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品越：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在中國的偉大實踐與理論創新

【摘要】《共產黨宣言》中關於「消滅私有制」的論斷與我國經濟制度的歷史變革，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允許和支持私有制企業發展的政策之間的關係問題，是未解之重大難題。由此產生了「兩個三十年」相對立的論調、圍繞民營企業發展的各種噪音雜音。而這些噪音雜音由對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和對我國民營企業政策的孤立膚淺的解讀所致。應當從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思想體系、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總體進程著眼才能找到正確的答案。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的主旨不是簡單地消滅一切私有制，而是消滅那種驅使人們利用私有財產奴役他人勞動的社會力量。這就要從社會總體制度、資本主義私有制對歷史發展的辯證作用、人類社會「自然史」過程三個方面理解其豐富內涵。這一普遍原理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雖然表面上差異很大，但本質上都是《共產黨宣言》普遍原理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偉大創新成果。

《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地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所以「消滅私有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個別性主張，而是由馬克思主義整體理論所決定的普遍結論。新中國成立初期進行的社會主義的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當然符合這一原理。而在改革開放後，我國允許和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是否符合這一原理，許多人陷於困惑。於是出現了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相互對立」的論調。今天又由此衍生出對黨的基本經濟制度與「兩個毫不動搖」的懷疑，認為這只是我國生產力水平不高時的權宜之計，一旦「時機成熟」，我國就會「拋棄」非公經濟。這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對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具有相當大的負面影響。

可以說，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的普遍原理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之間的關係問題，成為我們繞不過去的理論難題。這個理論難題將伴隨著我國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過程。對此採取刻意迴避的態度是短視的「鴕鳥政策」，因為這無法消除難題本身，反而加深人們的困惑。而那種將「消滅私有制」說成是與今天無關的遙遠未來的共產主義遠景，與今天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毫無關係的說法，是變相的鴕鳥政策，其實際結果是把共產主義理想與今天的改革開放對立起來，因而十分有害：不但無法消除民營企業家們對未來何時被「消滅」的疑慮，還會產生把共產主義信念虛無化的傾向。所以，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中，勇於直面這一難題，用馬克思主義嚴密的理論體系實事求是地研究和解答這一理論難題，具有重要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這個理論難題並非個別觀點上的難題，而是根本性難題。因為馬克思清清楚楚地說「消滅私有制」是對共產黨人的全部理論的概括。而支持和鼓勵民營企業和實行對外資開放的政策，則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基本政策。所以就事論事式地討論這個問題無法得到正確的結果。必須從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理解「消滅私有制」的準確含義，從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歷史進程的宏大視野來真正解答這一難題。

一、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原理的多層次含義：目的、對象和怎樣消滅

對於上述難題，有人企圖通過簡單地否認馬克思本人具有「消滅私有制」的思想來解決。他們提出現行中文版《共產黨宣言》中的「消滅私有制」是對德語Aufhebung（音譯為「奧伏赫變」）的誤譯，應當改譯為「揚棄私有制」。然而這種觀點不僅受到許多權威翻譯家的強烈而有充分理論根據的反對，而且即使能夠成立，也根本無助於問題的解決。第一，即使翻譯成「揚棄私有制」，「揚棄」中的「棄」字本身就是「拋棄」「廢棄」，也即「消滅」。至於「揚」字只是「如何消滅」的問題，強調在消滅的同時有保留與發揚，但歸根到底還是要「消滅」。而從辯證法角度來看，「消滅」本來就包含其對立面——肯定與發展。所以這兩種翻譯並無實質性差別。第二，《資本論》中也明明白白地具有「消滅私有制」的思想，它與「Aufhebung」這個詞無關。這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這裡的「喪鐘就要響了」毫無疑義就是「消滅」。可見，將「消滅私有制」與「兩個毫不動搖」乃至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立的錯誤觀念，其產生原因不在翻譯，而在於對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的含義本身的誤解和對中國社會主義歷史進程的誤讀。

而要弄清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原理的深刻含義，必須搞清楚：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的目的是什麼？消滅對象又是什麼？怎樣消滅私有制？下面我們就此進行分析。

