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璁之謎：超越刻板印象的首輔探尋
（一）誤認張居正之因由
在對明朝首輔的認知考量中，因諸多相似特徵而極易將張璁誤認作張居正。張居正於萬曆年間權傾朝野，大力推行改革，在歷史長河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其知名度頗高。文中所描述的首輔形象，如與皇帝關係密切、在內閣輔政且有重大舉措等，與張居正的事迹存在重疊之處。
張璁同樣在嘉靖朝有著重要地位且推行新政，然而其名聲遠不及張居正響亮，致使大眾在初步判斷時往往陷入思維定式，率先聯想到更為熟知的張居正，而忽略了嘉靖初年的關鍵人物張璁。
（二）傳統印象的片面解讀
在以往如《明朝那些事》這類大眾熟知的歷史敘述里，張璁被賦予了諸多負面標籤，像 「鑽營投機、偏執、自私、多疑」 等。此類刻板印象的形成，多源於對其在 「大禮議」 事件中的片面解讀以及歷史記載的偏向性。人們往往僅憑這些既定標籤去評判張璁，而未深入探究其在整個嘉靖朝政治格局中的全面作為，這無疑遮蔽了他可能具備的正面形象與積極貢獻，使得其真實的歷史地位長期被低估與誤解。
歷史地位考量：多重視角下的張璁評價
（一）官方謚號的平等地位
從大明官方的蓋棺定論來看，張璁與張居正的謚號均為 「文忠」。在明朝的謚號體系里，「文忠」 是位列第四的美謚，僅次於 「文正」「文貞」「文臣」。這一相同的謚號表明，在當時朝臣的評價體系中，二人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處於相近的水平高度。它象徵著朝廷對他們政治功績與品德操守的一種認可與肯定，意味著張璁在嘉靖朝的作為並非如傳統認知那般不堪，而是有著足以與張居正相提並論的重要價值與地位。
（二）民間與同僚的多元評價
在民間，張璁亦有一定的聲譽。明代著名評論家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將張璁與張居正並列，稱 「嘉靖初之張永嘉，荊上初之張江陵，皆絕世異彩」，其中 「張永嘉」 即張璁，「張江陵」 為張居正，以籍貫指代二人，彰顯其獨特地位。
同時，與張璁同時代的同僚也給予了他較為正面的評價。禮部尚書霍韜評價他 「無一念不忠朝廷，無一事不為國無離思加身」，就連曾多次彈劾他的王陽明弟子魏良弼在懷念往昔對手時，也不得不承認其大體為賢臣。
而嘉靖年間文壇領袖王世貞，雖對嚴嵩、嚴世蕃、張居正都言辭犀利，卻對張璁表達了強烈的追思。這些來自不同方面的評價，充分展現了張璁在當時社會各界眼中的多元形象，既有政治上的忠誠與作為，又有個人品德與才能方面值得肯定之處，進一步印證了其不可忽視的歷史地位。
政治變革舉措：嘉靖新政的全方位布局
（一）一條鞭法與考成法的先驅實踐
張璁在嘉靖朝的政治作為極具開創性。在嘉靖十年，他便推出了 「一條鞭法」 的試點，彼時雖名為 「編一條鞭」，但已具備了張居正後來大規模推行的 「一條鞭法」 的雛形。這一舉措旨在改革賦役制度，簡化徵收流程，減輕百姓負擔，對明代的財政稅收體系產生了深遠的潛在影響。
此外，考成法的理論基礎與藍本也源自張璁在嘉靖六年九月的上書。考成法著重對各級官吏進行考核監督，通過明確責任、規定期限、嚴格獎懲等措施，有效提升了政府的行政效率與管理效能，為整頓官場風氣、推動政策實施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多領域的深度改革舉措
其一，張璁對監察體系都察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嚴禁外官與都察院相關人員結交，有力地整肅了當時監察御史群體中綱紀不振、風氣懶散、時常稱病不出的不良現象，使得監察機構能夠更加公正、有效地履行職責，發揮其監督與制衡的重要作用。
其二，針對明代中期官僚體系過度膨脹的問題，張璁果斷採取行動。他淘汰了錦衣衛、齊孝等一級人員 3580 余名，革除其他榮官榮兵 4 萬餘人，並成功勸說嘉靖罷除自朱棣時期就已存在且逐漸變質的地方鎮守太監體系。這一系列舉措不僅精簡了冗餘的官僚機構，減輕了財政負擔，還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宦官干政的風險，優化了政治生態環境。
其三，重新規劃東廠、錦衣衛和三法司的職能。他將審判權從東廠、錦衣衛體系中剝離出來，歸還給三法司，使司法流程更加規範合理。東廠、錦衣衛主要負責案件的偵查與抓捕，而三法司則專註於審判定罪，避免了權力的過度集中與濫用，維護了司法的公正與權威。
其四，清查黃庄。清查皇室藩王勛貴以及太監中官所佔有的土地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嘉靖此前兩次嘗試均以失敗告終。而張璁在嘉靖九年展現出非凡的魄力，僅在京畿一帶就查勘勛貴田莊 528 處，清理土地 57400 余頃，並將其歸還給普通百姓。這一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土地兼并問題，保障了農民的利益，促進了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的發展。
其五，調整科舉選官制度。在明代多數時期，進士在仕途上佔據優勢地位，舉人、秀才往往只能從事低層次的工作。張璁打破常規，擴大了選官範圍，只要符合其考核標準，舉人、監生、秀才也能獲得一定的晉陞機會。這一變革間接催生了海瑞等名臣，為明代官場注入了新鮮血液，選拔出了更多實幹型人才，豐富了官員隊伍的結構與素質。
身後之名落差：被掩蓋的歷史真相
（一）出身與上位速度的影響
張璁身後之名遠不及張居正響亮，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在於其出身與上位速度。與張居正年少成名，十來歲中舉、二十多歲中進士且名列前茅不同，張璁雖二十多歲通過鄉試，但進京會試歷經七次落榜，直至正德十六年才以 47 歲高齡登科，且名次僅為二甲 78 名。
按照大明官場慣例，這樣的科舉成績難以入閣。然而，張璁因在 「大禮議」 事件中的出色表現，自中進士起僅六年便入閣，八年後升為首輔。這種火箭式的上位速度引起了眾多苦熬多年同僚的不滿與嫉妒，他們對張璁的輕視與抵觸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聲譽的傳播與後世的評價，使得其政治功績被忽視，負面形象被放大。
（二）清朝修史的偏見導向
清朝修撰《明史》時，主要編撰者之一萬斯同對張璁頗為反感，在編寫過程中多選取其黑料進行摘錄。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自身要求與對他人評價的雙重標準也對張璁產生了不利影響。他對張璁憑藉特殊機遇快速上位的經歷嗤之以鼻，卻無視身邊和珅類似甚至更甚的情況。
這種偏見在官方史書的編纂中得以體現，進一步誤導了後世對張璁的認知，使其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被邊緣化，光芒被張居正等更為 「正統」 的人物所掩蓋，導致其真實的歷史貢獻與地位長期得不到公正的對待與深入的研究。
文章來源：玄九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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