，必須多元化、多支線發展副業。」這是她在曠野學到的重要一課。
現在，徐朵拉手裡攥著多條「支線工作」。既有國內熟人介紹的設計單、國外說唱歌手的服裝設計外包，也有成都老家的房租和美股基金的投資收益。即便開源至此，她也並沒有變得寬裕。現在她每月的生活成本控制在七八千元，平均收入九千上下，除去開銷，能存下的不過一千塊。
徐朵拉說，自己是一個既焦慮又享受生活的人，這種「手停口停」的狀態確實讓她有些不安，「但我始終相信自己能夠賺到錢」。
並非所有的「一人公司」都能運轉順利，也並非所有的「出走」都能換來自由。
2023年4月，任職於美國某金融科技公司的周天羽，決定利用遠程工作的便利，嘗試一次「逃離」。
彼時的她正深陷於一種無意義的空虛之中。在她眼中，按部就班的職業發展路徑不過是「從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升職，然後換個好點的房子住」，周天羽說：「感覺生活沒有什麼意義。」
「既然工作允許遠程，我能不能在物理空間上先逃離這裡？」她抱著去體驗新事物的念頭，來對抗精神上的迷茫。然而，這段原本寄託了「精神鬆綁」願望的數字遊民生活，僅維持了一個多月便草草收場。
在巴厘島蒼谷（canggu）的青旅，面對著餐桌、躺椅和泳池，周天羽感到一陣荒謬。她回憶起那段經歷，語氣中充滿自嘲，「為什麼我會覺得對著泳池工作，比坐在家裡工作更開心呢？事實是並沒有。我依然在上班，依然要保持在線處理突髮狀況，不可能真的跳進泳池裡泡著。」
更讓她感到不適的是，為了維持這種自由的「鬆弛感」，還必須精心規劃時間及預算。在巴厘島，哪怕只是想去做個按摩，都要提前打電話預訂、研究價格、防止被宰。「如果你沒有把這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你的一天就會什麼都做不成。」
周天羽形容那段日子「就像帶了一箱油出門遠行，你必須時刻盯著儀錶盤，仔細規劃還能跑多久，因為你不知道下一個加油站在哪裡」。這讓周天羽感到一種本末倒置的荒誕：「我原本是想要自由才選擇做數字遊民，而現在卻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去規劃，這在精神上給我製造了更大的不自由和焦慮。」
文春英在研究中指出，青年數字遊民對「自由」的追求存在雙重意義，一方面是為了對擺脫社會時間的強制性和紀律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個體對自主時間的追求和對自我生命意義的叩問。
在江亦涵看來，無論在什麼環境下，「被迫工作」本身都是難受的。如果想過的僅僅是不工作的生活，那是純粹的消費與旅行。數字遊民的生活並非如此。「在選擇自由的同時，也要接受自由帶來的挑戰。」
何以為家
「你打算待多久？」
徐朵拉說，長期待在巴厘島的數字遊民，與陌生人剛見面時的前三個問題里，一定有這個。
「如果對方只是待一周、一個月的遊客，通常就不會有太多的後續聯繫。」
這種看似功利的社交策略，實則是遊民們對精力透支的恐懼。徐朵拉認為，短期且淺層的社交非常透支精力。她提起一位德國女生，雖然對方只停留了一個月，但兩人很投緣，那段時間幾乎天天玩在一起。「她離開時我很捨不得，特別希望她能回來。但現實是，她沒有回來，現在我們也沒有任何聯繫了。」
這之後，徐朵拉的心態也發生了轉變。剛來巴厘島時，她也曾希望建立長期穩定的親密關係，但在這裡待了一年後，她意識到，流動性才是這裡的常態。「不是你走就是我走，大家最終都要回自己的國家。既然如此，那享受當下就好了。」
江亦涵將這種狀態比作「夏令營」。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因為同一個目標聚在一起，又因為新的選擇而迅速分散。雖然日後確實收到過「夏令營」朋友寄來的明信片，也曾短暫重逢，但大家的世界終究漸行漸遠，聯繫止步於朋友圈的點贊。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適應這種聚散匆匆的節奏。
周天羽曾試圖融入數字遊民的圈子，但得到的更多是無休止的「small talk」（閑聊）。「我期待的是某種意義感和真實的交流，而不是這種表面的寒暄。」
為了逃避這種無意義的社交，她選擇躲進青旅的床位里。在巴厘島的最後幾天，周天羽絕望地在朋友圈發了一條動態：「誰願意來巴厘島陪我？我給你買機票。」
但沒有人來。那天，她拉上床簾，把自己裹在狹小的鋪位里，整整看了六個小時的《老友記》。在這部她已經看過無數遍的美國情景喜劇里，有固定的公寓、固定的朋友、固定的溫情。
當人際關係變得不再穩固，物理意義上的「家」也隨之消解。
「對我來說，家其實就是隨身攜帶的行李箱。」徐朵拉說，她很享受這種一個人的、「輕盈」的感覺。她現在一般只會有1—2個月的短期計劃，並不會想得太長遠。「可能我今天在巴厘島，明天想去泰國了，我背起包直接就能走，不需要猶豫。」
對於流動中的數字遊民而言，「家」的意象不再局限於實體地域，而是轉化為物品、氛圍等更微觀的單元。文春英在研究中指出，有的遊民會隨身攜帶床單和被罩，鋪上熟悉的花紋，就能在陌生的房間里短暫地構建出「家」的感覺。
但這終究是一種孤立的生存狀態。丹尼爾引用了一句非洲諺語來反思這種生活方式的局限性：「養大一個孩子需要整個村莊的努力（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在他看來，完整的「家」不僅指向地理坐標，更意味著穩定的社區支撐與深度的社交連接。
這也註定了數字遊民的生活方式，存在著某種天然的「年齡限制」。丹尼爾指出，數字遊民的生活是年輕人在二十多歲，想去看看世界時的絕佳方式，因為年輕時樂於處於無牽無掛的狀態，享受「沒人在乎我在做什麼」的自由 。
但這種自由很難對抗時間的侵蝕。「年輕時或許不會擔憂60歲的孤獨，但最終，為了寵物、為了養育子女，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重新安頓下來。」丹尼爾說。
這場關於「逃離」與「尋找」的實驗，最終通向了不同的結局。
數字遊民生活的終點在哪裡，徐朵拉沒有答案，也不急於尋找答案。「我現在只想享受當下，」她說道，「享受在巴厘島的自由。」
而對於周天羽，這次數字遊民的生活讓她重新擁抱了「軌道」的價值。
「回歸固定生活後，我最大的感受是舒服。」周天羽坦言，當生活重新回到「軌道」上，內心那種因為不確定性而產生的焦慮感就消失了。現在的她從「曠野」，重新回到了那個有明確目標的軌道上。目前，她正在美國紐約視覺藝術學院讀研究生。
對已經回到朝九晚五生活的江亦涵來說，那段日子如同一場短暫的夢。在按部就班的日常中，她時刻期待著下一次出發，再次回到數字遊民的生活。在她看來，「人要永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喜歡一樣東西，這份喜歡是你的本能，是攔不住的」。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邱菊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劉佳倫 南方周末實習生 李澍田 曹文淇
責編 姚憶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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