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務省及駐華領事館對紅軍的軍事活動、武器裝備等進行了深入調查，詳細分析紅軍戰術特點、作戰策略及入城後的革命形式、方針政策等，預估紅軍的戰力水平及其政治影響力。
日本外務省及駐華領事館認為收編「土匪」、策反敵軍士兵是中共與紅軍的軍事策略之一。關於紅軍編製，外務省情報顯示，截至1930年4月紅軍14個軍整體兵力合計為66620人，其中貧農佔58.5%、軍人佔27.5%、工人佔3.5%、「流氓及土匪」佔10.5%。紅軍中「流氓及土匪」成分的士兵已佔總兵力的十分之一，且各軍「土匪」的佔比不盡相同，例如，李明光第六軍及古大存第十一軍中「土匪」佔比已超40%。1928年4月，廣東總領事館曾搜集到由周其鑒、趙自選、朱德聯合署名的《北江各縣暴動工作綱領》。
根據該文件所述，中共既有意識地利用「土匪」破壞敵方交通，又伺機從其內部分化瓦解，後將其收編以擴充紅軍兵力。收編「土匪」擴紅是中共及紅軍在土地革命時期的有效方策。與此同時，中共與紅軍策反國民黨士兵，並勸導其參加紅軍。
1929年4月4日，廈門領事館向外務省報告，紅軍撤退至長汀後，擬由閩贛邊界向北轉移，並稱「有情報顯示，駐紮漳州的第一師及當地海軍原屬蔣介石派系，因紅軍策動現乘寧漢決裂之際起事倒戈」。
1930年3月31日，宜昌領事館領事代理浦川昌義向外務省報送沙市下游紅軍第六軍情報，在「策略」部分指出，紅軍第六軍在軍長孫德清帶領下，「放手發動農民、青年，策反國軍士兵，奪取地方團武署，擴充軍隊」。4月14日，浦川昌義向外務省報告賀龍部隊情報，指出「鶴峰地區紅軍第四軍轄三個團和一個特務營，沿途收編大量土匪」。同時期，廈門領事館也向外務省報告，為進攻汝城，當地紅軍與長樂、平邑一帶的「土匪」聯合策劃暴動。日本福岡縣府調查員在天津搜集情報時獲悉，平津冀地區「土匪」頭目馬得九擁護中共的合作政策，率部千餘人接受整編，擴充至紅軍隊伍。由此可見，日本外務省及駐華領事館較早就將目光投向中共與紅軍對叛兵及「土匪」的策略之上，關注紅軍擴紅。
收編和利用「土匪」問題相對複雜，關乎日本對紅軍性質的認定與判斷。日本政府責令相關機構繼續深入調查其背後有無中共相應的制度支持，查清紅軍與「土匪」的關係。上海總領事館領事重光葵詳查這一問題後，於1930年5月21日向外務省提交了《南支方面共產軍狀況》調查報告。他對中共是否有相應政策及相關制度是否完備表示懷疑，認為「此舉只是中共為紅軍擴軍而進行的一種虛張聲勢的宣傳」。
報告指出，1927年12月廣州暴動及農民起義遭到國民政府鎮壓，紅軍進攻城市的軍事戰略嚴重受挫，中共於1928年春進行土地革命。廣州起義後，中共以海陸豐地區作為革命根據地，進一步擴大勢力範圍，逐步將「土匪」、「農匪」置於中共的統制之下收編改組為紅軍。中共曾向江西北部修水、湖北通城、湖南平江地區的根據地派駐宣傳員，宣傳「赤化」思想及政策方針，一概宣稱已經完全掌握此類「土匪」、「農匪」的領導權，並成功改編為紅軍。重光葵表示「當前仍無法明確紅軍同不逞團之間是否已經完成制度性銜接與統制」，且更傾向於認為是紅軍與「土匪」在宣傳方面的互相利用，根本目的在於發展勢力。
