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鄧述曾家藏徐宗漢像。
《徐宗漢生平考述》，武洹宇、劉芮著，中山大學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
徐宗漢，原名徐佩萱，廣東香山縣人(今珠海市)，1876年生於上海，其家族為買辦兼茶商。18歲嫁與廣州河南富商李氏，丈夫早逝。1908年加入同盟會，更名為「宗漢」。
整整115年前的今天，公曆1911年4月27日，黃花崗起義在廣州打響。總指揮黃興率敢死隊攻總督府失利負傷，徐宗漢冒死營救並送黃興到香港就醫，兩人最終結為革命伴侶。1916年黃興逝後，徐宗漢投身社會公益，組建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主持南京貧兒院等。抗戰後避居重慶，與周恩來、鄧穎超等共產黨人交往密切，成為摯友。1944年病逝於重慶。
2026年3月29日，在「碧血黃花：紀念黃花崗起義115周年特展」開幕式上，由廣州市黃花崗公園主編、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武洹宇副教授與劉芮女士合作撰寫的《徐宗漢生平考述》正式首發。該書以跨學科視角與翔實的一手史料，首次系統還原辛亥革命巾幗志士徐宗漢的完整人生軌跡，打破其長期被「黃興夫人」等標籤遮蔽的敘事困境，填補學界關於徐宗漢專題研究的空白，為近代中國革命史、女性史與公益慈善史等多個領域的研究提供交叉融合的新思考。
徐宗漢（1876—1944），原名徐佩萱，廣東香山人，是同盟會核心成員、黃花崗起義重要參與者、近代中國貧兒教育開創者、女權運動先驅。她親歷庚戌廣州新軍起義、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冒死秘密運輸軍火、開展戰地救護；民國建立後，她散盡家財創辦南京貧兒教養院、宣城茆市沖農場，在戰火中以工讀撫育底層孤童，更與中國共產黨人攜手創辦平民女學、支持婦女解放事業，被譽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摯友」。但由於徐宗漢本人非常低調，加之早期近代革命史觀對幕後支撐性工作與柔性社會革命關注不夠，導致其革命貢獻與社會建設成就長期被邊緣化，多以革命伴侶的附屬形象留存於世。
本書作者之一武洹宇為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博士，長期深耕近現代文化史與公益慈善研究。她和劉芮女士以人類學「深描」方法與「歷史現場田野」視角，穿梭於廣州歷史舊址與浩繁史料之間，挖掘大量未公開歷史圖片與珍稀文獻，重構徐宗漢從香山豪門千金到傾家救國的革命者、再到澤被眾生的教育家的身份蝶變，深度剖析其「向死而生的公民自覺」之核心精神，還原其投身國家與民族事業的完整一生。
該書打破「革命伉儷」與「獨立個體」的敘事失衡，完整呈現其「始於豪門，盛於革命，成於自我」的人生脈絡。「徐宗漢的雙重貢獻，構成了『破』與『立』的完美閉環。革命時期，她是打破舊世界的霹靂；民國肇建，她化身建設新秩序的慈航。」武洹宇對南都記者表示。「《徐宗漢生平考述》的出版，不僅是為徐宗漢正名，更是為了豐富我們對近代中國『革命』的多層次理解：真正的革命，不僅在於改朝換代的雷霆，更在於她所踐行的、潤物無聲的文明重建。」
面對面
武洹宇：徐宗漢的革命人生蘊含著深厚的嶺南在地傳統
徐宗漢「革命＋公益」的雙重貢獻
