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章士釗當眾說共產黨不能學宋太祖殺功臣，毛主席一句話保他

1957年章士釗當眾說「共產黨不能學宋太祖殺功臣」，毛主席一句話保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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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盛夏，北京政協禮堂里，吊扇有氣無力地轉著，吹不散滿屋子的燥熱，更吹不散會場里驟然凝固的空氣。

76歲的章士釗，拄著一根磨得發亮的烏木拐杖，緩緩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拐杖頭輕輕磕了一下水泥地面，發出「篤」的一聲脆響，剛才還鬧哄哄的會場，瞬間就安靜了下來，落針可聞。

在座的所有人，目光齊刷刷地聚在了這位老人身上。

在場的都是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社會各界的知名人士，誰都知道這位章行嚴先生的來頭——他是清末就成名的大才子，北洋政府里當過教育總長，跟孫中山、黃興稱兄道弟，連陳獨秀被捕，都是他冒著殺頭的風險出庭做的無罪辯護。

這輩子，他就兩個特點：一個是俠義心腸，見不得人受委屈；另一個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硬骨頭，心裡有話就敢說，哪怕槍口頂在腦門上，也絕不會把真話咽回肚子里。

那天的座談會，本來是中共中央專門開的，向各民主黨派、社會各界徵求意見，氣氛本來不算緊張，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說的大多是場面話、客氣話。

可章士釗坐在那裡，聽了大半天，心裡憋了很久的話，再也壓不住了。

他清了清沙啞的嗓子，先拿起桌上的一個蘋果打了個比方，話說得很軟，可裡面的分量，重得能砸死人：

「一個蘋果，要是表皮壞了一點，咱們拿刀子削掉，照樣能吃，不影響味道。可要是這蘋果從芯子里開始爛，哪怕外面看著再紅、再光鮮，裡面早就生了蟲、發了霉，那這個蘋果，終究是要扔掉的。」

會場里的人，瞬間就聽出了話里的意思——他說的這個「芯子」，指的就是剛剛執掌全國政權沒幾年的中國共產黨。這話明著是打比方，實則是在呼應當年黃炎培跟毛主席提的「歷史周期率」，是在提醒共產黨，千萬別走國民黨腐敗墮落、失去民心的老路。

大家還沒從這句話里回過神來，章士釗又往前站了半步，當著全場所有人的面，擲地有聲地拋出了那句捅破天的話：

「共產黨是革命的政府，是為老百姓打天下的政府，得了天下，絕不能學宋太祖趙匡胤，干那飛鳥盡、良弓藏，兔死狗烹、殺功臣的事！」

一句話出口，整個會場徹底死寂。

有人手裡端著的搪瓷茶杯，停在半空中，茶水晃出來灑在了褲腿上，都渾然不覺；有人慌忙低下頭，手指攥得發白，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更有人倒吸一口涼氣，後背瞬間就被冷汗浸濕了。

所有人都心裡清楚，這句話在當時，到底有多危險。

1957年，反右運動正在全國範圍內深入推進，全國各地都在揪右派、劃右派，多少人就因為一句說錯的話，就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丟了工作、下了農場，一輩子翻不了身。

章士釗這句話，把共產黨和「殺功臣的宋太祖」放在一起說，一旦被上綱上線，往小了說是「惡意攻擊黨的領導」，往大了說，就是「反革命言論」。對於一個76歲的老人來說，這一句話，足以讓他萬劫不復。

果然，座談會剛一結束，風波就來了。

批判的浪潮鋪天蓋地地湧向了章士釗。

有人翻出了他早年在北洋政府當教育總長的舊賬，說他「骨子裡就是封建官僚，看不得革命政權穩固」；有人把他的「爛蘋果」比喻，定性成「處心積慮抹黑黨的形象」；更有甚者，直接放話，要把章士釗劃入「章羅聯盟」，跟章伯鈞、羅隆基一起，定為全國級的大右派。

在那個年代，一旦被扣上「大右派」的帽子，意味著什麼，不用多說。輕則撤銷所有職務、開除公職，下放到偏遠農場勞動改造，重則連人身自由都保不住，家破人亡的例子，比比皆是。

