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的冬天，冷得刺骨。
東台城外，荒野里的風像刀子一樣刮著人臉。海豐區一帶的村莊，這些日子總籠罩著一層說不清的壓抑——鬼子與偽軍三天兩頭來「掃蕩」，抓人、燒房，無惡不作。
臘月二十五那天，日寇和偽軍從潘饊鎮據點撲向南舍村的夏家墩子。海豐區游擊連早就得了消息，在半路打了伏擊。敵人沒有佔到便宜，惱羞成怒，隨後便撒網似的在附近幾個村子搜捕新四軍和游擊隊員。
薛舍村的民兵花春余，就是在這時候被抓的。
那天他本來在村後田埂下藏著，想等天黑再摸回去，不料被兩個偽軍給撞見了。那兩人用槍頂著他後背，捆了個結實，又找來一根擔繩，一頭拴在他腰上，另一頭系在馬鞍後面。
馬跑起來，花春余被拖拉在地面之上。砂石路磨破了他的衣裳，接著是皮肉。三里多路，花春余的血滴滴答答灑了一地。旁邊老百姓見狀無不紛紛別過臉去，眼裡含著淚。
花春余卻始終沒吭一聲，牙關咬得咯咯響，嘴唇咬出血來，也不討半句饒。
偽軍見他硬氣，更來了火，直接把人押進東台城，扔進了城西那座陰森森的監獄。
這監獄原是舊時的縣衙牢房，牆厚窗小，一股霉味混著令人作嘔的血腥氣。花春余被關進一間窄小的囚室，地上鋪著些發霉的爛稻草，牆角結著冰霜。
偽軍知道他是個民兵，想從他嘴裡撬出遊擊隊的下落，因此便變著花樣用刑。
連著三天，他們把他吊在樑上，用皮鞭抽，用棍子打。鞭子蘸了鹽水，一抽一道血痕；棍子敲在膝蓋上，骨頭像要裂開。
花春余昏過去幾次，又被冷水潑醒。每次醒來，耳邊都是偽軍兇狠的逼問：「說！你們的人藏在哪兒？還有誰是同夥？」
花春余那張被血污糊住的臉上，眼睛卻亮得駭人。他始終一字不吐，實在被問急了，就朝地上啐一口帶血的唾沫。
偽軍頭目見狀氣得跳腳：「真是塊硬石頭！看你能撐到幾時！」
他們以為折磨能讓人屈服，卻不知道，有些人的骨頭，是打斷也折不了的。
獄裡的日子慢得像凍住的河。
花春余身上沒有一處不疼，傷口化了膿，夜裡凍得發抖。但他心裡那團火卻沒熄——他想起了參加民兵那天晚上，隊長說的話：「咱跟鬼子干，不是為了自個兒活命，是為了讓千千萬萬老百姓將來能挺直腰桿過日子。」
這句話，在他最難熬的時候，成了心裡亮著的那盞燈。
牢飯每天只送一次，稀得照見人影的菜粥，半個窩頭。送飯的是個五十來歲的老漢，姓陳，瘦瘦小小的，總是低著頭，動作慢吞吞。
偽軍都不太防他，覺得此人就是個老實巴交的伙夫。
可花春余卻漸漸覺出了些不同。
老陳每次遞碗時，手指總會微微用力，在他手背上按一下。眼神交會時，那眼裡有關切，有鼓勵，還有一種只有自己人才懂的默契。
臘月二十九，傍晚，老陳又來送飯。這回他動作格外慢，趁著守門的偽軍轉身點煙的工夫，忽然壓低嗓子，語速極快：
「花兄弟，他們定了，過了年就……處決你。」
花春余渾身一震，碗差點沒端住。
老陳手不停，把窩頭塞進他手裡，聲音壓得更低：「別慌，今夜可得想想法子。」說著，從袖口裡滑出一個冰涼的硬物，迅速塞進花春余掌心。
是一把鐵鑿子，不到一拃長，卻沉甸甸的。
花春余心跳如鼓，死死攥住鑿子，藏進袖筒。老陳不再多說，收拾碗筷，佝僂著背走了。那一刻，花春余看著那背影，眼眶發熱。
除夕。
城外隱約傳來零零星星的鞭炮聲——那是有些大戶人家偷偷放的，圖個年意。獄裡的偽軍看守也鬆懈了不少，幾個人聚在值班屋裡喝酒划拳，吆喝聲隔著走廊傳過來。
花春余縮在牆角，耳朵貼著牆壁聽動靜。夜深了，外面的喧鬧也漸漸歇了，只剩下風聲呼呼刮過窗欞。花春余摸出那把鐵鑿子，指尖輕輕摩挲著粗糙的刃口。
