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鈺的努力，推動和加速了中國刑事司法向「重物證、重程序」時代的轉型。
3月27日，國際著名刑偵鑒識專家李昌鈺博士離世，終年87歲。這位享譽世界的「當代福爾摩斯」一生踐行「讓物證說話」，在當代刑事鑒識史，甚至在刑事司法史上均留下了印記。
李昌鈺生於江蘇，成長於台灣，成名於美國。晚年的他跨越國界，回饋故土，而其一生既有困頓中的堅守、眾說紛紜的爭議，但更為人熟知的仍是專業領域的深耕不輟。
1938年，李昌鈺生於江蘇如皋，幼年家道中落。為減輕家庭負擔，他放棄個人夢想，報考免學費的台灣「中央警官學校」，畢業後投身台北警界，自此與刑偵結下不解之緣。1965年，他懷揣僅有的50美元遠赴美國求學，歷經十載艱辛，於1975年獲得紐約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
從美國紐黑文大學刑事科學系終身教授、系主任，到康涅狄格州刑事鑒識科學化驗室主任，再到1998年成為美國首位州級華裔警政廳長，李昌鈺打破族群壁壘，以其專業能力贏得了國際刑偵界的認同。
在刑偵領域，李昌鈺率先將生物化學、dna鑒定等前沿技術融入犯罪鑒識實踐，打破了傳統偵查對經驗和口供的過度依賴，推動鑒識科學從「輔助手段」躍升為「核心證據」。
從業數十年，李昌鈺的足跡遍布全球17個國家，參與調查六千餘宗重大刑案，其中包括約翰·肯尼迪遇刺案、「水門事件」、辛普森殺妻案等經典案例。他提出的「現場重建」「微物證據」等理念，重構了刑偵調查的邏輯體系，讓「物證不會說謊」成為國際司法界的共識，為現代刑事司法的程序正義築牢了科學根基。
自20世紀80年代起，李昌鈺便頻繁往來中美之間，進行學術交流與專業培訓。1985年，他受公安部邀請首次回國講學。40年來，他為中國培養了大批高層次刑事鑒識人才，助力完善了國內公安、法律院校的鑒識科學課程體系。
李昌鈺以極具個人特色的智識實踐與傳播反覆印證：依靠嚴謹、客觀、可驗證的科學證據構建案件事實，是司法活動追求實體公正更為可靠的路徑。
退休後的李昌鈺，仍受聘於國內多所高校，將個人職業生涯積累的實踐經驗，融入六百餘場演講中，同時藉助受眾面更廣的網路傳播，將「無罪推定」「程序正義」「證據至上」等現代司法理念，以及先進的鑒識技術，系統傳遞給國內的刑偵人員與法律從業者。可以說，李昌鈺的努力，推動和加速了中國刑事司法從「重口供、輕程序」向「重物證、重程序」時代的轉型。
當然，光環之下，亦不乏爭議。近年來，李昌鈺因一起舊案被指「偽造證據」，美國聯邦法官曾裁定其對相關錯誤定罪負有責任。儘管李昌鈺始終否認指控，但這一爭議仍引發了公眾對鑒識科學局限性的討論。而置於科技發展與司法轉型的歷史洪流中，這樣的爭議本身，正是鑒識科學乃至司法證明活動本身的複雜性所在，並不影響李昌鈺的核心貢獻。
刑偵鑒識本身就是一門在探索中不斷完善、迭代的科學，受限於時代技術水平、現場保存條件等因素，偶有爭議與疏漏，恰恰是推動這一學科不斷進步的必然過程。這樣的爭議，更多是對鑒識科學邊界、司法公正底線的深入探討，印證的正是他一生倡導的「以證據說話、對歷史負責」。
87載人生，從如皋少年到國際「神探」，從跨國學術使者到證據理念傳燈人，李昌鈺留下的，不僅是800多項榮譽，更有「使不可能成為可能」的人生信念，有「證據至上」的司法理念，和跨越國界的專業精神。
個人傳奇或難以複製，輿論爭議或難以避免，但李昌鈺所親身參與推動的、那個更加註重科學、證據與程序的司法文明發展方向，已然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
當人們緬懷這位「華人神探」，本質上是在致敬一種精益求精的專業精神、對還原真相的科學追求，和對實現正義的執著堅守。送別李昌鈺，更要送別那個「口供為王」的時代，積極擁抱科學理性與司法文明。
撰稿 / 王琳（法律學者）
編輯 / 遲道華
校對 / 盧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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