（一）消滅私有制的目的與對象：消滅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和總體資本主義制度

「消滅私有制」的提法並非馬克思的首創。資本主義出現之後首先提出「消滅私有制」的是空想社會主義者。德國的閔採爾主張用暴力建立一個以公有製為基礎、消滅壓迫和剝削的「千載太平天國」。康帕內拉的《太陽城》構想了一個實行絕對公有制的無階級社會。19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從文學描述轉向理性思考，用18世紀啟蒙思想的「普世價值」來表達無產者的訴求：「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空想社會主義——筆者）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據稱是更徹底的發展。」他們認為之所以要消滅私有制，是因為私有制違背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價值。公有制才能真正實現這一普世價值。而人類之所以還沒有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真正的理性和正義至今還沒有統治世界，這只是因為它們沒有被人們正確地認識。所缺少的只是個別的天才人物，現在這種人物已經出現而且已經認識了真理；……這種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樣可能誕生，這樣他就能使人類免去500年的迷誤、鬥爭和痛苦。」按照這種空想社會主義觀點，人類在任何時代都應當無條件地消滅一切私有制。

那些把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相割裂和相對立、把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相對立的觀點，正是把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與上述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相混淆而導致的。與空想社會主義本質不同，馬克思主義不是站在抽象人性論的「普世價值」立場上，而是站在社會總體系統的歷史發展規律上來理解「消滅私有制」的。「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這句話本身就要求我們從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來理解「消滅私有制」，而不是孤立地望文生義地理解其含義。這就產生了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的多層次含義。

首先，《共產黨宣言》在講「消滅私有制」之後接著解釋：「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其意思很清楚：「消滅私有制」並不是「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的權力」，也即允許人們佔有社會產品（社會產品當然包括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而只是剝奪利用這種私人佔有的產品來「奴役他人勞動」，也即奴役人民，所以人民必然最終將其消滅。換言之，如果某種私有制沒有成為奴役他人的權力，則不是消滅的對象，就不會被消滅。總而言之，「消滅私有制」不是為了消滅私人對社會產品的佔有，而是消滅利用這種佔有來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這不僅是道義要求，而且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客觀需要。這就是「消滅私有制」的目的。

其次，私有財產怎麼會變成「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的呢？可以從《共產黨宣言》的上下文中，和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尋找其答案。《共產黨宣言》接著指出：「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社會力量」一詞，德語是「eine gesellschaftliche Macht」，英譯本用的是「a social power」，即「社會權力」。此處用單數，指作為總體的社會力量，而不是單個資本力量之複數。而從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來看，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所批判的對象也不是單個資本家，而是作為整體的資本主義制度體系。《資本論》指出，資本家分割和佔有的不是單個企業的工人生產的剩餘價值，而是整個社會的剩餘價值。由此可見，《資本論》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理解成一個總體系統，資本權力正是這種總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權力，這種權力來自具有全局性影響的資本，而其他單個資本的權力只是這個總體權力的個別表現。

再次，這種「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的社會權力又是怎樣形成的呢？不是由沒有全局性影響力的單個資本的力量能夠形成的，而必須由社會制度體系的總體力量才能形成。其中包括：一是那些具有全局性影響的私人資本為核心組織起來全社會資產階級力量；二是代表整個這個資產階級力量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單個資本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來自這種整個階級的經濟和政治的總體力量，而不是其單槍匹馬的個體力量。因此「消滅私有制」不是消滅單個資本家及其私有財產，而是消滅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總體力量。那些能夠形成這種全局性社會力量的私有制資本才是其所要消滅的對象，而那種沒有全局性影響的單個資本，如果不能形成組織起來的作為總體的「公開的完整的階級」，可以不是消滅對象。後面我們將提到，鄧小平正是敏銳地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理論空間，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創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可見，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不是消滅一切私有制，而是要消滅那種產生了驅使私有資本奴役他人勞動的社會權力，為此必須從總體上消滅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以及全局性關鍵性部門被私人佔有的經濟制度，建立公有製為主體的制度。實際上，把「消滅私有制」理解為消滅所有的無關全局的生產資料私有權，不但理論上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而且在實踐上也是做不到的。即便在實行高度集中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時代，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在成分上也無法徹底消滅：農民有自留地和私人養殖，還有小商小販、手工業者等都是生產資料的小私有者。而最普遍的私有制則是作為間接投資的儲蓄：儲蓄的錢必須投入到生產中，轉變為生產要素才能生產剩餘價值，從而分得利息。因此，只要儲戶收取利息，也就間接地成為生產資料的私有者。因此要徹底消滅一切生產資料私有制就必須消滅一切儲蓄。這種極端化措施的破壞性不可想像。可見這種把「消滅私有制」理解為消滅一切生產資料的私有權的觀念，是一種不能實現的烏托邦。它與馬克思主義通過總體上消滅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無法解決的根本矛盾與危機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二）怎樣消滅作為總體的資本主義制度？總體性、辯證性、歷史性