1930年7月，紅軍發動長沙起義。日本擔心紅軍與「土匪」走向聯合進而引發全國性「暴亂」。針對紅軍與「土匪」關係及「土匪共產化」問題，上海總領事館再度進行了深入調查。上海總領事館調查認為，各地名義上所謂的紅軍，其實際主體仍是「土匪」，且隨著暴動的持續，「土匪」大增，政府的正規軍或是逃兵叛兵為謀生計加入「土匪」，也使「土匪」勢力不斷擴大進而湧向城市近郊。例如，河南、山東一帶的紅槍會，起初為生活所迫以求自保被收編為紅軍，目前已發展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
近年來，南方各省內諸如此類「土匪共產化」的現象日趨增多。他們主張消滅地主劣紳、抵制外來侵略和反對封建宗教，與紅軍的實際行動極為符合。就「土匪共產化」實現路徑而言，上海總領事館指出，一些同南京國民政府決裂、具有一定知識水平的「共產分子」滲透至「土匪」隊伍中，從內部尋求突破口進行改造，構築並強化紅軍與「土匪」的聯絡關係，最終實現「土匪共產化」。在過去的幾年中，「共產分子」成功組織農民自衛軍，得益於堅持吸收「土匪」策略，而紅軍在南方得以顯著發展的主要原因也在於「土匪」策反的成功。上海總領事館支持蔣介石的反共政策，認為唯有蔣介石取得勝利，徹底整頓國民政府，全力鎮壓他們，才能扭轉當前局勢。
同時，上海總領事館在報告中表示，十分擔憂「土匪共產化」後紅軍力量過分壯大最終導致中國爆發與俄國類似的共產革命，建議日本政府呼應國民黨的反共宣傳，配合西方列強的步調，積極在國際間營造「對中強硬」「干涉中國內政」的輿論氛圍。日本政府隨之調整政策，向西方列強開放中共與紅軍的情報，密切關注紅軍收編「土匪」後的發展趨勢。
1931年12月，外務省經日本駐外公使向英國、美國、法國、新加坡、馬尼拉通報紅軍情報，指出「長江一帶水害過後，僅武漢一地就有十幾萬難民湧入。紅軍與『土匪』紛紛現身。『共產分子』積極策動難民造反。鄂北賀龍部、鄂東曠繼勛部、鄂西段德昌部等彼此接應、相互配合，密謀攻取武漢」。日本向他國開放有關中共與紅軍的情報，試圖鞏固其作為遠東反共代言人、橋頭堡的國際地位。
關於紅軍與「土匪」及「土匪共產化」問題，日本外務省及駐華領事館的調查報告及情報中尚存罅漏，包括「土匪」佔比及「土匪」改造問題。中共以收編、改造、清洗方式，解決紅軍中「土匪成分」問題。土匪在軍中的佔比是浮動變化的，1931年下降至8.75%，且紅軍創建初期、中共六大及1931年後，紅軍對待性質不同的「土匪」，採取的政策也大有不同。紅軍正規化後，「土匪成分」早已褪去了。因此，日方調查中缺乏對中共「土匪」政策演變的搜集與分析，其中有關「土匪」比重的數據尚待進一步佐證。
日本外務省及駐華領事館認為切斷交通及通信、發動奇襲是紅軍採用的常規戰術之一。1930年2月27日，長沙領事館搜集到紅軍在湖南省內軍事行動的情報後，立即向外務省進行報告。對於紅軍戰術，報告指出，湘西紅軍在賀龍領導下與周朝武部隊合併後，兵力倍增，時常藉助天險、採用奇襲方式，在湘鄂贛、湘川黔邊界開展軍事活動；彭德懷部一千餘人採用奇襲方式攻陷瀏陽縣城，解除當地兵團武裝後，轉移至萍鄉以外的安關山附近。
7月15日，長沙領事館向外務省報告紅軍佔領岳州城陵磯，進攻時紅軍故技重施，作戰方式如出一轍。報告中稱，這支部隊由賀龍部、彭德懷及黃公略部組成，經崇陽羊樓洞南下，沿途拆除電線、鐵軌，切斷交通，趁岳州城防守薄弱之際，發起突襲，一舉佔領城郭。