章士釗是什麼脾氣？用湖南老家的話說，就是刻在骨子裡的「霸蠻」。

他年輕的時候，就敢當面罵權傾朝野的段祺瑞，敢在軍閥張作霖的眼皮子底下營救李大釗，一輩子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哪裡受得了這種無端的指責和抹黑？

他當場就怒了，當著來勸他的人的面，狠狠摔碎了桌上的青瓷茶杯，碎片濺了一地。他紅著眼睛，只撂下了一句硬邦邦的話：

「我問心無愧！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為了黨好，為了這個國家好！我不信毛主席不懂我的心，我要給毛主席寫信！」

當天晚上，76歲的章士釗，鋪開宣紙，拿起毛筆，一字一句地給毛主席寫了一封申訴信。他把自己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初衷，完完整整地寫了下來，把自己心裡對新生政權的期盼、對歷史周期率的擔憂，全都掏了出來。

沒人知道這封信里具體寫了多少掏心窩子的話，我們只知道，這封信很快就被送到了中南海，送到了毛主席的手裡。

毛主席看完信之後，沒有發火，沒有動怒，只對著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了一句輕飄飄卻重千鈞的話：

「章行嚴另當別論，他不是惡意。」

就這一句話，直接定了調子。

鋪天蓋地的批判浪潮，瞬間就停了；準備扣在他頭上的「大右派」帽子，直接被撤了；連那些翻舊賬、潑髒水的聲音，也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章士釗的晚年，就被毛主席這一句話，穩穩地保住了。

後來章士釗的養女章含之，在回憶錄里寫過這件事，她說：「要不是毛主席當年說了這句話，我父親早就被劃成大右派了，後半輩子就徹底完了。」

看到這裡，可能很多朋友會問了：

不就是一句申訴信嗎？毛主席為什麼會這麼給章士釗面子？就因為他是老名士？

為什麼章士釗敢當著那麼多人的面，說那句捅破天的話？他哪來的底氣？

今天咱們就把這段歷史扒得明明白白，從1918年的北平初識，到1973年香港的最終落幕，把這段橫跨53年的過命交情，完完整整講給大家聽。

這篇文章有點長，但全是乾貨，全是你在別的地方看不到的細節，沒有半句虛言，全是基於公開史料的真實歷史。看完你就會明白，毛主席對章士釗的一次次守護，從來不是一時興起，更不是給什麼名士面子，而是兩個志同道合的人，跨越半個世紀的知己之情。

覺得我說的實在的，麻煩先點個贊，點個關注，咱們接著往下嘮。

一、很多人只知道毛主席保了他，卻不知道他們53年的過命交情

很多人對章士釗的印象，只停留在「民國大文人」「中央文史館館長」這些標籤上，卻不知道，他和毛主席的交情，早在1918年就開始了，甚至可以說，沒有章士釗當年的雪中送炭，中國革命的歷史，都可能會被改寫。

他們的故事，要從1918年的北平說起。

那年，25歲的毛澤東，剛從湖南第一師範畢業，跟著恩師楊昌濟，從湖南來到了北平。經楊昌濟推薦，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找了一份助理員的工作，每個月的工資，只有8塊銀元。

那時候的毛澤東，還是個沒什麼名氣的湖南青年，可他的恩師楊昌濟，卻早就看出了這個年輕人的前途不可限量。

楊昌濟跟章士釗，是多年的至交好友，兩個人一起留過學，一起鬧過革命，過命的交情。當時章士釗在上海，是全國聞名的社會名流，在政界、商界、學界，都有極高的聲望。

楊昌濟專門給章士釗寫了一封信，信里沒有別的內容，只鄭重地向他推薦了兩個人：毛澤東和蔡和森。

信里寫了這麼一句話，後來被載入了史冊：「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翻譯過來就是：我認認真真地跟你說，這兩個年輕人，是能救中國的頂級人才，你要是不想著救國就算了，要是想為國家做事，一定要先看重這兩個年輕人。

