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貴｜為「非生產性勞動」正名：約翰·羅斯金對資本邏輯的詩性反抗

《永久的歡樂：羅斯金政治經濟學三論》，[英]約翰·羅斯金著，董志剛譯，上海三聯書店，2025年4月出版，446頁，129.00元

十九世紀的西方世界，給人的初步印象是上空群星璀璨，下方物慾橫流。科學、藝術、政治、經濟、哲學、文化相互交織，糾纏、蓄積著向莫名的方向劇烈奔涌：歐姆、法拉第、麥克斯韋、愛迪生、梭羅、托爾斯泰、貝多芬、梵高、莫奈、拿破崙、林肯、李嘉圖、馬爾薩斯、黑格爾、叔本華、尼采、馬克思、孔德及以歐洲為中心陸續蔓延的機器大工業。若無這個世紀的醞釀和扯動，就不會有二十世紀包括今天的星光掠地，猶如決堤大河四處漫延。回望這個世紀時，俄國大批評家利夫希茨講過一段至今仍覺意味深長的話：在馬克思那個時代，「中產階級對藝術的態度也毫無保留地實際起來。藝術問題處處和生計與政治問題相關在一起；對審美自由的追尋，無不伴隨著自由貿易和關稅保護方面的紛爭。一旦中產階級得到了政治統治地位，歷史與藝術的問題就失去了所有的社會意義，成為狹小的學者圈子的事情」。

這種精神生產向物質世界急速迫降的運勢如海潮噴涌，造就了現代社會幾乎所有的榮耀與崢嶸，座座大廈鱗次櫛比，摩天聳立。往昔只在幻想中巡遊的星艦，也陸續降落月宮，後來文明如此急速拓進，奪目中當然也隱隱泛著森嚴和絲絲血腥。回過頭看去，一切跡象似乎都在此前這個世紀的星空大地有所體味與推演。除了人們耳熟能詳的巨擘達人，其中有一位並非身屬最耀眼之列的星宿，當年從其自如縱橫的藝術世界跨入政治經濟學領域，以詩人的敏感與堅韌的持守，試圖搭建藝術與現代之索，但在經濟學歷史上卻鮮為人知，他即是英國著名藝術家與思想家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

約翰·羅斯金

如果只看到封面上醒目、熱烈的中文標題「永久的歡樂」，如果只看到作者的名字，沒注意右上方一排低調的「羅斯金政治經濟學三論」，恐怕很多人會以為這是一部十九世紀隨筆集，而非系列經濟學著作，儘管整篇文字確實延續著作者一如既往細膩、曉暢的隨筆文風。遺憾的是，即便羅斯金在世時，他的藝術經濟思想就已為時人詬病，更遑論後世了。這其實並不公允，處在那個交錯變亂的思想大轉折時代，即便存在問題，羅斯金有些藝術經濟思想當時或許令人匪夷所思，可放在後來特別是今天，依然振聾發聵。

世人錯將財富解為貨幣

首先是對財富的批判，儘管這是老生常談，羅斯金卻給了它綿長的現代意味。他說不要以為給畫家高價就是尊重，「要注意過高酬勞對於藝術家心靈的影響」，以前的「商業根本不是商業，而是詐騙」，「如果我們讀到的不是『欺詐之舌』，而是『詭詐的商標、名號、借口，或者宣傳』，那我們將會更清晰地覺察到這些詞語與現代商業的關係」。諸如此類的表述還有很多，或許不能說裡面有多少羅斯金的原創性，但目睹資本巨獸在十九世紀英格蘭的轟然前行，即便是所羅門遠古的聲音從羅斯金口中說出，那也折射出時代的迴響。這不由讓人想到一批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藝術家，前兩年他們還在用深沉乃至悲壯的色調與圖像探索著精神極點，此後馬上就用亮麗的色彩、嬉皮士般的造型投入市場的懷抱，其中有些坦誠的畫者甚至直言畫什麼、怎麼畫，就看市場的需求。