南都：徐宗漢歷史貢獻突出，卻長期知名度不高，你認為原因是什麼？撰寫本書是否意在改變這一現狀？
武洹宇：20世紀早期的主流歷史敘事被政治權力中心與性別刻板印象所主導，徐宗漢雖身處同盟會南方支部核心，但她貢獻最突出的領域——如秘密運輸軍火、戰地救護、貧兒教養及婦女啟蒙，在傳統視角中常被視為後勤或慈善範疇，被歸入十分邊緣的地帶。加之「黃興夫人」的標籤過於耀眼，掩蓋了她作為獨立革命者與教育家的光芒。更關鍵的是，她主動從政治舞台退場，投身艱難而漫長的底層社會建設，這種沉默的耕耘在喧囂的歷史洪流中極易被遺忘。
本書的核心初衷，正是為了打破被標籤宰制的結構性遮蔽。我們不甘心讓她僅作為黃興伴侶存在於史書註腳，力求還原一位獨立、堅韌、具備現代公民自覺的偉大女性。
南都：如何評價徐宗漢在革命與公益領域的雙重貢獻？書中對二者是否各有側重？
武洹宇：徐宗漢的雙重貢獻，構成了「破」與「立」的完美閉環。革命時期，她是打破舊世界的霹靂，以雷霆手段秘密輸送軍火，為舊制度的傾覆轟開第一道裂口；民國肇建，她化身建設新秩序的慈航，以工讀教育重塑國民魂魄。從鐵血革命到社會建設的歷史性轉身，亦是潘達微、周之貞等黃花崗劫後餘生者的共同宿命與擔當。
徐宗漢身上「向死而生的公民自覺」
南都：從豪門千金到革命志士、貧兒教育家，支撐徐宗漢身份轉變的核心精神是什麼？
武洹宇：這是個挺難的問題。在我看來，支撐徐宗漢一生的核心精神，似乎並非單一的革命意志或母性光輝，而是一種向死而生的公民自覺。這是一種將個人命運徹底消融於國家與群體之中的生命形態——不僅是現實身份的轉換，更是一場心靈小我向大我的決絕突圍，其氣魄常讓我想到「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她以徹底背棄既得利益為起點，從香山豪富千金佩萱，蝶變到傾家蕩產的革命者宗漢。為養育貧兒，她遠赴北美，一度病重瀕危，當即立下遺囑：若不幸病故，願將遺骸火化，由同志攜骨灰繼續未竟之業，她是真正用生命在詮釋「無我」。她的母愛早已超越小家藩籬，化為澤被眾生的社會母性。也正因如此，她能夠超脫政治旋渦，俯身底層泥濘，以平民教育的苦幹實幹重塑國魂。支撐她的是一個深沉質樸的信念：只要國家尚有一人受苦，她的安穩便是罪愆。這就是徐宗漢，一個讓我在研究中無數次動容、為其強韌所震撼的女性。
南都：書中呈現大量珍稀史料，你在史料中挖掘到的印象最深刻的細節是什麼？
武洹宇：最觸動我的細節，是1911年黃花崗起義前夜的廣州溪峽機關。當時徐宗漢與同志深夜拆卸偽裝成罐頭的槍械零件，為掩蓋金屬碰撞的致命聲響、躲避清廷巡警，他們竟在屋內彈唱音樂。這一幕極具電影質感：昏黃燈光下，冰冷的槍支零件與悠揚的男女歌聲交織，他們用近乎荒誕的「深夜派對」，掩護著致命的軍火作業。這是勇敢，也是極致的革命浪漫主義，讓我觸碰到了歷史鮮活的心跳。
南都：本書被評價「填補研究空白」，相較於過往零散研究，有哪些突破？
武洹宇：所謂填補空白，可能是我們試圖將徐宗漢從「黃興夫人」的附屬標籤中剝離，完成一次主體性重構。我們書寫的不僅是一個人，更是透過她，透視近代中國女性從家庭走向社會、從破壞舊世界走向建設新文明的宏大歷史流變。
南都：你以人類學博士的背景研究歷史，這一方法如何助力解讀徐宗漢？
武洹宇：人類學於我而言，是一副洞穿表象的「去蔽」眼鏡，使我得以掙脫「黃興夫人」「香山女俠」等標籤的束縛，轉而深描徐宗漢生命背後繁複的意義之網，探尋她成長為敢與時代角力的奇女子的根源。追尋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完成博士學業、在廣州安家。選擇這座城的理由樸素而篤定：它是黃花崗起義的血火之地，更是徐宗漢初露鋒芒的舞台。受華南研究「在歷史現場做田野」的啟發，我常穿行於中山大學南校區與徐宗漢舊居李五福堂之間，用腳步丈量她曾踏過的土地。