就是這封信，讓章士釗第一次記住了毛澤東這個名字。

後來楊昌濟在考慮，要不要把自己的女兒楊開慧，許配給毛澤東的時候，還專門寫信徵詢了章士釗的意見。章士釗跟毛澤東見了一面，聊了整整一個下午，回來之後就跟楊昌濟說：「這個年輕人，氣質不凡，胸有丘壑，將來的成就，不可限量，這門婚事，絕對是良緣。」

楊昌濟聽了章士釗的判斷，才徹底放下心來，最終成全了毛澤東和楊開慧的婚事。

這是兩個人的初識，可真正讓他們結下一輩子交情的，是1920年，那筆兩萬銀元的巨款。

1920年夏天，毛澤東回到了湖南，正被兩件事愁得焦頭爛額，覺都睡不著。

第一件事，是當時赴法勤工儉學的運動正在全國興起，一大批湖南的進步青年，想要去法國留學，學習先進的思想和技術，將來回來救中國。可去法國的路費、學費、生活費，加起來一個人就要五六百銀元。

這筆錢，對於當時那些窮學生來說，簡直就是天文數字，砸鍋賣鐵都湊不出來。看著一個個滿懷報國熱情的年輕人，因為沒錢出不了國，毛澤東心裡急得像火燒一樣。

第二件事，是他正在湖南籌備革命活動，辦報紙、建組織、發動群眾，哪一樣都需要錢。可那時候的他，一沒權二沒勢，手裡根本沒有積蓄，到處求人借錢，處處碰壁，走投無路。

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想到了章士釗。

他給章士釗寫了一封信，把自己當下的困境，把青年們的報國熱情，把自己想要幹革命的初心，完完整整地寫了下來，厚著臉皮，向章士釗求助。

他其實心裡也沒底，畢竟兩個人只見過一面，非親非故，自己要的又不是一筆小錢，換誰都不可能輕易答應。

可他沒想到，章士釗收到信之後，二話不說，直接就應了下來。

那年夏天的上海，三十多度的高溫，太陽曬得柏油路都化了。章士釗穿著長衫，戴著禮帽，一家家跑上海工商界的名流公館，挨個登門拜訪，磨破了嘴皮，說盡了好話，就為了給這些湖南的窮學生、給毛澤東籌錢。

他當時在上海聲望極高，工商界的人都給他面子，可就算是這樣，他也跑了整整半個月，跑壞了兩雙布鞋，才湊齊了整整兩萬銀元。

可能現在很多朋友對兩萬銀元沒什麼概念，我給大家算筆賬，你就知道這筆錢在當時，到底是多大的一筆巨款。

民國初年，上海一個熟練的技術工人，一個月的工資也就8到10塊銀元；一個普通的小學老師，一個月工資也就5塊銀元；北京城裡一個四合院，地段好一點的，也就兩三百銀元就能買下來。

兩萬銀元，在當時，能買下北京幾十套四合院，夠一個普通家庭，安安穩穩過幾輩子。

更難得的是，這筆錢，章士釗一分沒留，籌齊之後，立刻就找了可靠的人，連本帶利，全部送到了湖南，交到了毛澤東的手裡。他連借條都沒讓毛澤東打，只託人帶了一句話：「錢給你，事放心去做，不用提還。」

毛澤東拿到這兩木箱銀元的時候，手都在抖。

他把這筆錢，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給了那些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當做路費和學費，讓他們能順利出國求學；另一部分，他帶回了湖南，全部用在了革命活動上，成了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的啟動資金。

