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編譯帶來一篇來自於new lines megazine的文章，作者是new lines megazine的創始人兼主編hassan hassan和渥太華大學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專家kamran bokhari。文章原文標題為「the 『third gulf war』 and its aftermath」，兩位作者將本次美以伊衝突認定為是「第三次海灣戰爭」並與前兩次戰後伊拉克的情況進行了對比，認為此次衝突期間戰場上的表現可能影響了外界對於衝突對伊朗衝擊影響的評估。觀點有一定爭議性，但不能否認其仍具備參考價值。有興趣的朋友可點擊文末「閱讀原文」查看。
在過去四十年里，伊朗最重要的戰略成就是確保其戰爭始終發生在阿拉伯世界。伊斯蘭共和國精心培育了一張由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構成的複雜網路，從黎巴嫩的真主黨、葉門的胡塞武裝，到遍布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各類民兵組織，其目的正是將戰場遠離伊朗本土。這一邏輯相當簡單：向前投射力量以消耗對手，並通過提高報復成本來阻止敵人直接打擊本土。然而，這一邏輯如今幾乎已經崩塌。儘管上周二宣布了為期兩周的停火，但戰爭實際上已經進入伊朗境內。
這場剛剛暫停的戰爭，其「賬面結果」在兩個方向上都極為驚人。以色列擊殺了超過250名伊朗官員，包括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以及幾乎全部伊朗高級軍事領導層，數千名伊斯蘭革命衛隊人員據稱傷亡。同時，美國國防部聲稱其已摧毀伊朗超過90%的海軍力量。然而，伊朗政權依然存在，領導體系仍在運作。
與此同時，伊朗也做出了一個數十年來只停留在威脅層面的舉動——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將全球最關鍵的能源咽喉變成「收費通道」。伊朗的戰略是「承受打擊並施加成本」，從這一標準來看，它取得了相當程度的成功。一個在開戰初期失去最高領袖、在五周內損失90%海軍力量的政權，仍然迫使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通過巴基斯坦居間斡旋進行談判，而非實施徹底打擊。衝突雙方都對外標榜自己的勝利，但實際上距離彼此各自的意圖都相距甚遠。
然而，這場戰爭的複雜呈現掩蓋了一個更重要的現實——伊朗實際失去的東西。正因如此，更有意義的分析框架是將當前局勢視為「第三次海灣戰爭」。第一次始於1990年薩達姆（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美國主導的「沙漠盾牌」行動和「沙漠風暴」行動最終以聯軍勝利告終，伊拉克政權雖未被推翻，但嚴重削弱。第二次，即2003年的「伊拉克自由行動」，在三周內推翻政權，但其崩潰的條件早在此前12年已逐步形成。第三次戰爭正在展開，其真正模式將在未來數年逐漸顯現。
採用這一框架具有分析意義。這場衝突有更廣泛的背景，至少可追溯至2020年，它能比單純的戰果更清楚地揭示伊朗地區地位的未來。這類衝突的特點是：表面上政權仍在，但內部被逐步掏空。將其視為第三次海灣戰爭，有助於把關注點從當前的武力展示轉向「塵埃落定之後」。過去十年中幾乎所有重大事件都表明，外界往往高估親伊朗力量的韌性，而時間最終證明這種判斷是錯誤的。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短期內不大可能崩潰，但美國和以色列正在適應一種新的常態——持續施壓。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宣布停火前的言論已暗示這一點。這一新常態意味著周期性的精確打擊，其目的不是推翻政權，而是遏制。與此同時，德黑蘭方面將被迫將其過去用於對外輸出的「抵抗」姿態內化於本土。原本用於數百英里之外戰場的戰略工具，如今將收縮用於守護自身領土。