1932年3月21日，漢口總領事館向外務省報告贛東、鄂東南紅軍的情況。報告指出，黃陂、黃安的紅軍孔荷寵部進攻平漢線南段孝感、花園時，孔荷寵率部1000餘人突襲楊家寨，沿途搗毀鐵道、切斷通信線路，炸斷楊家寨南鐵橋，致使平漢鐵路線一時停運。隨後，漢口總領事館向外務省報告紅軍徐向前部、曠繼勛部戰況時，闡述了近乎相同的戰術及作戰方式。徐向前的紅軍第四軍佔領鄂東廣濟後，於次日晚趁夜奇襲蘄水；鄂北羅田、麻城、黃安方面，曠繼勛的紅軍第六軍奇襲孝感，分兩次搗毀平漢線王家店至楊家寨段鐵道。關於紅軍採用切斷交通及通信、發起奇襲的戰術，除駐華領事館的調查報告外，在5月20日外務省亞細亞局編輯的《近期中國共產運動概況》中也有相同論述。文中言及贛南朱毛紅軍的作戰動態時指出，朱毛紅軍抓住戰機、先發制人，於4月10日突襲龍岩，以破竹之勢迅速攻下安溪以西至雲霄一帶，佔據閩南，不日即將合圍廈門。
日本外務省及駐華領事館認為，紅軍攻城後所採取的措施有佔據政府機關、釋放在押犯人、沒收資本家財產、宣傳革命思想等。1930年2月27日，長沙領事館向外務省報告近期紅軍軍事活動時稱，紅軍約1000人由崇陽進入湖北，渡過汀泗橋，駐紮於白丁鋪一帶，紅軍有序收繳當地守軍的槍械彈藥，扣押並沒收資本家財產。7月4日，福州領事館報告閩粵邊界紅軍情報時指出，閩西南部紅軍與香翰屏部隊在潮州東門外竹高山發生激戰，雙方損失慘重，紅軍撤退至鬆口、豐稔一帶後，為解決資金周轉問題，以打倒反動派名義，沒收了當地地主和資本家的財產。
7月15日，長沙領事館向外務省遞交調查報告，更加詳細說明了紅軍攻城後的措施及實施情況。攻陷岳州城後，紅軍先頭部隊約200人立即入城佔領政府機關及各重要機構，扣押政府人員，釋放監獄囚犯。隨後，紅軍主力部隊約2000人抵達。紅軍第五軍軍長彭德懷入駐城內的大通旅館。紅軍士兵在城內各處張貼布告，包括署名為第五軍第五縱隊司令李璨、政治委員鄧乾元的布告，署名為第八軍工農委員會常務委員李璨、鄧乾元、何長工的布告，署名為紅軍第五軍政治部主任吳溉之的布告，署名為紅軍第五軍第一縱隊部政治主任於兆龍、第三縱隊政治主任劉宗義的布告及署名為紅軍第五軍團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彭德懷的布告。紅軍宣傳員向群眾散發宣傳單，發表街頭演講，宣傳共產主義和革命思想。
此外，長沙領事館在報告中進一步敘述道：「紅軍打擊中產階級、大資本家及地主，從不侵犯窮苦百姓的利益；紅軍燒毀岳州縣第一二厘金局，搗毀縣政府、財務局、公安局、法院等機關，釋放犯人，帶領人民群眾搬運各機關內的什器物品，分發給勞苦大眾使用。」
蕪湖領事柴崎白尾向外務省報送安徽省內紅軍情報時指出，紅軍方誌敏及邵式平部約2000人進攻省南部秋浦、昭澤、中林，佔領龍泉灣鎮後，在城鎮各處懸掛紅旗，釋放監獄犯人，沒收了約80戶資本家商鋪。
對紅軍實施上述措施背後的真實意圖，漢口總領事館向外務省報告時，曾作簡要分析。漢口總領事館指出，以紅軍第二十軍為例，李雲秀領導部隊在江西萍鄉一帶組織工農運動，開展土地革命，平分地權，真正原因在於中共與紅軍主張一律消滅土豪劣紳、資本家、政府官僚及國民黨軍閥等敵人；中共與紅軍反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反對外來侵略，要求驅逐外國傳教士，拆毀與外國人有關的廟宇、祠堂，拆除天主教堂，取締福音、聖功等教會組織及與其相關的善堂、醫院等機構，與中國人有關的則全部沒收為蘇維埃政府公有財產，充作中共黨支部、農民協會、總工會等的辦公場所。此外，廈門領事館也曾指出，紅軍張貼共產黨十大政策、共產黨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宣言等布告，根本目的在於使民眾知曉並理解中共與紅軍的政策和綱領。由上述可見，「打土豪分田地」、沒收資本家財產、宣傳共產主義和革命思想是土地革命時期紅軍戰鬥、工作、宣傳的具體體現，在日本外務省的情報中也可得到印證。
