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初,山西太原的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閻錫山的手指緩緩划過一份文件,最終停在「李服膺」這個名字上。這時,距離晉北天鎮那場慘烈的戰鬥結束還不到一個月。其實很多關於勝敗戰功和責任的劃分,早在戰鬥打響前就已定下。此時一場針對第六十一軍軍長李服膺的審判已在暗中準備。
時間回到1937年9月初。在山西東北部的門戶,天鎮、陽高一帶。日軍板垣師團正從察哈爾方向猛攻而來。
晉綏軍軍長李服膺接到了老長官閻錫山的緊急命令,要求他率領第六十一軍迅速布防,必須至少守住三天,為後方主力在大同一線集結兵力、組織會戰贏得時間。李服膺很明白這個任務很艱巨。他手下雖有第200、第201、第213三個旅,但部隊不滿編,而且裝備簡陋,嚴重缺乏重武器。他們要面對的,是有著飛機、坦克和重炮的日軍。
軍情緊急,來不及多想,六十一軍馬上趕赴陣地,他們以天鎮城外的盤山為核心,搶修工事。在塵土飛揚中,李服膺騎馬巡視。看著這片沒有險可守的開闊地帶,他不禁對身邊的參謀長低聲說,「這地方,太難守了。」
真正的血戰開始於9月6日清晨。日軍飛機先來轟炸,接著各種火炮齊發。天鎮的土城牆在爆炸中劇烈搖晃,不斷坍塌。東北角被炸開一個大缺口,日軍步兵在裝甲車掩護下,喊著向缺口衝來。
守軍200旅399團團長劉墉之嘶啞著命令士兵用沙袋堵缺口,但沙袋很快就被打爛用光了。眼看敵人就要衝進來,幾個滿身煙塵的士兵轉身衝進廢墟,拖起陣亡戰友的遺體,默默壘在殘破的牆邊。
戰鬥從早上打到傍晚,缺口處反覆爭奪,幾次易手。太陽下山時,城牆已多處破損,守軍傷亡很大,但那面彈痕累累的青白旗,仍然在城頭頑強飄揚。
打到9月9日,部隊早已斷糧,彈藥也所剩無幾。士兵們嚼著所有能找到的東西,樹皮、野菜,就著窪地積存的雨水潤喉。李服膺連續向太原發電,報告自己的部隊已到絕境。
太原回電在深夜來到,上面只有冷冷的四個字,「續守三天。」指揮部里空氣凝固了,所有軍官都看向軍長。李服膺走到地圖前,盯著天鎮那個點,默默想了很久。
他明白,這額外的三天,是要用他全軍官兵的生命,去換大同防區最後的一點準備時間。他轉過身,用沙啞的聲音下令,繼續死守。
9月12日,第二個「三天」終於熬到頭。李服膺收到了等待已久的撤退命令,要求部隊向雁門關方向轉移。此時的第六十一軍已傷亡過半,建制被打亂,撤退過程匆忙混亂。
隨著守軍撤離,天鎮縣城在9月12日淪陷。隨後,侵華日軍在9月12日至14日的連續三天,對城內平民實施的大規模屠殺,沒能及時撤走的兩千三百多名平民遇難,由於這天是農曆八月初八,史稱「天鎮八八慘案」。消息傳開,舉國悲憤。強烈的輿論指責指向山西當局,質問守軍為何「棄城」。
報紙上,李服膺的名字很快和「喪師失地」連在一起。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軍裝口袋裡,就裝著那份同意撤退的電報原文。
面對南京方面和全國輿論的壓力,閻錫山必須給出交代。10月2日,李服膺奉命到太原「開會」,剛進綏靖公署,就被幾名憲兵扣押。
一場匆忙的軍事審判隨即在公署大堂進行,閻錫山親自擔任審判長。當被指控「擅自撤防,臨陣脫逃」時,李服膺一改往常的順從,當場從口袋掏出那份撤退電報,想要辯解。
場面一時僵住。但閻錫山很快鎮定下來,不容反駁的語氣說,「今天處理你,我心裡很難過,但我不能因私廢公。你的家人,我會照顧。」說完,便匆匆離開。審判就這樣草草結束,結果早已註定。
行刑前一晚,李服膺的女兒李擷英獲准探監。在昏暗的牢房裡,穿著舊軍裝的父親顯得異常平靜。他和女兒說了些家常話,最後囑咐她要堅強,照顧好自己,女兒強忍淚水,沒有哭出來。
1937年10月3日深夜,李服膺在太原大校場被處決。槍聲過後,餘波才真正擴散開來。第六十一軍副軍長賈學明等一批軍官心灰意冷,部隊的士氣受到嚴重打擊。
更大的震動來自第二戰區執法總監張培梅。這位性格剛直的老將曾多次為李服膺向閻錫山說情,他認為臨陣處決將領,尤其是處決有功的將領,會讓全軍寒心。但他的意見沒有被接受。
1938年2月,晉南戰事失利,軍紀渙散,張培梅看到這一切,心中充滿憤懣與絕望。2月26日,他在吉縣住處留下遺書,吞服大量鴉片自盡。
他的死,被很多山西軍界人士視為對去年那場不公審判最激烈的無聲抗議。
父親死後,李擷英改名為李剛,取意剛強。她走上一條全新的道路,輾轉前往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併入黨。她個人的家庭悲劇,最終匯入了民族救亡的宏大洪流。
在當時的輿論和簡單戰報中,李服膺的名字總是和「失地」相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軍事檔案的公開,親歷者回憶的浮現以及史學界的研究,1937年秋天晉北這場阻擊戰的全貌逐漸清晰。
天鎮之戰,是全面抗戰初期華北地區為數不多的奉命堅守長達十日的陣地戰。第六十一軍以巨大犧牲,完成了最初的阻擊任務。李服膺作為軍人的服從,以及他的部隊在戰場上的付出,也逐漸得到更客觀的看待和承認。
後來,他的名字被列入抗日殉國將領名錄。天鎮城牆上的彈痕早已模糊,但這個故事和其中的教訓,值得我們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