對伊朗而言，最關鍵且持久的變化在於——華盛頓方面打破了一項持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禁忌。歷屆美國政府，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避免對伊朗進行直接打擊，理由是衝突升級的代價高於削弱其能力的收益。伊朗正是在這種可預期性基礎上構建了其整體戰略姿態。它可以威脅、消耗對手，並在多個國家資助代理人，因為各方都清楚美國行動存在上限。
2007年，美國曾考慮實施抓捕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qassem soleimani）的行動，但在小布希（george bush）政府高層被否決。同年，正如stanley mcchrystal在2019年披露，蘇萊曼尼曾從伊朗進入伊拉克北部，美國選擇監視而非打擊。202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當時在巴格達的中情局（cia）官員多次請求授權行動，卻被告知其「不可觸碰」。前中情局高級官員john maguire表示：「我被告知，『不行，這些是伊朗人。』沒人願意這麼做。」
後來的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延續了這一立場。他甚至希望美國的遜尼派海灣盟友擁有類似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力量，並強調要尊重伊朗在敘利亞的「利益」。最終，伊朗不僅在敘利亞安全體系中佔據重要地位，還強化了通往黎巴嫩及地中海的陸地走廊，甚至在這些地區實現了人口結構的調整。
2018年前後，伊朗地區影響力接近頂峰，正是在這一時刻，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任期內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啟動「極限施壓」，並於2020年1月3日下令擊殺蘇萊曼尼。這一行動表明，美國長期以來的剋制是政治選擇，而非能力限制。這一事件可能被後來的歷史學家視為伊朗地區霸權開始瓦解的起點。
特朗普本人不僅打破了這一「上限」，也打破了可預期性。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蘇萊曼尼被擊殺前三個月，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地位似乎仍不可動搖。其代理人勢力對沙特東部abqaiq和khurais這兩大油田設施的襲擊，反而促使利雅得尋求緩和與德黑蘭之間的關係。遜尼派與什葉派大國之間長達40年的競爭似乎以伊朗佔據上風而告終。
自此以後，沙特政策的重心日益轉向國內發展，優先經濟事務並開始與伊朗及其盟友如敘利亞等緩和關係。這一趨勢在2023年中國斡旋的沙伊和解中達到頂點。
然而，美國舊有策略本身充滿矛盾。在打擊「伊斯蘭國」（isis）的戰爭中，美國在某些地區間接與伊朗和俄羅斯對齊「顆粒度」，同時又在阿拉伯地區直接支持庫爾德人，引發土耳其嚴重不滿。這些矛盾最終演變為一系列衝突。2018年2月，美國空襲在代爾祖爾附近擊殺200—300名俄羅斯瓦格納僱傭兵及敘利亞、伊朗民兵。與此同時，伊朗支持的民兵不斷襲擊美軍駐伊拉克基地。特朗普還放任土耳其進入敘利亞東北部建立緩衝區。
美國的剋制同樣體現在對以色列的約束上。多年來，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一直試圖清除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但在美國施壓下不止一次被叫停。直到2024年9月27日，以色列在貝魯特南郊投下80多枚重型炸彈，擊殺了這位中東地區抵抗力量的標誌性人物。當時美國正試圖推動停火，並宣稱對行動毫不知情。
一系列高層暗殺始於更早的時間。2024年4月，以色列襲擊伊朗駐大馬士革領事館，除掉了革命衛隊聖城旅高級指揮官扎赫迪（mohammad reza zahedi）。2024年7月31日，暗殺定點清除掉身處德黑蘭的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ismail haniyeh）尤為關鍵，因為這是發生在伊朗本土。隨後9月中旬針對真主黨的「尋呼機與對講機攻擊」，展示了以色列在技術與情報戰方面的優勢。