外務省及駐華領事館非常關注紅軍武器彈藥問題，極盡所能調查各地紅軍的實際狀況，向日本政府提供評估紅軍整體作戰能力的參考依據。廈門領事館領事寺嶋廣文在朱毛紅軍進攻長汀時，廣布情報網路，調查該軍的兵力與武器彈藥情況。1929年4月4日，寺嶋廣文向外務大臣田中義一提交報告時指出，目前朱毛紅軍中兵員數目與武器彈藥數量的比例嚴重失衡，且武器彈藥極其匱乏。據他推測，朱毛紅軍尚屬紅軍中較有實力的部隊，其他部隊的實際狀況可能更為嚴峻。
外務省及駐華領事館統計的紅軍總人數及槍支數量具備一定的參照價值。1930年3月，周恩來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曾統計紅軍兵力，當時紅軍共有13個軍，分布於8省127個縣，約62700餘人、38900多支槍。
1930年5月21日，上海總領事館向外務省提交「南支」方面紅軍調查報告，其中「中國共產軍編製概要（1930年4月迄）」顯示，紅軍14個軍總兵力66620人，共有步槍16520支、機槍646支、手槍5530支、迫擊炮105門、大炮75門、飛機5架。士兵槍支比約為1:0.25。
同時期，受外務省情報部直接委派，波多野乾一展開對中共的調查。波多野乾一認為截至1930年4月，紅軍實際共有12個軍和1個獨立團，第十五軍至第二十一軍的存在僅是中共的口頭宣傳。波多野乾一推測紅軍總兵力約75000人，保有槍械數約40000—50000支。若全部以步槍數量計算，波多野乾一調查的紅軍士兵槍支比大致在1:0.53至1:0.67之間，比上海總領事館的數據結果略高。半年之後，長沙領事館針對紅軍兵力進行了一次獨立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紅軍14個軍共66480人，擁有步槍46520支、機關槍646支、短槍5530支、大炮75門、迫擊炮105門。其中紅軍總兵力和總步槍數的統計數據分別與上海總領事館和波多野乾一的數據相近。根據長沙領事館的調查結果，當時紅軍士兵槍支比為1:0.69。
外務省及駐華領事館的調查報告反映紅軍各軍兵力存在地域性差異，在紅軍力量相對雄厚的地區士兵槍支比率略高。同時，國民黨的「圍剿」也給紅軍兵力增減及武器消耗帶來大幅影響。例如，1930年8月26日，廈門領事館向外務省報告閩西地區紅軍情報，閩西紅軍由三個團擴增至五個團，總兵力達4700人、步槍3050支。士兵槍支比為1:0.64，遠高於上海總領事館調查的平均水平。上述兵力在雁石、大埔的「圍剿」戰鬥中折損大半，原先的五個團整編為紅軍第十一軍第一至第五縱隊，總兵力減少至3000人、槍2000支，且平均每槍僅有子彈23發。雖總兵力有所減少，整編後士兵槍支比卻略微提升，接近長沙領事館調查的平均水平。
1931年4月16日，長沙領事館向外務省報告江西省內紅軍情況。江西省內有紅軍第三軍至第十二軍、二十二軍、第三軍預備隊、第十六軍第七、八、九師，總兵力達73100人、步槍39300支。江西省內紅軍士兵槍支比為1:0.57，雖總兵力因擴軍有顯著增加，而槍支彈藥增幅仍較為微弱。