能簡單說這樣做就錯了嗎？當然不能，生存永遠是價值的地平線。但換一個角度，完全可以體味出財富對「藝術家心靈的影響」，精神爬升得有多高，墜入大地的坑就有多深，羅斯金的忌諱絕對有道理。除了金錢的誘惑和腐蝕，他對商業欺詐性的分析也點到了財富的歷史命脈。只要稍微留意一下今日很多電商的廣告與宣傳，很輕易就可以看出光滑的表面埋著多少深坑：今天某某牙膏說可以四十倍去牙漬，明天就會冒出八十倍的；今天有洗髮水一個月由白轉黑，明天就會有另一品牌一晝夜就褪白如初，讓人根本搞不清標準的跳躍根據何在；若是在店鋪下問詢，就會有無數水軍給你亮出白亮的牙齒照片，或飄逸如雲的烏髮，下附掏心掏肺的憂喜故事。更有甚者，很多app初始廣告頁的關閉按鈕東隱西藏，或用×號誘導，點擊後卻是幀幀歡快的不同廣告海洋。欺詐的確如先天的命數此起彼伏。

何以至此？羅斯金認為是世人錯將財富解為貨幣，真正的財富或勞動的真正目的是帶有情感熱度的「生命」。這種生命以情感為靈魂驅動力，「會使所有平常的政治經濟學家的計算毫無意義……善待僕人的時候就想著如何利用他的感恩，那你們就得不到什麼感恩，你們的善意也不會帶來任何價值，因為事實理應如此；但是，善待僕人而不帶有任何經濟目的，所有經濟目的倒會如願以償」。這段話里給人印象很深的有兩點，一是，且不論羅斯金的生命哲學存在多少倫理傾向，用它抵制拜金欲還是有理論和現實價值的。世人畢竟已經見慣了錢財在生命步入終點時的乏力，猶如生活在錢財五彩繽紛的氣泡里，直到氣泡破滅才醒悟它們無非是「空氣」，所謂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基於這種看法，他勸導人說，「明智生活的法則是，掙錢的人同時也應該是花錢的人，而且在他死之前幾乎全花光」，如此方可以剋制財富的佔有慾，對後輩年輕人的成長也有好處。細思這番話，再看羅斯金將政治經濟學的目標定位為「生命的延續」，未嘗沒有他的道理。正如馬克思批判的那樣，貨幣無非「是需要和對象之間、人的生活和生活資料之間的牽線人」，或者說是中介和手段，當作萬能的目的是不對的。另外一點也很重要。他說，善待僕人不是為了感恩，而是為了善待行為本身，這當然是種非功利性的活動，即美的活動。羅斯金本人實際上也是這樣來理解的，他說如果商業和實用藝術「身上只剩下欺詐和勞苦，還有不義之財」，它們的「榮耀和美就被剝奪了」。這種打破分工壁壘且以勞動本身為目的的訴求，是生活美學或生命美學的一種體現，在最終目的上，和馬克思「造就全面發展的人」隸屬同一出口。

當然在經濟學思想的哲學基礎上，羅斯金和馬克思及現代許多思想家存在諸多重要分歧，但其分析框架有醒目的特點、清晰的邏輯。對此羅斯金本人也有清醒的自知，說從小他就有「在適當領域內超強的分析能力」，後來還被義大利著名政治家馬志尼稱許為具有「歐洲最善於分析的思想」。至少在藝術經濟學研究方面，這些說法還是有其根據的。在談到經濟結構的時候，羅斯金從自己的生命哲學出發，說「財產可分為兩類，一類生產生命，另一類生產生命的目標（objects）」。這裡顯然汲取了古代西方的智慧，因為古希臘人考慮生命或生活，在邏輯上區分開了兩個層次：活著，如何活，後者也就是活著的方式，並把生命放在活著的方式問題上。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從詞源學角度對此做過清楚的考查：

希臘人沒有單獨一個詞語，來表達我們所講「生活」（life）一詞的意思。他們使用了兩個詞，儘管兩個詞都可追溯到同一個詞根，但詞義和詞形均不相同：zoē表達的是所有活著的存在（動物、人或神）共通的一個簡單事實：活著（living）；bios則指一個個體或群體活著的形式或方式。柏拉圖在《斐萊布篇》中提到三種生活方式，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將哲學家的沉思生活（bios theōrētikos）同享樂生活（bios apolaustikos）、政治生活（bios politikos）區分開時，兩位哲學家都沒使用zoē這個詞（尤為意味深長的是，此詞在古希臘語中並無複數形式）。這源自一個簡單的事實，他們考慮的根本不是簡單的自然生命（natural life），而是一種有品質的生活，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

