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剃髮、不易服，契丹照樣統治北方二百一十年？

分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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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09

公元 916 年，耶律阿保機在臨潢府稱帝建立遼國，這個橫跨長城南北、囊括契丹、漢、渤海、奚等數十個民族的政權，既沒有強迫被統治民族剃髮，也沒有要求易服，卻維持了二百一十年的穩定統治，與五代、北宋長期對峙。

這一違背不少游牧政權統治慣例的現象，背後是實打實的歷史事實與制度選擇。

一、南北分治：不奪其俗的制度根基

遼國從建國之初就確立了「因俗而治」的核心國策，其最鮮明的體現便是南北面官制度。

「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北面官負責管理契丹部族、屬國事務，沿用契丹傳統官制，保持游牧民族的治理模式；

南面官則治理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完全承襲唐、五代的官制框架。這種制度設計從根源上承認了不同民族的習俗差異，無需通過剃髮易服來強化統治認同。

北面官系統中，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群牧之政，「北衙不理民」；南樞密院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南衙不主兵」，兩套體系並行不悖，各司其職。

對於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民族，朝廷保留其部族制，允許他們繼續過著「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的生活；而對於燕雲十六州等漢地，「基本不改其官制」，漢人依然沿用原有的生活方式。

更重要的是，這種分治並非絕對割裂，而是存在靈活的交融空間。

「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漢人也可擔任北面官，有漢人血統的韓德讓就曾身兼大丞相和南、北院樞密使，集軍政大權於一身。

至遼聖宗時期，漢人行宮都部署和契丹行宮都部署甚至被合併為諸行宮都部署，多次由漢人擔任，制度上的兼容並蓄可見一斑。

遼國自始至終沒有頒布過強迫異族剃髮易服的詔令，服飾制度完全遵循「各從其俗」的原則。

太宗會同元年以後，「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太后與北班契丹臣僚用國服」，明確區分了不同民族的服飾規範，卻無強制統一的要求。

到了聖宗統和元年，冊立承天皇太后時更是規定「給三品以上用漢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服飾標準開始以品級而非民族劃分，進一步淡化了服飾與族群的綁定。

法律制度上同樣體現著對不同民族習俗的尊重。

太祖時期就明確「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漢人犯罪按中原律令裁決，契丹及其他民族則依本族習俗處置。

雖然遼初法律存在「蕃民毆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的不均，但隨著社會發展，聖宗朝開始對法律進行「一等科之」的修訂，興宗朝制訂《重熙新定條例》，道宗朝又頒布《咸雍重修條例》，逐步實現法律面前的民族平等，減少了因習俗差異引發的矛盾。

對於被征服的民族，遼國也始終保持習俗上的寬容。滅掉渤海國後，朝廷成立東丹國，「治渤海人一依漢法」，保留其已高度漢化的生活方式；收服奚族後，為奚族首領建立奚王府，延續其部族制度。

這種「克敵取地而不革其俗」的做法，讓各民族無需為保留自身服飾髮型而反抗，極大降低了統治成本。

遼國統治者從建國之初就展現出對漢文化的包容與接納，這種態度貫穿了整個王朝。

太祖耶律阿保機雖出身游牧部落，卻「慕高皇帝，故耶律兼稱劉氏，以乙里室、拔里比蕭相國，遂為蕭氏族」，甚至以「佛非中國教」為由決定祭祀孔子，確立了儒學在治國中的重要地位。

他採納漢人謀士韓延徽的建議，「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使得遼國「法度井井，延徽力也」。

太宗耶律德光攻佔汴京後，面對中原王朝的儀物感嘆：「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展現出以中原正統皇帝自居的志向。

到了遼道宗時期，統治者更是自信宣稱「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其皇后蕭觀音在《君臣同志華夷同風應制》詩中寫道「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其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將遼國視為與華夏正統一脈相承的政權，這種文化認同讓強迫剃髮易服變得毫無必要。

遼國還通過興辦官學、開科取士等方式吸納儒學人才，為漢人提供上升通道。

聖宗曾「詔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健者，具以名聞」，廣泛搜羅漢族人才。

有遼一代，漢人通過科舉、軍功封王、封侯、做官者不計其數，北宋官員余靖多次出使遼國後上奏宋仁宗：「燕薊之地被契丹佔領了上百年，那裡的百姓沒有回歸中原的念頭。主要是因為契丹的法律簡易，鹽價低廉，平常勞役的徵發也不頻繁」，「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

遼國疆域內「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地理與經濟的二元特色，使得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無法強行統一。

朝廷順應這一現實，採取農牧並重的經濟政策，保護農業、獎勵墾荒，使得糧食大量增產，甚至能「以粟二十萬斛助（北）漢」。

民族雜居的局面進一步促進了文化交融而非衝突。原為奚族故地的中京「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原為契丹故地的上京則「皆中國人，而並、汾、幽、薊之人尤多」。

這種雜居狀態下，各民族在飲食、服飾、語言等方面相互學習，遼末金初時「凡聚會處，諸國人言語不通，則各為漢語以證，方能辨之」，漢語成為通用交流語言，而這一切都源於無強制干預的自然融合。

遼國二百一十年的統治中，從未發生過因剃髮易服引發的大規模叛亂。各民族在保留自身習俗的前提下，共享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與較輕的賦役負擔，形成了穩定的統治秩序。

正如《遼史》所評：「因俗而治，得其宜矣」，這種不強迫、重包容的統治方式，讓遼國跳出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狹隘認知，成就了北方草原政權長治久安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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