這些行動延續了蘇萊曼尼遭暗殺後拉開的大幕：限制已不存在，維持了數代人之久的美國戰略克制被徹底打破。值得注意的是，對伊朗主導的「抵抗軸心」的打擊主要發生在特朗普的前任——拜登（joe biden）任內，而當時華盛頓仍試圖回歸舊政策。
儘管拜登領導的民主黨政府曾試圖重啟伊核協議談判並弱化「極限施壓」，但並未真正恢復到原有模式。這意味著，即便民主黨人重返白宮，未來美國對伊朗政策也很難發生根本性轉變。即便政策有所調整，伊朗也難以重建以往在中東地區的主導地位，因為那需要重現過去25年促成其崛起的一系列地緣事件。
未來，即便地區緊張局勢降溫，美國和以色列仍有可能在伊朗恢復能力時進行打擊。伊朗投降不在選項之中，而以色列也不會回到過去避免直接打擊伊朗的自我束縛狀態。
對伊朗而言，更大的挑戰不在於生存，而在於其既有模式已被打破。過去阻止美以行動的機會成本已不復存在。伊朗當前的攻擊試圖恢復舊模式，但長期來看效果有限，甚至還有可能適得其反。目前，每一次針對海灣國家的打擊，都會一次又一次地強化這些美國盟友對於德黑蘭的抵觸情緒和對抗意識，使雙方關係回到2024年前的狀態變得愈發困難。
這一模式在歷史上並非毫無先例可循。1991年海灣戰爭後，美英對伊拉克實施長達12年的禁飛區並定期打擊，包括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動。伊拉克雖承受住了這些打擊，但結構性損害不斷累積，最終在2003年「內傷」全面顯現。
以色列在敘利亞也曾採取類似策略，多年來持續打擊真主黨和伊朗設施，逐步削弱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的國家治理能力，直到2024年政權徹底垮塌。
事實上，早在蘇萊曼尼身故後，伊朗在地區影響力就已呈下降態勢。這一點在伊拉克和敘利亞表現得尤為明顯。而其繼任者卡尼（esmail qaani）顯然不具備蘇萊曼尼的戰略謀劃能力，亦未能維持住蘇萊曼尼留下的原有體系。2024年對真主黨和敘利亞的打擊，實際上反映了這一早已出現的結構性空缺。
說回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也承受住了多輪打擊，但戰爭結束後的形態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地區層面，伊朗的前沿防禦體系可能已遭到不可逆的削弱。從哈馬斯到真主黨，這些「抵抗軸心」的核心代理人勢力均遭重創。葉門的胡塞武裝雖在2023年10月爆發的巴以衝突後頻頻策應針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但其表現得更像是一名「獨立承包商」，其戰略目標始終是鞏固其自身在葉門的統治地位，而非與伊朗共存亡，因此行動謹慎，顯得有些若即若離。伊拉克的什葉派勢力也在觀望。一個在本土掙扎的伊朗，將難以維持其在伊拉克的影響力，進而引發內部權力鬥爭等連鎖反應。
在伊朗國內層面，社會矛盾依然存在。戰爭可能加劇而非緩解不滿。儘管政權的控局能力仍較強，但長期壓力將改變其結構。最深遠的影響或許並不在軍事層面，而在於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制度性地位。該組織已經不僅僅是軍事力量，更是早已野蠻生長成為了伊斯蘭共和國內的「平行國家」，牢牢掌控著關乎國計民生的大量經濟與政治資源。其高級領導層在此次衝突中被系統性清除，勢必會破壞其內部網路。常規軍（artesh）理論上可以替代，但現實中影響力有限。因此，更可能出現的是制度性衰敗，而非權力重組。
當前，以伊斯蘭革命衛隊為代表的強硬派可能會戰場上的僵局過度自信進而誤判形勢，但即便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權沒有崩潰，但政權本身的性質其實已經開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類比海灣戰爭後的伊拉克並不完全準確，但基本邏輯較為一致：戰爭會逐步削弱政權，其影響往往滯後顯現。戰後階段可能呈現持續不穩定：安全體系削弱、經濟受壓、以色列打擊常態化、代理網路瓦解。
第三次海灣戰爭沒有明確終點，它可能像前兩次一樣——無法推翻的，將被慢慢掏空。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