如上所述，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指的是消滅那種驅使各個資本成為奴役他人勞動權力的總體社會力量——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那麼如何消滅這一制度呢？

首先是總體上消滅，消滅那些能夠形成驅使個體資本奴役他人的具有全局性影響的經濟部門的私有制，而不是消滅非全局性、非關鍵性部門的私有制，但同時也強調這些不是消滅對象的資本也應當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從《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和《法蘭西內戰》，馬克思都指出：在資本主義矛盾已經發展到不可能用資本主義方式解決的時候，必然會產生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無產階級政權，從政治上確立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這是消滅私有制的政治前提。在此基礎上改變全社會的所有制結構，從而消除那種驅使私有資本奴役他人勞動的社會權力。至於如何改變所有制結構，建立怎樣的所有制結構，馬克思恩格斯缺乏實踐基礎，不可能作出詳盡而科學的結論，但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同時也給其後繼者留下了巨大的理論空間。《共產黨宣言》中已經相當激進的10條主張，並沒有提出消滅一切企業的私有制，而是主張消滅下述領域的私有制：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裡；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裡；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也就是說，要消滅土地、銀行、運輸業、兒童教育這些具有對社會具有總體性支配力的私有制。其中第2條還提出對高收入者「徵收高額累進稅」，這說明他們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收入並非平均的，其中有高收入者，其不可能是工人，而是資本家，因為10條中沒有說消滅一切資本私有制。從今天的現實來看，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主張與今天我們說的「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具有契合點的。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提出這樣的方案，可能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在建立了無產階級政權之後，消滅了這些全局性部門的私有制，而代之以公有制，就可以為全社會的私有財產不再成為奴役他人勞動的社會權力，創造了經濟制度上的前提。而如何對待那些不能形成全社會總體資本權力的單個資本，馬克思並沒有作清楚的說明，因為當時並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實踐條件。我們由此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對其主張的嚴謹與慎重。而這些正是給馬克思主義後繼者們留下的理論空間和實踐空間。

「消滅私有制」指的是消滅資本主義總體制度，並不是說那些不能形成總體力量的單個資本家對奴役工人勞動可以不負責任。馬克思說，包括資本家在內，「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係負責的。」這就是說，個體資本家擁有的奴役工人勞動的權力來自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不能要求個人對此負完全責任。但他同時強調：「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即這些資本家個人對奴役他人勞動雖然不負全部責任，也應負部分社會責任，不應當用「玫瑰色」美化他們的面貌，因為他們主觀上利用了資本主義總體的社會力量來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是資本主義制度對工人階級奴役的實施者與受益者。因此要消滅資本對人民的奴役，最根本的是消滅總體社會的資本主義私有制體系，同時也要求其他單個資本承擔起社會責任。這一思想對我們理解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同時，強調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

其次是辯證的消滅，而不是形而上學的消滅，在否定中有肯定。馬克思講的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不是形而上學的簡單完全的否定，而是辯證的消滅，即在否定的同時必須保留和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在人類歷史發展上所作出的積極貢獻。馬克思的名言：「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否定」包含「肯定」、「消滅」包含「生成」，由此才能形成事物的發展。這種辯證否定由《資本論》所揭示的資本的兩面性所致。

與空想社會主義只看到資本家的罪惡不同，馬克思從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待資本主義制度，認為它是封建社會內在矛盾的必然產物，具有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無法比擬的巨大優勢。在封建生產方式中，地主貴族將勞動人民生產的剩餘價值用於表徵其等級制地位的物質財富符號中，使之成為不能生產財富的「死財富」，物質生產系統接近於簡單再生產狀態，其發展十分緩慢。而資本主義則將剩餘價值轉化為投入到生產系統的資本，作為組織各種生產要素的紐帶而進行擴大再生產，成為能夠生產財富的「活財富」，由此形成促進生產力迅速發展的巨大動力，使「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無論《共產黨宣言》還是《資本論》，對資本的這一積極方面是高度肯定的。只要資本的這種積極方面佔主導地位，它就不是消滅的對象。特別在我國將長期處於生產力水平還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更迫切需要鼓勵資本在發展生產力上的動力作用，因而更不可能將這些私有資本作為消滅對象。