學科交叉的視角，讓我從家族網路與地域社會的微觀肌理中發現，徐宗漢所屬的香山徐氏、早年所嫁的粵東李氏，深植於閩粵沿海的「水上人」傳統與十三行貿易網路之中。這裡的女性受「不落夫家」習俗與海洋商業文化的雙重滋養，並未被中原禮教完全規訓，擁有相對獨特的經濟地位與社會能量。這種深厚的在地傳統，而非單純的西方啟蒙，或許正是她人生選擇的底層邏輯。徐宗漢並非橫空出世的孤例，而是這片土地數百年來女性力量與海洋文明，在全球化浪潮中孕育出的豐碩果實。
她何以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摯友」？
南都：你如何平衡書中「黃興夫人」與「獨立個體」兩種身份的呈現？
武洹宇：首先，強調以時間線為核心線索。與黃興結合前，徐宗漢已是七度往返省港、懷抱女兒和彈藥的「硬核」革命者，不是等待丈夫歸來的閨秀。二人的結合本質是戰友間的生死相托，而非英雄配美人。其次，秉持關係平等的視角。黃興流亡與病逝後，徐宗漢其實承擔起其政治代理人的角色，不僅是生活的照料者，更是其革命事業的獨立支撐者。最後，也是最關鍵的，聚焦其「後黃興時代」的人生。黃興逝世後，徐宗漢的奮鬥並未落幕，反而迎來更深刻的轉折。她毅然投身貧兒教育，散盡家財，並與共產黨人攜手襄助婦女教育事業，以社會改造家的身份行走於歷史舞台。黃興固然是她生命中濃墨重彩的篇章，卻遠非全部。她始於豪門，盛於革命，成於自我。她不是黃興的影子，而是歷史激流中敢於獨自掌舵的領航者。
南都：徐宗漢被稱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摯友」，你如何解讀她的政治立場與思想格局？
武洹宇：在我看來，徐宗漢是一位擁有超越性政治格局的獨立革命者。她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摯友」，是源於她心向底層的價值直覺。這一格局在她與陳獨秀、李達合作創辦平民女學時尤為凸顯，標誌著她的婦女解放思想從早期的精英平權躍升為階級解放。她不再滿足於讓少數女性受教育，而是試圖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路徑，讓被壓迫的底層女性獲得真正的經濟與人格獨立。她的一生都在尋找救國路徑，當發現馬克思主義者更貼近窮人與孩子時，便毫不猶豫地成為同路人。徐宗漢看似「左傾」，本質是心向人民的必然選擇。
南都：徐宗漢的精神對當代女性發展、公益事業有何現實啟示？
武洹宇：徐宗漢的一生，是對「女性力量」最極致的詮釋。首先，她打破了「女性即受害者」的刻板敘事。生於禮教森嚴的時代，她未曾沉湎於被壓迫者的悲情自憐，反而將豪門背景轉化為革命資源。其次，她完成了「母親」身份的政治升維。即便當下，女性仍常因生育與家庭牽絆而在職場中受限。徐宗漢卻以撫養革命遺孤的「母性」實踐，將私人關懷升華為政治行動，印證了女性的關懷倫理絕非私領域的瑣碎點綴，而能成為介入公共事務、重塑社會結構的磅礴力量。最後，或許也是最私人的啟示——她以篤行對抗時代的不確定性。她身處殘酷之亂世，卻未選擇躺平或犬儒，而是以向死而生的姿態，低調度過了篤實無我的一生。
采寫：南都記者 周佩文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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