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外的臨潼華清池響起了密集的槍聲。張學良、楊虎城為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兵諫＂。這次事件直接改寫了中國近代歷史的走向，讓國共兩黨從刀兵相見走向了共同抗日。我們今天提起西安事變，首先想到的是張、楊兩位將軍，但在夜襲華清池的那一刻，沖在第一線的執行者中，有一個名字不能被忽略——孫銘九。
孫銘九1909年出生於遼寧新民，1928年被選派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東北那片黑土地在二十世紀初是各方勢力角逐的場所，日本人、俄國人、本地軍閥各懷心思，這樣的環境讓孫銘九從小就有了出人頭地的志向。他年少時和張學良的胞弟張學銘是同學，兩人一起東渡日本受訓，這段留學經歷給他打下了不錯的軍事底子，也讓他此後有機會進入張家的核心圈子。
從日本回來之後，孫銘九並沒有立刻投入張學良麾下。他先是在天津替張學銘做事，1931年，一次偶然的護送任務讓他入了張學良的眼。張學良隨即把手上一塊印著自己頭像的瑞士名表摘下來送給他。這塊表既是個人信物，也是一種政治信號——少帥要收這個年輕人。但孫銘九當時念及對張學銘的忠誠，並沒有立即跳槽。一直到1935年張學良重新復出掌兵，他才正式投奔少帥。
1936年7月，張學良仿效蔣介石的＂復興社＂，成立秘密核心組織＂抗日同志會＂，孫銘九擔任了行動部長。這個組織的存在說明，東北軍內部一批少壯派對＂攘外必先安內＂的路線已經忍無可忍。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三省淪喪，這些東北子弟兵流落關內，打回老家的執念與蔣介石一味剿共的政策構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孫銘九正是在這股壓抑已久的怒火中被推上了前台。
那一夜的行動過程在後來的敘述中有不少爭議。凌晨2時許，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和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先後率部從西安出發，直奔華清池。蔣介石的侍衛武裝抵抗，雙方在黑暗中激烈交火。等部隊衝進五間廳時，蔣介石的被窩還是熱的，人卻已經翻牆跑了。後牆根下有人發現了一隻皮鞋，兩路人馬分頭搜山。天微亮時，蔣介石終於在驪山半山腰的亂草中被衛隊一營的班長劉允政發現。
這裡有一個歷史公案值得一說。長期以來，史書、報刊、影視作品乃至歷史教科書上，都把孫銘九描述為打響＂捉蔣＂第一槍的人。孫銘九本人在晚年也始終以＂捉蔣英雄＂自居，頻繁接受媒體採訪。但1979年，一位叫王玉瓚的老人站了出來，他寫了一封長信遞交給軍方高層，經過歷時三個半月、行程8700多公里的調查取證，黨組織確認王玉瓚才是當年率先完成捉蔣任務的人。也就是說，孫銘九長期佔據的那個＂首功＂位置，存在嚴重的歷史偏差。
不過，即便＂第一捉蔣人＂的頭銜有爭議，孫銘九在那天凌晨確實參與了行動，搜山、押送蔣介石進城他都在場。真正讓他的人生急劇翻轉的，是隨後幾個月發生的事。張學良在南京被蔣扣押後，孫銘九等少壯派力主武力營救，與主張和平解決的東北軍高級將領發生激烈衝突。他們最後干出了一件親痛仇快的事——槍殺了張學良臨行前委以重託的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這就是1937年2月的＂二二事件＂。
＂二二事件＂的後果是災難性的。東北軍許多軍師長們極為憤怒，紛紛宣布效忠南京，東北軍作為一個政治集團從此土崩瓦解。孫銘九等人非但沒有救出張學良，反而把少帥苦心維持的隊伍徹底葬送了。這個教訓極其深刻——年輕軍官的熱血衝動如果沒有政治智慧來約束，造成的破壞往往比敵人還大。我個人的看法是，＂二二事件＂是孫銘九一生中最關鍵的轉折點，從此之後他再也沒有回到正路上過。
被緊急轉移到蘇區暫避的孫銘九並不安分。後來中共為了在全面抗戰中與蔣介石合作而不便收留他，孫銘九不得不離開蘇區，先後躲入天津租界和上海租界。走投無路之下，他做出了最不可原諒的選擇——投靠汪精衛的偽政權。在偽政府期間，他先後擔任參贊武官、豫北撫安特派員、山東偽保安副司令等職務，甚至到東北軍舊部中去策反，拉攏他們當漢奸。
有人替孫銘九辯解說他是被逼無奈才投敵的。我不認同這個說法。同樣是東北軍出身、同樣在西安事變後處境艱難的人並不少，參與捉蔣的騎六師師長白鳳翔雖然也一度被迫投敵，但後來因為試圖反正而被日軍毒死；而劉桂五則是在抗戰中壯烈殉國。同樣是被時代洪流裹挾，有人選擇死節，有人選擇苟且，高下立判。孫銘九不僅苟且偷生，還主動替侵略者做事、拉舊部下水，這筆賬怎麼也抹不掉。
抗戰結束後，孫銘九又搖身一變投降了國民黨方面。他參加國民黨先遣大隊赴東北活動，甚至還策划過刺殺中共高級人物的行動。不久後被解放軍俘虜，押送到哈爾濱才老實下來。這個人的一生，每次遇到選擇都是朝著最有利於自保的方向跑，完全沒有底線可言。用今天的話講，就是一個典型的政治投機者——誰強跟誰、誰贏幫誰。
新中國成立之後，對這個人的處置確實讓決策層犯了難。從漢奸角度看，他理應受到嚴厲懲處；但從西安事變的歷史功績看，他畢竟參與了那次改變國運的行動。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審查發現他在東北戰場上並未對我軍造成實際的重大損害，考慮到他在西安事變中的貢獻，給予了寬大處理。這個＂破例＂背後的邏輯是：功過不能簡單相抵，但處理歷史人物要看大局。
新中國成立後，孫銘九受聘擔任上海市政府參事，晚年還擔任了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和第六屆上海市政協委員。從一個＂捉蔣英雄＂到漢奸，再到政協委員，這條人生弧線在中國近代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條。他晚年撰寫了不少關於西安事變的回憶文章，還給《西安事變》電影做過顧問。2000年4月8日，92歲的孫銘九在上海病逝，遺願喪事從簡，遺體捐獻給醫學事業。
值得一提的是，張學良對這個老部下始終念念不忘。1990年有人問張學良如果重訪大陸要見什麼人，張學良第一個提到的就是孫銘九。1991年張學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採訪後，記者來上海給孫銘九放映了採訪錄像，幾十年未曾謀面的舊主舊臣，隔著一塊屏幕重逢。少帥最看重的一直是那個在槍林彈雨中替自己衝鋒陷陣的年輕營長，至於後來的沉淪，或許在張學良看來那是時代碾壓之下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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