但是，資本在產生這些積極作用的同時，又在全社會總體資本主義制度力量驅使和支撐下，為追求自身的增殖而進行奴役他人的勞動，使社會化生產力服務於私人資本追求利潤的目的。由此產生生產力的社會化與資本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造成資本積累與貧困積累，產生經濟危機、生態危機、勞動者被社會化資本力量奴役而導致的人的發展危機。這些危機本身由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因而資本主義制度只能從空間與時間上轉移和緩解這些危機，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由此導致這些危機不斷積累，發展到威脅人民生存與發展的程度，從而成為人類歷史必須消滅的對象。同時，在消滅它的同時，社會主義也要佔有其「一切積極的成果」，包括資本主義制度下創造的「機器、輪船、鐵路等等」現代化生產力，以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公司等等）」。

因此，既要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對勞動者的奴役，同時又要發揮資本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這才是辯證的消滅。至於採取怎樣的方法路徑進行這種「辯證的消滅」，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給出完整的實踐方案，因為他們的時代不具備解答這個難題的實踐條件。

再次，消滅私有制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而不是畢其功於一役地離開客觀規律的人為運動。馬克思說：「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這個「自然史過程」體現在「兩個必然」（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中。而這「兩個必然」正是通過「兩個決不會」來實現的：「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這裡的「兩個決不會」構成了「兩個必然」所需要的客觀條件。如果私有制企業還能夠發揮其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作用，它是決不會被消滅的。而當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和危害人類福祉的時候，人類社會必然會消滅它，這就是「兩個必然」的「自然史過程」。因此，按照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一個民營企業是否會被消滅，取決於它自身是促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增進還是危害人類福祉。那些為了私利而危害人民福祉、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私有企業，如果不能跟上社會前進的步伐，理所當然地會被人類歷史發展所消滅，這是歷史大勢。反之，那些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增進人民福祉的私有企業，不但不會被消滅，而且會不斷發展。這就是歷史的邏輯，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史過程」。

（三）對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的曲解產生的噪音與雜音

消滅私有制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兩個必然」的思想的核心，是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發展趨勢的核心判斷，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原則。正因如此，《共產黨宣言》提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其在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馬克思主義是我黨我國的指導思想，所以對這句話的理解，直接關係到如何對待資本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問題，也直接關係到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問題。

對這句話片面理解，必然產生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嚴重的危害。由於這句話本身的高度概括性、科學性與複雜性，由於一些人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系統化理解的能力，導致其脫離《共產黨宣言》的上下文，脫離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不是從資本主義制度的總體性、辯證性和「自然史過程」性來理解，而是膚淺地望文生義地機械地解讀，必然導致對它的曲解。例如有人站在看來很「左」的、實質上是抽象人性論的、超歷史的空想社會主義的膚淺的道義立場上，離開人們所處的歷史時期，超越時代地譴責所有的私有企業家，主張社會主義政府應當搞「國進民退」，消滅非公經濟，建立單一公有制經濟，以為這樣做才符合《共產黨宣言》「消滅私有制」的思想。這就將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長期國策對立起來，主張走具有空想社會主義特徵的僵化封閉的老路。這實質上是非常膚淺的思想，形「左」而實右，有害於中國式現代化進程。而那些信奉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們，則利用這種誤解，將馬克思主義與這種形「左」實右的膚淺的空想社會主義相混淆，以此來達到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他們散布社會主義中國總有一天要採取政治運動的手段沒收非公企業的資本，由此製造「共同富裕就是劫富濟貧」「民營企業是用過即棄的工具」等各種輿論噪音雜音，企圖嚇跑民營企業家與境外資本。因此，儘管主體立場不同，上述「左」「右」二者的實際結果是一致的。於是這種對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的錯誤解讀，成為各種噪音雜音的理論根源和利用對象。

只有把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放在《共產黨宣言》的整體語境中，放在馬克思主義總體理論體系中來理解，才能夠準確理解其含義。由此得到的正確理解，就是上述總體性理解（要消滅資本主義總體制度而非所有的個別資本，同時個別資本要承擔其社會責任）、辯證地理解（要消滅私有資本奴役他人勞動，阻礙生產力發展、危害人民福祉的方面，支持和鼓勵其促進生產力發展、有利於人民福祉的方面）和歷史地理解（消滅資本是個自然史過程，能夠促進和容納生產力發展和有利於人民福祉的資本有其存在與發展的理由，阻礙生產力發展和危害人民福祉的資本及其行為就應被消滅）。這樣的理解，既包含著基本的思想原則，也包含著需要進一步發展的理論空間，從而成為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支點。