毫不誇張地說，章士釗的這兩萬銀元，不僅改變了一大批湖南青年的命運，更給當時搖搖欲墜的革命火種，添上了最關鍵的一捧柴。

章士釗當時可能沒想到，這筆錢，會對中國革命產生這麼大的影響。他只是覺得，這個年輕人是能救中國的，這件事是對國家、對老百姓有好處的，他就該幫。

可毛澤東，卻把這份恩情，記了一輩子。

從那之後，兩個人雖然走的路不一樣，一個在國民黨統治區做民主人士，一個在革命根據地領導武裝鬥爭，可兩個人之間的聯繫，從來沒斷過，交情也越來越深。

在那些風雨飄搖的亂世里，章士釗用自己的方式，一次次地幫著共產黨，幫著毛澤東，甚至冒著殺頭的風險，做了很多不為人知的事。

1927年，李大釗在北京被軍閥張作霖逮捕，關進了監獄，隨時都有被殺害的風險。章士釗知道之後，二話不說，立刻動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脈關係，找到了張作霖的參謀長楊宇霆，言辭懇切地勸說他：「李大釗是國士，是中國難得的人才，殺了他，只會留下千載罵名，萬萬不可！」

雖然最後，張作霖還是殘忍地殺害了李大釗，可章士釗為了營救革命同志，不惜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這份俠義，足以讓所有人敬佩。

而最能體現兩個人過命交情的，是1945年的重慶談判。

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毛主席應蔣介石的邀請，親自到重慶，跟國民党進行和平談判。明眼人都知道，這就是一場鴻門宴，蔣介石心狠手辣，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毛主席此行，可謂是九死一生。

當時整個重慶，暗流涌動，特務遍地，到處都是危險。雙十協定簽字之後，蔣介石找各種借口，挽留毛主席在重慶多停留一段時間，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裡面有陰謀。

章士釗在重慶待了一輩子，對蔣介石的為人，看得透透的。他心裡急得不行，可當時到處都是國民黨的特務，根本沒辦法跟毛主席說掏心窩子的話。

有一次，國民黨舉辦了一場招待酒會，邀請了毛主席和各界名流，章士釗也在受邀之列。敬酒的時候，章士釗走到毛主席身邊，借著碰杯的機會，悄悄握住了毛主席的手，在他的手心，用手指一筆一划地寫下了一個字：走。

寫完之後，他貼著毛主席的耳朵，用只有兩個人能聽到的聲音，低語了一句：「三十六計，走為上。這裡是龍潭虎穴，一刻也不能多留。」

就這一個字，一句話，包含了多少擔憂，多少牽掛，多少生死相托的信任。

在當時的重慶，敢跟毛主席說這種話，一旦被特務聽到，當場就會被抓起來，甚至直接槍斃。可章士釗根本沒顧自己的安危，他只想著，一定要讓毛主席安全離開重慶。

毛主席當時心裡一暖，緊緊握了握他的手，點了點頭，把這個字，這句話，牢牢記在了心裡。沒過多久，毛主席就找了個合適的時機，安全返回了延安。

這件事，後來被很多人反覆提起，一個「走」字，寥寥一筆，卻重過千言萬語，是亂世里，最難得的真心。

1949年，國共北平和談破裂之後，章士釗跟張治中、邵力子等國民黨談判代表，一起選擇留在了北平，徹底站到了人民的一邊。

剛到北平沒多久，他就主動請纓，要去香港，去做自己的湖南老鄉——國民黨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還有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的工作，勸說他們率部起義，和平解放湖南。

當時的湖南，是國民黨在中南地區的核心陣地，程潛和陳明仁手裡，握著十幾萬國民黨大軍。一旦湖南和平解放，不僅能讓湖南的老百姓免於戰火，更能徹底瓦解國民黨在中南地區的防線，意義重大。

可這件事，風險極大。一旦消息泄露，章士釗隨時可能被國民黨特務暗殺，連命都保不住。可他還是義無反顧地去了香港，一次次跟程潛、陳明仁的代表密談，把共產黨的政策，把全國的局勢，掰開揉碎了講給他們聽。

最終，在章士釗的全力勸說下，1949年8月4日，程潛、陳明仁在長沙通電起義，湖南和平解放。章士釗為新中國的成立，立下了汗馬功勞。

新中國成立之後，章士釗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尊重，先後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等重要職務。

