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Mark Seliger/August
原文截圖
美國需要更多的吉米·卡特
社論委員會
沒有預測歷史的裁決這回事。迄今為止，人們認定，吉米·卡特是位平庸的總統。他於周日（12月29日——譯註）在喬治亞州普萊恩斯（Plains）去世，享年一百歲。
他的一屆任期因一些簡直令他不知所措的情形和事件而被人們銘記：伊朗扣押了五十二名美國人質，營救他們的嘗試以失敗告終；輸油管道；通貨膨脹；蘇聯入侵阿富汗。但他也被認為是美國最偉大的前總統之一，因為他利用自己擔任公職的殘存明星力量，作為和平締造者、幕後外交官、人權衛士、自由選舉的監督者、無家可歸人士權益的倡導者，襄助了他的繼任者和國家，另一方面，他抽出時間寫詩，且以身作則，為傳統宗教價值觀提供了最好的案例。
2002年，在多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之後，卡特先生因對奠定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間和平基礎的戴維營協議的達成做出「重要貢獻」，以及致力於人權，抗擊熱帶疾病、增進全球各地民主的工作，而最終贏得這一獎項。
他的一生為世界各地領導人提供了無數教訓。
卡特先生之成為總統，幾乎不需要感謝任何人，包括他自己所在的黨。在1976年選舉中擊敗傑拉爾德·福特時，他組建了一個由小鎮和農村選民、藍領白人選民和非洲裔美國人組成的強大聯盟，令每一個美國都感到意外，或許除了他自己和他的妻子羅莎琳（Rosalynn）。
現在回顧起來，他不可能再有更幸運的參選時機了。對美國來說，早先的十年是殘酷的。林登·約翰遜沒有選擇謀求連任，是因為公眾對越南的一場無法致勝的戰爭愈發憤怒。為免遭彈劾，另一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辭職了。暗殺事件奪走了另一位肯尼迪，即博比，以及美國首屈一指的民權領袖小馬丁·路德·金的生命。越南戰爭以恥辱的失敗告終。（另一位肯尼迪，即Robert Francis Kennedy，綽號Bobby，是1963年11月遇刺身亡的總統約翰·肯尼迪的第第，1968年6月於競選總統途中也遇刺身亡。——譯註）
然後，這位重生的農場主商人粉墨登場了。他來自喬治亞州，有在海軍服役的記錄，紀律嚴明，有正直和堅定的價值觀，胸懷恢復政府榮譽，從而改變首都和國家氣氛的願景。
「相信我，」卡特先生在那次競選中一次又一次這樣說。「我永遠不會欺騙你們。」他的對手即在任總統傑拉爾德·福特擔得起人們的敬重，但幾乎毫無招架之功。福特先生的前任們的多重欺騙和腐敗的負擔實在太過沉重。
總的來說，美國人喜歡卡特先生。他們喜歡他手按喬治·華盛頓用過的聖經宣誓就職，喜歡他從就職慶典車隊中跳下豪華轎車，之後一直步行前往白宮。他們甚至喜歡他在電視節目中露面時穿的那件不起眼的羊毛衫。儘管這其中有些是政客的逢場作戲，但他的正派和理想主義，以及作為一名經理人的動力和決心，是不容置疑的。
這些特質幫助他成就了一些偉大而美好的事情。在外交政策方面，卡特先生挺身而出，鎮住了在巴拿馬運河問題上大做文章的煽動者，在巴拿馬自己的領土上賦予了巴拿馬期待已久的主權。他積極推行新的戰略武器控制措施。他冒著巨大風險，實現了他最重要的勝利——促成戴維營協議，據此協議，埃及和以色列同意實現和平。如果沒有卡特先生不知疲倦、日復一日地組織這場談判，戴維營協議是不可能達成的。
在國內事務方面，也有勝利。其中最重要的是放鬆對石油和天然氣價格的管制，此舉旨在增加供應，降低能源成本，減少美國對外國石油愈發危險的依賴。
卡特先生強大的自然資源保護道德同樣值得欽佩，這最終造就了幾乎沒有其他總統可以相提並論的荒野保護遺產。最突出的是在卸任前簽署的《阿拉斯加國家名勝土地保護法》，這部法案一舉保護了超過一億英畝的阿拉斯加土地。