二、新中國成立初期「消滅私有制」的表現形式：建立公有制計劃經濟體系

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是一般原理，其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有不同的實踐表現形式。《共產黨宣言》1872年版的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在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由於不同的歷史條件和需要完成的不同歷史任務，「消滅私有制」這個一般原理在不同歷史時期其表現形態各不相同，甚至表面看來相反，但都是馬克思主義同一思想的不同體現和不斷深化。只有把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的一般原理，與中國整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歷史進程相結合，才能發現和深刻把握那種把我國社會主義不同歷史時期的方針政策相對立，進而把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立的錯誤之所在。

一般來說，新生的社會形態的生產力水平應當高於它所要取代的舊社會形態，例如封建主義一經誕生，其生產力水平就高於奴隸制社會，資本主義一經誕生，其生產力水平就高於封建社會。但是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卻不是如此。這是由於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不斷向生產力後進國家轉移，導致資本主義體系內在矛盾的集中爆發點從發達國家轉移到後進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完成的迫切任務，分為兩大步：第一步是建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從總體上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體系。我們將這一步稱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時期」，它屬於從舊的社會形態向新社會形態的過渡時期。第二步則是在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努力發展生產力，繼承和發展資本主義全部生產力，這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兩大階段的偉大實踐，必然產生對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的認識不斷深化，產生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理論創新成果。

新中國成立初期（1949年至20世紀70年代）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時期」，其任務是將舊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形態改造為社會主義制度，並且建立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體系。「消滅私有制」在這一階段的表現形態是進行土地改革與三大改造，建立公有制計劃經濟體系與工業化體系。這由當時的中國社會歷史條件與歷史任務所決定。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的公有制經濟幾乎為空白，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性，中國的民族資本無法依靠本國的工業體系和經濟體系而生存，必須依賴外國資本來運營，因此如果中國走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中國經濟必然要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附庸，必然受制於人而使現代化無法實現。所以，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歷史高瞻遠矚的把握。當時的中國迫切需要用公有制計劃經濟體系，通過舉國體制來迅速建立起本國的工業體系。中國必須如《共產黨宣言》所說，首先要從總體制度上消滅資本主義，建立獨立自主的公有制經濟體系，由此建成中國初步的工業體系與國防體系。為此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沒收官僚資本，以作為公有制經濟的起步基礎；二是對民族資本進行工商業改造，實施公私合營，將私營企業納入公有制體系之中；三是先進行土地改革，進而對土改後的小農私有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實現土地國有化與集體化。這是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在當時的實現方式。雖然在這個時期也走了許多彎路，但總體上是正確的。而在由此建立的公有制體系中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宏觀層次的全局性、關鍵性、基礎性的經濟部門，如土地、銀行、交通、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的領域和部門，這是公有制的核心部分，是整個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它們正是《共產黨宣言》中所講的「消滅私有制」的內容；此外還有一部分基礎性的微觀層次的生產部門也建立了公有制，這是因為在建設公有制核心部門和現代國防體系中，受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的客觀條件限制，需要由國家統一調配日常生活資料來支撐。實踐證明這種方式是正確的：經過不到三十年的艱苦奮鬥，我國奠立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基礎，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國防體系，從而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奠定了物質基礎。這是在當時環境下對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的創造性發展。

三、改革開放時期「消滅私有制」的實現形式：所有制上的基本經濟制度

而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體系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體系已經初步構建之後，中國社會主義進入上述的第二步，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要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在總體上還落後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就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必然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基本的國情。這一歷史階段的中心任務，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的統攝之下，繼承和發展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於是，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在這一歷史階段中將要展示為怎樣的形式？我們黨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不斷解放思想，大膽創新，取得了偉大的理論創新成果。