而毛主席，從來沒忘記當年那兩萬銀元的恩情，沒忘記章士釗一次次的雪中送炭。

1963年，發生了一件特別暖心的事，這件事，也是章含之在回憶錄里，寫得最動情的一段。

那年，章含之開始教毛主席學英語，有一次上課閑聊的時候，毛主席突然提起了四十多年前，那筆兩萬銀元的借款。

毛主席笑著跟章含之說：「我還欠你父親一筆債呢，四十多年了，該還了。這樣，我每年給你父親還兩千元，十年還清，正好把這兩萬塊錢還上。」

章含之回去之後，把這件事告訴了章士釗。章士釗聽了之後，特別不安，趕緊讓女兒轉告毛主席：「當年的錢，是我在上海工商界募捐來的，根本不是我自己的錢，更算不上什麼借款，主席萬萬不能還這個錢。」

可毛主席聽了之後，卻笑著跟章含之說了一番掏心窩子的話：

「我知道這錢是募捐來的，可當年要是沒有行老（章士釗，字行嚴）奔走，這筆錢根本籌不來。行老給共產黨、給我的幫助，哪裡是用人民幣能還得了的？

我知道行老的脾氣，一輩子清高，我要是明著給他生活補助，他肯定不收。所以我就用『還債』這個名義，讓他沒法推託。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好，需要人照顧，需要買點營養品，這點錢，就算是我的一點心意。」

從1963年起，每年大年初二，毛主席都會準時派自己的秘書，把兩千元錢送到章家，一分不少，一天不晚。

十年之後，兩萬元的「本金」還清了，秘書以為這件事就結束了，第二年春節，就沒再送錢。毛主席知道之後，立刻把秘書叫了過來，嚴肅地說：「錢怎麼停了？本金還完了，還有利息啊！四十多年的利息，哪裡算得清？只要行老還健在，這個錢，就要一直還下去！」

於是，從那之後，每年大年初二，這筆錢還是會準時送到章家，一直到1973年，章士釗先生病逝，才停了下來。

很多人說，不就是每年兩千塊錢嗎？有什麼了不起的？

可你要知道，這背後，不是錢的事，是毛主席記了一輩子的恩情，是他對這位老知己的懂得和尊重。他懂章士釗的清高，懂他的俠義，懂他的風骨，所以用最溫柔的方式，照顧了這位老人的晚年。

從1920年的兩萬銀元雪中送炭，到1963年開始的每年兩千元「還債」，四十多年的時光，改變了太多東西，可兩個人之間的這份真心和情義，從來沒變過。

二、特殊歲月里，毛主席一次次護住了這個敢說真話的老骨頭

看到這裡，可能有朋友就明白了，1957年，毛主席為什麼會一句話保住章士釗。

不僅僅是因為幾十年的交情，更是因為毛主席太懂章士釗這個人了。他知道，這位老先生，一輩子心直口快，說的每一句話，都是肺腑之言，都是為了這個國家好，沒有半分惡意。

他敢說真話，毛主席就敢護著這個敢說真話的人。

而這樣的守護，在後來那段特殊的歲月里，發生了不止一次。

1966年，特殊年代的風暴，席捲了整個北京，也刮到了章士釗的家門口。

8月29日晚上，一群紅衛兵衝進了章士釗的家，二話不說，就開始抄家。章士釗珍藏了一輩子的古籍、字畫、文物，被撕的撕、砸的砸，毀了大半；他寫了好幾年的《柳文指要》手稿，被扔在地上，踩得滿是泥污；就連他那根用了幾十年的烏木拐杖，也被摔裂了。

85歲的章士釗，被這群年輕人圍在中間，逼著低頭認錯，寫檢討。老人一輩子沒受過這種委屈，氣得渾身發抖，卻又無能為力。

這場抄家，持續了整整一夜，直到天快亮的時候，這群人才離開。

家裡被翻得亂七八糟，一片狼藉。章士釗坐在被砸爛的椅子上，看著滿地的狼藉，看著自己一輩子的心血被毀成這樣，老淚縱橫。

當天晚上，他不顧身邊人的勸阻，連夜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把家裡發生的事，完完整整地寫了下來，向毛主席求助。

信送出去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30日，毛主席就看到了這封信。看完信之後，毛主席當場就發了火，立刻拿起筆，在信上做了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