羅斯金的生存和生存目標，顯然循此而來。具體到自己的經濟學思想當中，他又將其概括為實用與快樂兩個方面，然後說可以用「財產的實用與快樂這兩個目的之間的美妙平衡，來判斷其是否完善」；「但凡在某一方面有缺乏的地方，經濟都是不完善的」。實用，不僅代表著錢財與勞動，也意味著與身體相關的一切功利性物質活動，羅斯金在自己的生命哲學和經濟學著作里承認它們的地位，解釋製造業時，強調應「用手製作東西，而不是指用機器」，這些當然是對財貨禁忌的突破，對時代運勢的順應，雖不新鮮，前面很多人都提到過，比如前輩威廉·配第、亞當·斯密等，但對古典趣味濃厚的羅斯金來說確屬難能，這是他牛津大學的仰慕者王爾德後來離他而去的原因，畢竟這已經不那麼唯美；這也同樣是後來英國工藝美術運動創始人威廉·莫里斯繼而追隨他的理由。快樂則不同，羅斯金以此點指的是精神價值的目的，如其在早期著作中所言，「服從於生活的，或者說實用的東西，它們是有用的；作為生命的目標或理論性的東西，它們是無用的」。藝術無疑屬於後者，羅斯金所致力的，就是二者都要照顧到。

精神財富位於第一位

羅斯金嘴上雖說是要「平衡」，實際上精神財富的主位是無可動搖的。他眼中的倫理與審美精神不管有多少保守因素，也的確觸及到了現代社會至今尚未充分解決的問題域。同一時代的馬克思曾講過一段人們耳熟能詳的話：「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羅斯金沒有馬克思如此深邃的歷史視野，更是低估了現代技術及與之捆綁一體的資本的力量，否則就不會說商品交易「是一門獨一無二的黑暗科學」，也不會教導人說，「學習智慧的第一課就是鄙視財富」。但他對現代資本帶給心靈的衝擊，感觸卻一點兒都不少。他追思所羅門的箴言：「罪嵌入買與賣之間，猶如釘子在石縫中」，又感懷「生意本質上是不安分的……很容易產生爭執——像烏鴉盯著腐肉」。因而，在實用與精神性的快樂的銓量當中，他毫不猶豫選擇後者，認為教育重要目的就是讓年輕人變成「紳士」，學藝術的時候，「要注意讓他們的心靈接受訓練，無論他們要畫什麼，都要去觀看和感受其中最高貴的東西……藝術經濟中最重要的一個分支就是，你們要讓自己可以利用的才智既純潔，又有力」。事實上，羅斯金經濟學的核心宗旨——管理，也就是讓「實用」如何接受心靈而非物的統轄。

亞當·斯密

這就和古典經濟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亞當·斯密曾將勞動區分為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說「有一種勞動，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價值；另一種勞動，卻不能夠。前者因可生產價值，可稱為生產性勞動，後者可稱為非生產性勞動」。他所說的非生產勞動者，包括家僕、官吏、軍隊、牧師、醫生、文人、藝術家等，他們的勞動如舞台對白，「都是隨生隨滅……因此，用以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維持生產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小，從而次年生產物亦必愈少」。馬克思也接受了斯密的這種區分，認為其「觸及了問題的本質」，但他從剩餘價值角度切入，比斯密分析得更準確、透徹，他說：「生產勞動就是生產商品的勞動，非生產勞動就是生產個人服務的勞動。」前者會帶來剩餘價值，後者只帶來使用價值。就像一位老闆把歌星請到劇場來給聽眾唱歌，他會藉此賺錢；請到家裡給自己欣賞，就是消費。他們二人都認為後者不能創造財富。