在經過新中國建立後三十年的努力，建立起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之後，微觀層次的非全局性生產部門有沒有必要全部實行公有制？這些部門的新生的私有制企業是否允許存在？這就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如何理解「消滅私有制」的新問題。站在空想社會主義立場上回答這個問題，就會在任何情況下都把私有制本身當作罪惡來對待，當然不會允許任何微觀層次的私有制企業和個體私有制存在。於是出現了極左思潮與相應的政策，嚴重損害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轉折點，我們黨通過接受歷史教訓，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的新的實現形式——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實行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如上所述，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指的是要消滅社會總體經濟系統的私有制，從而消滅驅使私人資本奴役他人勞動的總體性社會力量。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政治上堅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經濟上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也即全局性、關鍵性、基礎性的經濟部門必須牢牢地堅持公有制，堅持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舍此就不是社會主義。在此前提下，充分發揮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積極性，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共同發展。這就形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基本經濟制度：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土地和全部自然資源的公有制、道路交通、通訊、能源等基礎設施的公有制是這種經濟體系的根基與支柱，而民營企業則是依靠在這個社會公有制總體體系之上的有機組成部分，共享著公有制基礎給其健康發展提供的優越的條件，從而獲得蓬勃發展。這是中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秘籍所在。所以，我國改革開放時期的指導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的一般原理在這個歷史條件下的表現形式。

首先，這是在社會總體制度上「消滅私有制」，而不是消滅一切不能形成總體性社會力量的私有資本，同時約束資本危害社會的行為。在公有製為主體的經濟制度下，作為社會總體系統的私有制在我國已經不復存在，而只存在依附於公有制經濟體系下的各個私有資本。正因如此，我國的私營資本也「不可能形成一個公開的完整的階級」，整個國家權力掌握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手中。「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民營企業生長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具有了與資本主義條件下不同的性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總體經濟系統驅使私有資本奴役他人勞動以實現資本擴張，使社會化生產力壟斷在少數私人手中。而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下，私有資本力量被公有制主體所引領而被納入到「三個有利於」的軌道，其負面作用得到扼制（當然也時有表現）。鄧小平深刻地指出：「『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由此可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社會總體制度層面基本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的歷史任務。

其次，這是辯證的「消滅私有制」。通過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既要用社會主義力量來消除私有資本為追求自身積累而造成的「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消除其產生兩極分化及其引發的危機，又同時充分發揮其促進生產力發展和有利於人民福祉的作用。並且如馬克思所說，接受資本主義產生的「一切積極的成果」。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這是對馬克思上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再次，這是通過「自然史過程」進行的「消滅私有制」。「消滅私有制」的過程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實現，所以無產階級一定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奪取政權，建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通過政治力量建立公有制經濟體系，並且在條件具備時建立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個過程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那些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產水平的私有資本得到政府和市場的支持鼓勵與引導，而其負面的消極方面得到扼制與消滅。社會主義本質就是通過這個歷史過程來展現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是中國共產黨通過實踐逐步認識到的「消滅私有制」的新的內涵，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繼承與發展。

雖然改革開放時期與新中國成立初期表現形式顯著不同，但二者內在本質是一致的，都是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表現和不斷深化。習近平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公有制計劃經濟制度及其建成的初步的工業體系，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誕生條件，否則不可能以公有製為主體，新生的民營企業也不可能具有可以依靠的公有制工業體系。而改革開放時期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的迅速發展，對以公有製為主體的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強大作出了巨大貢獻，使改革開放前所奠定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消滅私有制」思想的繼承與創新

如上所述，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是個「自然史過程」，社會主義本質是通過這個自然史過程歷史地展現出來的。黨的十八大之後，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而深刻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就國內來說，改革開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進入了深水區，由資本力量產生的腐敗問題、環境污染問題、貧富分化問題、國家安全問題等等，到了必須解決的程度。就國際來說，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霸權國家打壓中國，不擇手段地妄圖剝奪中國的發展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新的偉大飛躍，誕生了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消滅私有制」的思想必然要產生新的表現形式。其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擴充和豐富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形成對「消滅私有制」一般原理在實踐上的深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這一表述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擴充為所有制結構、利益關係結構、經濟運行機制三個方面。在所有制結構上，「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從總體制度上消除驅使私有制「奴役他人勞動」的社會力量，同時調動包括私有制在內的各種所有制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能動作用。在利益關係結構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從利益分配上消除「奴役他人勞動」所產生的兩極分化現象，同時鼓勵各種生產要素融入生產過程，以壯大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而在經濟運行機制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了市場主體之間的相互聯繫的紐帶，共同遵循的運行法則，充分發揮各類市場主體的作用，在鼓勵資本推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進一步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規消除資本「奴役他人勞動」的現象的發生。