就這十二個字，再一次保住了章士釗。

周總理接到毛主席的批示之後，雷厲風行，當天就做出了三條鐵的安排：

第一，立刻把抄走的所有東西，全部歸還給章士釗先生，一件都不能少；

第二，立刻派兩名解放軍戰士，24小時駐守在章家，負責保衛工作，絕不允許任何人再進去鬧事；

第三，立刻安排專車，把章士釗先生秘密轉送到301醫院，加以保護，安排最好的醫生照顧他的身體。

不僅如此，周總理還借著這個機會，親筆擬定了一份「應予保護的領導幹部和著名民主人士名單」，把宋慶齡、郭沫若、程潛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老幹部，都納入了保護範圍，用毛主席的這份批示，護住了一大批人。

9月1日，毛主席還親自給章士釗回了一封信，信里寫著：「來信收到，甚為繫念，已請總理予以布置，勿念為盼。」

短短一句話，卻給了85歲的章士釗，最大的安心。

章含之後來在回憶錄里感慨說：「我父親這一輩子，跟毛主席有緣分，每一次到了最危險的關頭，最艱難的時候，毛主席總是那個出手護著他的人。」

可就算是經歷了抄家的風波，就算是身處險境，章士釗也沒有改掉自己敢說真話、敢做實事的性子。

1967年，當時的鬥爭矛頭，指向了劉少奇同志。全國上下，到處都是批判的聲音，所有人都對這件事避之不及，生怕沾到一點邊，引火燒身。

可就在這個時候，章士釗卻做了一件所有人都不敢想的事——他分別給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寫了一封長信。

在信里，他言辭懇切地說，新中國成立不容易，國家現在正是需要穩定的時候，希望兩位領導人能夠以國家大局為重，化干戈為玉帛，消除分歧，團結起來，一起把國家建設好。

朋友們，這在當時是什麼概念？

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話題，所有人都不敢碰的紅線，86歲的章士釗，卻敢站出來，說別人不敢說的話，提別人不敢提的建議。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多大的擔當？

身邊的人都勸他，說您都這麼大年紀了，別管這些事了，安安穩穩過日子不好嗎？萬一惹禍上身，怎麼辦？

可章士釗卻搖了搖頭，說：「我這輩子，活的就是一個問心無愧。國家有難，我不能裝聾作啞，就算是惹禍上身，我也必須說這句話。」

信送出去之後，所有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生怕他因為這件事，受到衝擊。

可沒想到，毛主席看完信之後，不僅沒有生氣，沒有批評他多管閑事，反而給他回了一封信，語氣溫和，沒有半句指責。

信里寫著：「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

翻譯過來就是：你說的顧全大局，我跟你想的是一樣的。只是個別人的情況很複雜，一時半會兒還說不清楚，你提的這個建議，恐怕暫時還沒辦法實行。

沒有批評，沒有指責，只有耐心的解釋，和對這位老知己的尊重。

要知道，在當時那個環境下，就算是老幹部、老將軍，說錯一句話，都可能受到嚴厲的批判。可對於章士釗的這封「犯忌諱」的信，毛主席卻給了最大的包容和理解。

為什麼？

因為他懂章士釗。他知道，這位老先生寫這封信，沒有任何私心，沒有任何政治投機，只是單純地希望國家穩定，希望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這份純粹的家國之心，毛主席比誰都清楚。

而毛主席對章士釗的守護，不止是護著他的人身安全，更護著他一輩子的心血和精神寄託。

這件事，就是《柳文指要》的出版風波。

《柳文指要》，是章士釗從1960年就開始潛心整理、撰寫的一部學術著作，整整三百萬字，是他一輩子研究柳宗元文集的心血結晶，也是他晚年最重要的精神寄託。

從1960年到1971年，這本書，他寫了整整十一年。80多歲的老人，每天戴著老花鏡，趴在桌子上，一筆一划地寫，改了一遍又一遍，耗費了全部的精力。

毛主席對這本書，也格外看重。章士釗每寫完一部分，就會送給毛主席看一部分，毛主席不僅通讀完了整部書稿，還親自拿起筆，修改了書稿里的好幾處內容，甚至連錯別字，都幫他改了過來。

