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家鄉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陳掖賢忍無可忍，提筆給主席寫信，把人民生活艱苦的情況用《憶秦娥》詞牌填了一首詞一併附上。據流傳的說法，收到信的人讀完後沉默許久，得知寫信者是趙一曼烈士的獨子，沒有追究，只留下六個字：＂是個可憐孩子。＂這六個字背後，藏著一個從出生起就沒有母親的人走過的三十年苦路。
趙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於四川宜賓，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出身富裕人家，本可以安安穩穩過一輩子，可她偏不。她自小拒絕裹腳，堅持讀書，後來遠赴莫斯科中山大學求學。
1929年，她在宜昌生下了兒子。趙一曼給他起名為＂寧兒＂，希望兒子一生安寧。可這份＂安寧＂的願望，像是母親留給兒子的一道護身符，到頭來只剩下一個名字。
從1930年起，她將才兩歲的兒子陳掖賢寄養在愛人陳達邦的大哥陳岳雲家。臨走之前，她抱著兒子留下了唯一一張合影，把照片寄給了遠在蘇聯的陳達邦。她不會想到，這一別竟是母子此生的訣別。
在東北，她化名趙一曼，率領抗日游擊隊輾轉於白山黑水之間。一度被日偽報紙稱為＂紅裝白馬＂女政委。受傷暈倒被捕後，她受盡酷刑寧死不屈，拒不透露任何機密。敵人用鋼針刺傷、烙鐵灼膚、辣椒水灌鼻，面對非人的折磨，趙一曼的意志如鋼鐵般不屈。
1936年8月2日清晨，在開往珠河的火車上，趙一曼向看守她的憲兵要來紙筆，寫下了給兒子陳掖賢的遺言。那封信只有百餘字，字字泣血：＂希望你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那年她才三十一歲，而遠在千里之外的寧兒，根本不知道媽媽是誰。
從小寄居在伯父伯母家，雖然沒有被虧待，但一直寄人籬下，陳掖賢的性格變得敏感脆弱。這種從骨子裡生出來的孤獨感，不是誰哄兩句就能消散的。
他的生父陳達邦從蘇聯回來後已經再婚，又有了幾個孩子。敏感的陳掖賢在這個新家庭里找不到歸屬感，跟父親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一個從小缺失雙親關愛的人，心裡那個窟窿有多大，別人很難想像。
直到1957年，原東北抗聯組織部的工作人員到趙一曼家鄉四川宜賓進行烈士身份核查時，二十八歲的陳掖賢才知道趙一曼就是自己的母親。這個消息對他來說無異于晴天霹靂——銀幕上那個讓全國人民落淚的抗日女英雄，竟然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媽媽。
他趕到東北烈士紀念館，在那裡抄錄母親的遺書。抄完後，用鋼筆在自己的手上刺了＂趙一曼＂三個字，直到去世時那三個字仍然留在他的手上。這三個字刺進皮肉的痛，大概是他跟母親這輩子最近的一次接觸。
知道了母親的身份之後，當政府通知他去領趙一曼的撫恤金時，他拒絕了。他覺得母親的血不能換成錢。這種執拗和骨氣，跟趙一曼當年面對敵人的烙鐵一聲不吭，簡直如出一轍。
可骨氣填不飽肚子，他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工業學校任政治課教師。他完全不會打理生活，從來不打掃住所，房間經常滿是煙頭。工資總是上半個月就花完了，下半個月只能借錢過日子，學校沒辦法，派人跟他同住幫忙管錢打掃。
他的婚姻同樣不幸，由於婚前彼此不了解，婚後聚少離多，在生活上產生不少摩擦，經常爭吵。幾個月後竟然離婚了，女兒被送到四川由親戚撫養，前妻因受打擊不久患上精神疾病。陳掖賢的情緒也一天比一天消沉。
陳掖賢的工資雖已增加到七十七元，但仍不夠用，到月底總是沒有吃飯的錢。而遠在四川老家的消息一封接一封傳來，都是讓人揪心的內容。一個連自己都養活不了的人，卻還在為天下人的苦難較勁。
就是在這種走投無路又心如刀割的狀態下，他拿起紙筆寫了一封信，用《憶秦娥》的詞牌名把自己的見解和對現實的諷刺都填進了詞里，輾轉託人送了出去。據說信的措辭相當激烈，句句都在發問，句句都不留情面。
得知寫信的人是趙一曼的獨子之後，對方沉默了良久，沒有追究此事。只說了六個字：＂是個可憐孩子。一位為國捐軀的母親，她的獨子卻活成了這個樣子，擱誰心裡都不好受。
可這六個字救得了他的命，救不了他的心。他事後無比後悔，在街邊看到那些衣不蔽體、吃不上飯的人群，想到自己好歹還有工資和組織的照顧，覺得羞愧難當，不敢正面看人。他把自責轉化成了更深的痛苦，開始頻繁絕食，陷入嚴重的抑鬱。
1961年春天，學校黨委擔心他患了精神憂鬱症，讓他去安定醫院檢查治療。經診斷後住院治療了幾個月。後來又趕上那段特殊的年月，父親陳達邦受到牽連，他自己也因為之前寫過的那些信遭了殃。一個從小沒有依靠的人，又怎麼扛得住接二連三的打擊。
1982年8月15日，趙一曼的兒子、年僅五十四歲的陳掖賢悄然去世。他用一種最無聲的方式告別了這個世界，手臂上那三個用鋼筆刺下的＂趙一曼＂，跟著他一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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