羅斯金承認自己看過亞當·斯密的著作，並「移花接木」，將經濟學的這組區分挪移到生存與生存的目的、實用與快樂的結構中來。但在價值權衡上，他旗幟鮮明地為「生命的目標」「快樂」的「非生產性勞動」站台。他質疑，憑什麼用於造車的五金是生產性成果，而想製作首飾這類服務性的「銀器就不算生產性成果」。進而和斯密針鋒相對，拿出被後者視作非生產性勞動的職業，諸如軍人、律師、醫生等，說軍人「被置於壁壘缺口之中，身後就是世間的一切快樂……實際上他每天都在赴死」，這也即是軍人備受尊敬的原因。更關鍵的是那些「生產性勞動」總和商業聯繫在一起，「商人的行為總是自私的……在所有的交易中，商人的首要目標（公眾相信）是儘可能讓自己得到更多，而讓同行（或顧客）得到更少」。雖說羅斯金經濟學的目的是想要達成二者的平衡，但他的同情和學術權重顯然落在生存目標的精神選擇上面，這是他推重藝術價值的原因所在。所以他才會講，世間的真正財富恰恰是由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等人所反對的「非生產性勞動」所創造，精神導向成為他生命哲學、美學乃至經濟哲學、教育學一以貫之的核心線索。

商品的真正價值並不是貨幣

羅斯金處理生產性及非生產性勞動時的角度和思路，即便放在今天也不失其合理的成分。他在自己的藝術經濟學著作中反覆強調，無論是做藝術還是其他任何類「勞動」，要有精神上的專註，「只有當畫家全神貫注，喜愛他的題材，決心精雕細琢，不關心是否有人購買，他才能完成一幅偉大作品」。想想此前馬克思講的，「作者當然必須掙錢才能生活、寫作，但是他決不應該為了掙錢而生活、寫作」，這種無功利性的做法，的確是繪畫、文學審美特性的基本特徵。羅斯金為讓人做到這點，苦口婆心地申訴，「完美的作品不能急就而成，因而也不可能太便宜……如果你們讓一個人給你畫一幅他需要六天時間才能畫好的畫，那麼無論如何，你們必須讓他在這六天里有吃有喝，有穿有住」，如此才能保證作品的純度。

更讓人頗感驚異的是，像前面提到的那樣，羅斯金並未將美視為藝術的獨專，認為商業和相關的人類勞動同樣可以滲透進美的精神。他借荷馬時代的寓言批評「一個永恆的錯誤，即認為只有軍人才能富有慈悲和尊嚴，而手藝人則永遠觸及不到，所以商業和實用藝術的榮耀和美就被剝奪了，它們身上只剩下欺詐和勞苦，還有不義之財」。商人、手工業者等一切物質勞動及交易行為，並不必然意味著欺詐和低下，只要有精神的灌注，注意力的專註，它們不但有尊嚴，更有美的歡樂洋溢其間。如他在《建築的詩意》中所言，建築「不僅有用，還很有趣」。這實際上就打破了把美拘束於藝術籬笆的唯美主義做法，即便日常普通生活，普通百姓的日常勞作，也可以創造出美。羅斯金這樣講，也就難怪王爾德離他而去了，儘管王爾德信誓旦旦地表示，在牛津大學留下最珍貴的回憶就是和羅斯金「一起散步和聊天，從中我學到的都是有益的東西」。不過從我們的視角來看，恰恰是羅斯金如此做法，才搭建起實用與快樂、生活與藝術、物質與精神、生存與目的之間的橋樑，讓普通的生存方式存有尊嚴和希望。