湖北省內紅軍經曆數次「圍剿」與反「圍剿」戰鬥後大力擴紅，導致總兵力與槍支彈藥之間的失衡更為嚴重，士兵槍支比明顯低於1930年度紅軍平均水平。1932年2月20日，漢口總領事館向外務省彙報湖北省內紅軍情況。當時，湖北省內有紅軍第二軍賀龍部、紅軍第一軍許繼慎部、第十一軍吳光浩部、獨立第四師李燦部、第十四軍賀文慈部、第十六軍孔荷寵部、第十八軍胡筠部、第十九軍侯奇部及第二十一軍段德昌部，總兵力約16.3萬人，步槍5.2萬支。士兵槍支比僅為1：0.32。
漢口總領事館在調查報告中指出，儘管如此，相比紅軍，同時期的湖北赤衛隊幾乎沒有槍支，武器為大刀、長矛、梭鏢、棍棒等，僅赤衛隊一分隊有步槍3、4支、手槍1、2支，且主要由農民、工人組成，平均每縣約一兩千人。赤衛隊作為紅軍的後備力量，相較於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毫無戰鬥力可言。
據部分領事館調查，發展赤衛隊，武裝工農群眾，為紅軍迅速擴充兵力提供了有力保障，但嚴重匱乏武器槍械。1930年8月26日，廈門領事館向外務省報告閩西紅軍發展赤衛隊的情況。
報告指出，朱毛紅軍在閩西各縣群眾中組織赤衛隊、暴動隊,發展工農武裝，規定：「男女16歲以上23歲以下組成赤衛隊，24歲以上至40歲以下組成暴動隊，6、7歲以上至16歲以下組成兒童團和少年先鋒隊。
此外，其他青年婦女組成婦女協會」。針對工農武裝的訓練方式，廈門領事館在報告中稱，赤衛隊在各鄉設置數個班，每月各班之間輪替交換訓練，早晚進行2次射擊演練；暴動隊負責練習發起武裝暴動，每月進行2、3次訓練；青年婦女每月進行4、5次訓練；兒童團及少年先鋒隊以練習遊行為主，每日進行1、2次訓練。汕頭領事館向外務省報告潮梅、海陸豐地區的工農武裝發展情況也與此相同。赤衛隊及工農武裝接受中共與紅軍的直接領導和訓練，為配合紅軍作戰及後期編入正規軍奠定了基礎。駐華領事館相關報告中就曾提到，赤衛隊等工農武裝的主要任務即是策應和協助紅軍游擊隊開展戰鬥。
1930年9月5日，廈門領事館對閩西遊擊隊及赤衛隊展開調查，指出龍岩、永定、上杭、漳平共有紅軍游擊隊員2160人，配合游擊隊作戰的赤衛隊達上萬人，而赤衛隊大都使用鐮刀、棍棒等木質武器，沒有常規槍械，缺乏武器彈藥，戰鬥力十分有限。
外務省及駐華領事館情報顯示，紅軍武器質量堪憂，多方籌措軍火。1930年10月24日，漢口總領事館向外務省報告紅軍二十軍情況時指出，目前紅軍所使用的輕武器主要是由軍隊內部蘇俄及印度籍技術人員製造的小型炮，該炮射擊威力較弱，做工略為粗糙，炮身易裂、口徑寬大且體積笨重。紅軍正在對外招聘數名德國、蘇俄技術人員，擬將重心置於製造輕型機槍、步槍及彈藥之上。
1931年7月11日，汕頭領事館領事事務代理戶根木長之助致電外務省，建議「嚴查紅軍進出口武器問題」。他在電文中稱，紅軍嚴重缺乏子彈，每槍不過3—5發，士兵只能手持空槍，且子彈質量低劣，為士兵徒手改造。朝鮮總督府的情報就曾指出，紅軍與日本人野口、酒井等計劃在長崎成立空殼公司，專門負責採購軍火。日本一方面在其國內嚴查與紅軍購置武器相關的所有活動，一方面試圖摸清紅軍武器調度的詳情。汕頭領事館經過調查、搜集情報，了解到紅軍武器購置的方式和渠道。汕頭領事館立即向外務省報告。