第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支持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毫不動搖支持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建立公有制經濟與各種所有制形式之間相互補充、相互交融、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有機體。這是在經濟主體形態上對「消滅私有制」思想的深化。如果把中國民族經濟共同體比喻成一棵大樹，那麼，公有制國家資源便是土壤和樹根，而國有企業便是樹榦，民營企業則是生長在「樹根樹榦」上的枝葉。作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為民營企業提供最優良的生存和發展條件，而民營企業在此條件基礎上發揮其主體能動性，努力吸收市場經濟的陽光雨露，從而枝繁葉茂。公有制經濟也通過市場得到民營經濟的回報與滋養，社會經濟的土壤日益肥沃，根基日益粗壯，整個民族經濟之樹茁壯成長。由此消除資本奴役他人勞動的現象，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形式實踐「消滅私有制」的思想，建構最適合現代社會化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制度。

第三，把實現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徵，從而發揮公有制的主體作用，在消除私有資本造成的兩極分化現象的同時，鼓勵私有資本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產生積極作用。這是在歷史結果與作用上對「消滅私有制」思想的深化。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中，充分發揮公有制的主體作用，進行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貧困地區的投資環境與貧困人口的生產財富的能力，從而為民營企業開闢了廣闊的投資空間。這就既使貧困地區興辦新產業而增加就業機會，又通過增加農村購買力而為民營企業開拓了市場空間。由此實現了共同富裕與「兩個毫不動搖」的辯證統一，使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優勢得到了進一步發揮。

第四，通過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場規則，給資本設置紅綠燈，這是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在新時代的重大發展和新的表現形式，是在資本運行方式上對「消滅私有制」思想的深化。習近平指出：「要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要設立『紅綠燈』，健全資本發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邏輯清晰、制度完備的規則體系。」馬克思所要消滅的是奴役他人勞動的資本權力，而要做到這一點，在建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的基礎上，要對各類資本的行為進行引導與規範，既要充分發揮其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和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積極作用，又要防止其發生「奴役他人勞動」的消極作用——如壓低與拖欠工人工資、過度勞動、污染環境、不正當競爭，乃至通過平台經濟手段綁架全社會等等。這些都是追求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的表現。需要用「紅燈」來警示。

第五，培育新一代具有社會主義精神、承擔社會責任的新型民營企業家，這是在企業倫理上對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的深化。如前所述，馬克思認為資本家的奴役他人勞動的行為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同時也強調資本家個人應當負社會責任。因此在消滅了社會總體制度上驅使資本奴役工人勞動的社會力量之後，還需要民營企業家自覺地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提升自己主觀的思想覺悟。習近平指出：「優秀企業家必須對國家、對民族懷有崇高使命感和強烈責任感，把企業發展同國家繁榮、民族興盛、人民幸福緊密結合在一起，主動為國擔當、為國分憂，正所謂『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由此內在地消滅利用私有資本奴役他人勞動的動機。

第六，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在新時代的國際關係上的表現，則是建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從世界歷史發展角度對「消滅私有制」思想的深化。就當今國際社會而論，受軍工複合體壟斷資本支配的霸權主義體系，利用其佔有的生產資料奴役全世界人民，剝奪全世界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由此造成世界性經濟危機和安全危機。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核心內涵在國際關係上的表現。這種霸權主義體系為了剝削全世界人民生產的剩餘價值，將當代最先進的生產力投入到那些必將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軍工產業，用武力脅迫世界各國選邊站隊，剝奪新興國家的發展權。作為霸權主義經濟基礎的壟斷資本，嚴重威脅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所以一定要被人類歷史所消滅，否則人類將被它所消滅。這是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在當代國際關係上的表現。

總之，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思想，是旨在消滅驅使人們利用私有財產奴役他人勞動的社會力量，同時充分發揮多種所有制推動生產力發展、造福人民的積極作用。而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將資本發展納入規範化的軌道，提高企業家的主體思想覺悟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建立反對霸權主義的新發展格局，正是「消滅私有制」的一般原理在當代中國的展現。

【注釋略；本文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方法論研究」（20&ZD003）的階段性成果】

原文鏈接：

http://www.xueshujie.net.cn/upLoad/magazine/month_2308/202308021523349051.pdf

（作者繫上海財經大學資深教授、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來源：崑崙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學術界雜誌社」，原刊於《學術界》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