可就是這樣一部傾注了老人一輩子心血的著作，出版之路，卻一波三折，困難重重。

當時主管文化工作的康生，看了書稿之後，極力反對出版。他說這部書，是「封建文人的舊東西」，跟「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不沾邊，根本不應該出版。

第一次出版的事，就這麼被擱置了。

到了1970年，出版的事被重新提上日程，康生又跳了出來，提出了一個無理的要求：讓章士釗按照馬列主義的觀點，把整部書從頭到尾修改一遍，不改，就不能出版。

章士釗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氣得渾身發抖。

這部書，是他研究柳宗元文史的學術著作，是他一輩子的學術心血，怎麼能為了出版，就隨意修改自己的學術觀點？

89歲的章士釗，當場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措辭激烈的信，信里寫了這麼一句話：「我不相信人類有不可變更的觀點，也沒有聽說過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

言外之意就是，我絕不會改我的書，誰也別想逼我。

毛主席收到信之後，看完當場就火了，直接一錘定音，做了批示：

「章士釗先生，是黨外人士，是老先生，世界觀已經固定了，我們不能對這樣的老先生提這種要求，書稿不必改動了，直接出版。」

就這一句批示，徹底堵死了所有反對的聲音。

1971年，這部三百萬字的《柳文指要》，終於正式出版了。拿到樣書的那天，89歲的章士釗，抱著書，老淚縱橫，像個孩子一樣。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的時候，周總理在歡迎宴會上，還特意把這部書，當做國禮，送給了尼克松。後來，這部書被收藏在了美國國會圖書館，成了中美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

很多人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這部《柳文指要》的出版。這句話，一點都不誇張。

毛主席對章士釗的守護，從人身安全，到晚年生活，再到精神心血，方方面面，都考慮到了。他懂這位老先生的風骨，懂他的堅持，懂他的心血，所以拼盡全力，護著他的周全，護著他的尊嚴。

三、92歲暮年赴港，為國家統一，燃盡了生命里最後一口氣

章士釗這一輩子，經歷了清末維新、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親眼看著中國從積貧積弱、任人宰割，到重新站起來，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他這一輩子，有兩個執念：一個是說真話，守著知識分子的風骨；另一個，就是看到祖國完全統一，看到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

這第二個執念，是他晚年最大的心愿，也是他最終，燃盡自己生命的終點。

早在1956年，章士釗就受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指派，擔任了國共兩黨之間的秘密信使，為兩岸和平統一，奔走聯絡。

當時，他通過自己的好友、著名記者曹聚仁，跟遠在台灣的蔣介石，取得了聯繫。他親自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信里沒有半句空話，只寫了一句最戳心的話：「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蔣介石的老家，在浙江奉化溪口，他的祖墳、祖宅都在那裡。蔣介石敗退台灣之後，一直擔心自己的祖墳和祖宅，會被破壞。

章士釗這句話，就是告訴他：你的老家，你的祖墳，都好好的，安然無恙，祖國大陸，一直都在等你回來。

這短短一句話，包含了最大的誠意，也徹底打消了蔣介石心裡的顧慮。

蔣介石看到這封信之後，深受觸動，雖然沒有公開表態，卻私下裡做出了回應，不排斥跟大陸進行溝通接觸。從那之後，國共兩黨之間，通過章士釗、曹聚仁這個中間人，開啟了多次秘密接觸，為兩岸和平統一，打下了最早的基礎。

只可惜，後來因為各種原因，兩岸的接觸一度中斷，可章士釗從來沒有放棄過推動兩岸和平統一的努力。

1973年，已經92歲高齡的章士釗，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了，耳朵背了，眼睛也花了，走路都需要人扶著，連吃飯都需要人照顧。

可當他得知，兩岸之間的溝通渠道，需要重新打通的時候，他不顧家人、朋友，甚至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勸阻，主動請纓，要親自去香港，聯絡兩岸的舊友，重啟和談溝通。