該報告稱，紅軍方面派人假扮成商人，潛伏在上海、香港，訂購子彈製造的器械。器械到貨以後，就立即將其拆卸、分裝。為逃脫官方檢查，他們把零件分別裝進大小不同的圓桶之中。5月上旬，汕頭方面借調民船，將這些滿載零件的圓桶運輸至大埔縣虎市。5月17日，紅軍佯裝進攻虎市，實則是為接收這批物資。得手之後，紅軍又把這批物資分成40餘擔進行搬運，秘密經永定、白沙、長汀，最終運送至江西。汕頭領事館又另外獲悉，紅軍之前從上海採購了一批製造武器所用的基礎材料，仍未運達，紅軍方面擔心轉運途中遭遇風險，特派專人暗藏在汕頭港口負責接應。
日本外務省及駐華領事館根據情報預判紅軍將向東北、陝甘地區轉移。1930年12月24日，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致電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報告11月撫順警察署逮捕陳士真、李得祿、趙金山等29名中共黨員一事。日本就此獲悉中共擬在東北組織紅軍、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暴動計劃，清楚了中共滿洲省委機關體系以及中共滿洲行動委員會的基本情況。1931年1月31日，林久治郎再次致電幣原喜重郎表示，已查明該暴動計劃有朝鮮籍共產黨員鄭昞春等參與，截獲包括中共中央通告在內的各類宣傳印刷品49種、雜誌1種及地圖4張等。日本判斷中共有可能引導紅軍轉移至東北，進一步聯合朝鮮與蘇俄。日本唯恐中共及紅軍力量在東北的壯大危及其「滿蒙權益」。因此，阻斷紅軍向東北轉移、防止中共「赤化滿洲」，成為日本之後發動九一八事變、扶植偽滿洲國的重要考量和誘因之一。
1932年11月6日，漢口總領事館根據情報得知，紅軍曠繼勛、徐向前部同段德昌、賀龍、王泰部匯合後，兵分兩路，一路由河南南部向西行進，一路沿遠安、南漳、保康、竹山向西行進，預計將最終進入陝西。漢口總領事館認為，陝西一帶中央軍力量薄弱，紅軍入陝後可能繼續向甘肅、青海方面挺進，以獲得蘇俄的軍費支持和武器供應，然後，再度回師湖北、湖南。漢口總領事館立即將此分析呈報外務省。
12月13日，外務大臣內田康哉致電漢口總領事清水八百一，責令調查陝甘地區紅軍情況，並查明近期由湖北運至陝甘的棉紗布及金屬物資數量激增是否與紅軍有關。17日，清水八百一在回電中指出，紅軍徐向前部目前行進至陝西南部城固、鄭南一帶，賀龍部進入陝西東南部順陽地區，兩軍轉移至陝西的原因是當地警備力量薄弱，且可獲得蘇俄援助，今後有可能將甘肅作為革命根據地，湖北地區的紅軍也有可能向西北地區轉移。棉織、金屬物資的增加與紅軍並無關聯，皆因地方商人恐紅軍撤退導致交通受阻而提前囤貨所致。同月22日，清水八百一再度致電內田康哉，彙報紅軍主力部隊進入陝西的情況。外務省隨後向日本駐瑞士、美國大使通報近期紅軍活動情況。
外務省從中共在陝甘地區發動農民武裝暴動、紅軍開展游擊戰爭、建設甘陝蘇維埃政權三方面判斷，中共將在該地區組建革命委員會以及紅軍第二十六軍，並認為紅軍大有向陝甘地區轉移之趨勢。外務省無法斷定此舉是否屬於中共與紅軍實施「北支赤化計劃」的一部分，責令相關領事館繼續跟進事態發展。
本文選摘自：孫波：《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2年第2期，時間：2022.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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