不能再等了。
他挪到牢房後牆——那是朝向外頭巷子的一面，牆磚老舊，縫裡長著霉斑。花春余挑了一塊磚縫較寬的地方，把鑿子尖抵進去，用盡全身力氣，開始一點一點地撬。
每撬一下，花春余的手臂和後背傷口就撕裂般地疼。他額上冒出冷汗，牙齒咬得發酸，卻不敢停。鑿子和磚石摩擦的聲音在靜夜裡顯得格外刺耳，他每撬幾下就停下來聽——值班屋裡的猜拳聲還在繼續，沒人察覺。
磚塊漸漸鬆動了。
花春余換了個角度，用鑿子別住磚沿，慢慢往外抽。第一塊磚被抽出來時，一股冷風灌進來，撲在他臉上。他精神一振，顧不上疼，繼續撬第二塊、第三塊……
洞口越來越大，已經能容一個人鑽出去了。花春餘喘著粗氣，回頭看了一眼這間關了他十幾天的囚室，稻草堆、血跡斑斑的牆壁、冰冷的鐵欄。
花春余轉過身，把頭探出洞口。
外面是條窄巷，黑漆漆的，地上結著冰。遠處有燈火晃動，那是敵巡邏隊的馬燈。
他必須立刻離開。
花春余縮回身子，把稻草堆攏了攏，偽裝成人睡在那裡的樣子，然後深吸一口氣，從洞口鑽了出去。冷風像刀子一樣割著他的臉和脖子，身上的破衣裳根本擋不住寒。他貼著牆根，屏住呼吸，一步一步往巷子深處挪。
剛走出十幾步，巷口忽然傳來腳步聲和說話聲——巡邏隊過來了！
花春余渾身一僵，眼看無處可藏，瞥見巷邊有一條水溝，溝里半凍著污水。他來不及多想，翻身滑進溝里。水瞬間淹到胸口，冰冷刺骨，像千萬根針扎進傷口。他疼得眼前發黑，卻死死咬住嘴唇，不讓一絲聲音漏出來。
巡邏隊從溝邊走過，馬燈的光掃過水麵。花春余把頭埋低，只露出鼻孔。鬼子兵說著嘰里咕嚕的話，腳步聲漸漸遠去。
等四周重新陷入寂靜，他才從溝里爬出來。渾身濕透，冷得打顫，傷口被污水一浸，更是疼得鑽心。可他心裡卻燒著一把火——逃出來，必須逃出去！
他辨了辨方向，記得城外有條河，過了河就是游擊區活動的範圍。花春余拖著幾乎麻木的腿，深一腳淺一腳往城外摸。
夜裡風大，吹得野草嗚嗚作響，倒成了他行動的掩護。
城牆邊有個排水口，花春余趴下身子，從那裡鑽了出去。外面是開闊的荒野，遠遠能看見那條河，在月光下泛著冷白的光。
花春余跑到河邊，毫不猶豫地踏進水裡。河水齊胸深，冰碴子劃著皮膚。他一步一步往前挪，河水越來越急，幾次差點把他衝倒。他想起老陳塞給他鑿子時的眼神，想起游擊隊的同志，想起家鄉的鄉親……不能倒在這兒，絕對不能。
最終，花春余爬上了對岸。
回頭望，東台城黑黢黢的輪廓在夜色里像一頭蹲伏的獸。而前方，天色漸漸泛起青灰色——天快亮了。
花春余踉蹌著走進一片枯樹林，找了處背風的草窩子，癱坐下來。陽光從東邊慢慢爬上來，照在他血跡斑斑、凍得青紫的臉上。他望著那片光，咧開乾裂的嘴唇，笑了。
後來，花春余找到了游擊隊，繼續扛起槍打鬼子。他常說，自己能活下來，靠的是兩個人：一個是送飯的老陳，另一個，是心裡那個「不能讓老百姓永遠低頭」的念想。
那把鐵鑿子，他一直留著，直到很多年後，還鎖在家中的木匣里。有時夜深人靜，他會拿出來看看，冰涼鐵器上，彷彿還留著那個寒夜的溫度，和一顆滾燙的心。
1998年，花春余老人安詳離世。他的故事，卻在海豐鎮一帶口口相傳。人們說起那個除夕夜，說起冰河里的掙扎，說起鑿壁上那一線生的光亮，總會輕聲加上一句：
「那樣的年頭，活下來不容易。可總有人，硬是從死地里，扒出了一條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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