約翰·羅斯金畫作《那不勒斯》

強調精神價值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其重要性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現世間也一直亟需能與資本的貪婪抗衡的精神熱度，而羅斯金的麻煩也恰恰出在這裡。在《自傳》里羅斯金曾十分坦白地交待過，「從自己選擇的大師——斯科特和荷馬——我學到了保守主義，這也是我後來最優秀的思想唯一需要證明的。換句話說，就是發自內心真誠地崇拜君王」。「在我看來，摒棄苦澀的蘋果，追求香甜的真實的蘋果，用活生生的君主填補逝去的國王，這種慾望很理性，也具有豐富的浪漫色彩。久而久之，這種慾望轉化成理想，我把去種植真實的蘋果作為人生的主要奮鬥目標，把去拜見君主作為我人生的首要目標。」宗法階層等級思想如他所講，謎般令人沉醉，終其一生未曾有變，其要義同樣也貫徹在他的藝術經濟學理論當中。他渴望父權的政府，訓導年輕人成為紳士，甚至也「相信，商人可以是，應該是，也經常是，比懶惰無用之人更有紳士氣派的人」。他的經濟學要義，說到底即是具備勤奮、智慧、仁義、誠實品質的人，來管理和統治懶惰、愚蠢、無賴、狡詐的人；他心目中的政府也是如此，所謂「上層等級對下層等級的統治，是任何邦國中財富和經濟之所以可能的首要條件」。

《過去：約翰·羅斯金自傳》，金城出版社，2012年出版

誠然，羅斯金推重的這種管理和統治，毋庸置疑有其良善用意和道義理性，只是在資本主控的現代社會，未免太過烏托邦了。比如他義正辭嚴規定商人的職能是為國「供應」，思民所需，而非錢財，「需要有耐心、善心和圓通，商人務必全力以赴，因此，為了克盡闕職，在必要的時候，他有義務付出自己的生命」。即便賺取錢財，他勸告商人也要有度的節制，因為「生命的法則是，一個人應該固定自己每年要掙多少錢……而且，當他達到這個限度時，就應拒絕增加業務，而是把它留給別人，以為更美好的思想獲得適當的自由時間」。馬克思在談到原始積累時引用過別人的一段話，裡面說一旦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資本「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兩相對比，馬克思有多理智，羅斯金就有多溫情。遺憾的是，正如馬克思幾乎在同一時期所講，那種「田園詩般」的溫情在歷史洪流中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於是就會明白，為何有人批評羅斯金的經濟學「感情用事」時他委屈兮兮，百思不得其解；也理應明白，羅斯金實際上是給經濟學史提了一個價值衡量的難題：無論生產什麼，商品的真正價值都不是貨幣，而是凝聚其間無形的倫理與審美情感與精神。所以他多處批評同時代英國一位大思想家約翰·穆勒，卻表示後者「在經濟學家當中是值得尊敬的，因為他不經意間否定了自己聲明的原則，並悄無聲息引入了他聲稱與其科學沒有關係的道德考慮」。他又多次直言不諱痛斥已有政治經濟學科學傾向的偏失，因為無論道德情感還是審美情感，都是「一種不規則的力，它會使所有平常的政治經濟學家的計算毫無意義」。正是基於情感、精神價值無法計量的特點，他才說了一段理應備受後世重視的話：「永遠要記住，一位在世藝術家的一幅畫的價錢從來不代表，也從來不能代表其中的勞動或價值的量。多數情況下，這個國家的富人們不得不擁有它的那種慾望的強度。」就在說過這番話十八年後1875年，邊際經濟學派創始人之一的斯坦利·傑文斯在自己的著作中道出了影響至今的邊際效應原則：「某人需要這件東西，而出現的機遇，而且使用價值的大小以及由此而決定的價值量大小，將取決於對該物品的慾望此前曾得到了何種程度的滿足。」就像一個人想吃蘋果，就買了兩隻，這時候蘋果的價值量最大；第二天再買來吃，食慾稍懨，價值也隨之降低；第三天或許吃起來就味同嚼蠟，幾乎就沒價值了。後來的邊際經濟學將這種慾望計量法發展到更為精確的地步，就像一位歌劇演唱家，「如果人們對她的藝術表演的需求低到她作為歌劇演唱者的工作時間為零，我們就無法把她歸為藝術家的行列。同樣，如果她的收入中很少一部分來自她的藝術活動，她也不能被稱為一名藝術家」。潛在這種價值判定背後的，正是羅斯金筆下的「富人」或市場的佔有「慾望」。想來他一定預料不到，他所否定的科學計量與無法計量的精神情感之間的對立與難題，竟然在後世的藝術經濟學那裡以如此奇妙而悲哀的方式擁抱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