簽署該法案是卡特先生在任最後一年為數不多的亮點之一。那一年，一切似乎都崩潰了；面對基本上超出他控制的強大力量，道德勸說、一腔善意和埋頭苦幹幾乎毫無用處，這一點也變得一清二楚。無論如何努力，他都無法控制攀升的物價和短缺的天然氣，也無法以他曾經希冀的方式振奮整個國家的情緒。在這一點上，他常常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他努力讓這個國家如同他那樣直面現實，這往往令他的受眾沮喪萬分。他看上去情緒低落，失去了一些最初的快樂，他對自己行為的政治影響的蔑視也影響到他。
例證之一，是1979年7月15日那次著名的萎靡不振的演講，那是他在戴維營與世隔絕期間準備的。那次演講的主題是能源危機、失業和通貨膨脹，以及一個雖然含糊不清但同樣令人不安的危險。他沒有用「萎靡不振」這個詞來形容當日的情形。他是這樣說的：「通常情況下，威脅幾乎是看不見的。那是一場信心危機，是一場打擊我們國家意志的核心、靈魂和精神的危機。我們對自己生活的意義越來越懷疑，我們的國家失去了團結一致的目標，從中我們可以洞見這場危機。」
這位來自喬治亞州普萊恩斯的男人直言不諱，許多人對此激賞不已。但善意是短暫的：人們認為，那是對他們的生活方式的斥責、非難、指控，而非行動的號召。幾天之內，卡特先生解僱了幾名內閣成員。據斯圖爾特·艾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的描述，那次演講和隨後的解僱令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士氣低落，乃至於他曾短暫想到辭職了事。艾森斯塔特是卡特先生的核心顧問，也是其總統任期的最可靠(也基本上是救贖性)講述的作者。
然後卡特先生成了破壞性力量：霍梅尼的年輕狂熱分子佔領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接下來的四百四十四天中，有五十二名美國人被扣為人質。對這場危機，卡特先生沒有多少能做的事; 事實上，正如艾森斯塔特先生提醒我們的那樣，他預見到，假如他像人們敦促的那樣，准許垂死的伊朗國王來到這個國家接受癌症治療（身為吉米·卡特，那是他必須做的），一些可怕的事情可能會發生。這場危機耗盡了卡特先生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一次救援行動成了一場慘敗。整件事端令人遺憾，進一步削弱了他作為領導人的地位。
恰如1976年美國需要一位好人的時機已經成熟，1980年，美國需要一位樂觀向上、無憂無慮、開朗散漫、精於政治，名叫羅納德·里根的好萊塢代言人，一樣時機成熟了。他談論的不是犧牲，而是無限的可能性，是把美國描述成一座山巔的閃亮城市。時年五旬的卡特先生回到了喬治亞州，開始了有史以來最為忙碌也最富成果的退休生活。
正如本社論委員會在1994年評論的那樣，相較於卡特先生，絕大多數前總統很難利用他們的地位致力於共同福祉。絕大多數總統寫了回憶錄。有些總統遁入私人生活; 有些總統成立了基金會; 有些總統四處遊走，因發表演講而聚攏了大量財富。卡特先生冒著風險，在與朝鮮的核談判以及非洲大陸和中東的國內衝突中扮演了誠實中間人的重要角色。
他將自己的第二個職業生涯描述為「締造和平」。這項工作依舊遠未完成，而且對那些仰慕卡特先生的人士而言依舊在繼續。
（本文是一篇《紐約時報》社論，原題「America Needs More Jimmy Carters」於2024年12月29日發佈於該報網站。已者聽橋，對機器形成的初步譯文有校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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