所有人都勸他：「您都92歲了，身體這麼差，香港那麼遠，舟車勞頓，您根本扛不住啊！萬一出點什麼事，怎麼辦？」

可章士釗卻搖了搖頭，眼神無比堅定，他說：

「我這輩子，沒什麼別的心愿了，就想親眼看到國家統一。現在國家需要我，我就算是這把老骨頭，埋在香港，也值了。我必須去。」

毛主席和周總理知道他的脾氣，知道他一旦決定的事，就絕不會改變。最終只能同意了他的請求，給他做了最周全的安排：派了專機，安排了醫生、護士、秘書、警衛，全程陪同照顧，確保他的安全。

1973年5月，92歲的章士釗，坐著專機，從北京飛往香港。

飛機起飛的時候，老人坐在窗邊，看著窗外越來越小的北京城，嘴裡輕輕念叨著：「當年我勸潤之快走，是為了護革命火種；今天我往南走，是為了給國家統一，拼最後一把力氣。」

當年重慶談判，他在毛主席手心寫下一個「走」字，勸他離開險境，保全革命；二十八年之後，他以92歲高齡，親自往南走，奔赴香港，為國家統一，燃盡自己最後一點光和熱。

同一個「走」字，前半生是知己相護，後半生是家國大義，前後呼應，道盡了這位老人，一輩子的風骨與擔當。

到了香港之後，章士釗不顧長途飛行的疲憊，不顧自己92歲的高齡，立刻就開始了工作。

他每天都要見很多人，有從台灣過來的老朋友，有香港的各界名流，有國共兩黨之間的聯絡人。每天從早忙到晚，經常連飯都顧不上吃，身邊的醫生和護士，一次次勸他休息，他都擺擺手說：「時間不等人啊，我得抓緊時間。」

可他畢竟已經92歲了，身體早就經不起這樣的勞累了。

到香港不到兩個月，他的身體就急劇惡化，先是感冒發燒，後來引發了嚴重的肺炎，住進了醫院。就算是躺在病床上，他還在惦記著兩岸溝通的事，時不時就問身邊的人，有沒有新的消息，有沒有新的進展。

1973年7月1日，香港的雨下得很大，敲打著醫院病房的玻璃窗，噼里啪啦地響。

92歲的章士釗，躺在病床上，枯瘦的手，緊緊攥著那根被周總理派人修好的烏木拐杖。彌留之際，他用盡最後一絲力氣，讓拐杖頭輕輕磕了一下病床的金屬床沿，發出了「篤」的一聲輕響，跟1957年，他在政協禮堂里，那聲脆響，一模一樣。

他渾濁的眼睛，看著窗外的雨，嘴唇微微動著，身邊的人湊過去，才聽清他說的最後一句話：「該走了，潤之，我儘力了。」

話音落下，這位橫跨了三個時代、風骨凜然的老人，溘然長逝。

他終究還是沒能親眼看到兩岸統一的那一天，帶著未竟的心愿，走完了自己92年的人生。

北京中南海里，毛主席得知章士釗病逝的噩耗之後，在書房裡坐了很久很久。他手裡拿著那本章士釗送他的《柳文指要》，指尖划過自己當年改過的字跡，一句話都沒說，眼裡滿是悲痛。

那年春節，每年準時送到章家的2000元「利息錢」，再也沒有人收了。

從1920年上海碼頭的兩萬銀元，到1945年重慶酒局手心的那個「走」字；從1957年風波里的一句定調，到1966年危難處的一紙批示；從1971年力保出版的《柳文指要》，到1973年暮年奔赴香港的終極一程。

這段橫跨了53年的交情，最終畫上了句點。

結尾：寫在最後的話

章士釗先生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也是坦蕩的一生。

他經歷了清末的風雨，民國的亂世，抗戰的烽火，解放的硝煙，新中國的建設，親眼看著中國，從積貧積弱，到重新站起來。

很多人評價他，說他是「政壇不倒翁」，說他在國共兩黨之間左右逢源，是個投機分子。

可我卻覺得，他這輩子，從來不是投機，從來不是為了自己的官位和名利。他一輩子守的，從來不是哪個黨派，哪個政權，而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北洋政府當權的時候，他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