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萊斯曼 「百日新政」在何種情況下實施的，又有怎樣的影響？

前言

魏瑪共和國作為德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第一個共和國其存在時間雖短卻具有鮮明特色。政治上它結束了德意志第二帝國經濟上施行了廣泛的改革在「經濟民主」與社會保險領域開創先河文化上這一階段的成果頗豐呈現出百家爭鳴、欣欣向榮的景象。

但是種種繁華背後掩蓋的卻是紛繁複雜的矛盾與糾葛這也是一個充滿種種歷史陣痛的時期戰時經濟向和平經濟的過渡社會的轉型及紛繁複雜的外部環境使德國諸多領導人都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最終當大蕭條勢不可擋地湧向德國時共和國覆亡了提到施特萊斯曼大家首先便會想到他擔任魏瑪共和國外交部長一職達七年之久想起他的外交戰略的轉變為法德和解開創了先河而他的內閣總理生涯卻少有學者關注。

施特萊斯曼帶領德 國在世界舞台上走出了困局大刀闊斧地進行經濟改革終結了德國的超速通貨膨脹平定了來自「左派」和「右派」政治勢力的反叛為德 國進入相對發展時期創造 了條件。

「 百日新政」 的背景

舉步維艱的魏瑪德國

一戰戰敗對德國民眾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軍方宣傳下，德國民眾都沉浸在盲目樂觀的情緒之中。「十一月革命」為霍亨索倫家族數千的輝煌划上了句號。1919 年2月11日，魏瑪共和國誕生。

新生的共和國打上了戰敗國與新式民主國家的雙重烙印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克勞斯·費舍爾曾說「在1919 年至1933年之間，德國屈從於兩個文件一-《凡爾賽和約》和《魏瑪憲法》，直到希特勒撕毀這兩個文件之前，前者一直決定著德國如何面對境外的強國，後者一直控制著德國人的生活。」

1919 年的巴黎和會上，以英國、法國與美國為代表的戰勝國對以德國為首的戰敗國進行制裁和宰割。1919 年6月28 日，魏瑪共和以德意志帝國繼承者的身份與各戰勝國在凡爾賽宮簽訂了《協約及參戰各國對德和約》，通稱為《凡爾賽和約》。

該和約主要包括領土條款、殖民地條款、軍事條款和經濟條款，並將所有的戰爭罪責推向德國。這一條約不僅極大地傷害了德國人民的民族感情，而且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給新生的魏瑪共和國帶來了許多不安定的因素。因「借款式」的軍事籌款方式，德國經濟本身就瀕臨崩潰。第二帝國的統治者相信，德國戰勝之後，戰敗國賠款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然而事與願違，德國最終戰敗。《凡爾賽和約》實施之後，德國不僅要支付巨額戰爭賠款，還必須將大量木材、牲畜煤和商船及其他生活必需品長期運往戰勝國，同時一系列限制德國經濟生產能力的條款也嚴重地放緩了德國經濟恢復的步伐。德意志帝國挑起的這場戰爭無異於引火燒身，親手將戰前輝煌燦爛的工業文明毀在了熊熊戰火之中。

1923年德國綜合危機

1923 年，德國遭遇了一場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1月11日，法國、比利時以德國未履行賠款條款為由佔領魯爾地區。德國政府遂採取「消極抵抗」的措施來對付法國。魯爾地區是德國的經濟心臟，煤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 88%，生鐵佔70%，鋼鐵占 40%以上。

魯爾地區的經濟地位不言而喻，法、比佔領者禁止將魯爾的煤、生鐵和鋼鐵運往德國其它地方，導致德國各地工廠企業大量停產倒閉、生產極劇下降，失業人數飆升。同時，核心地區的停產需要來自政府的大力經濟支持，這使德國政府財政負擔過重，經濟呈現出負增長態勢。

隨著「消極抵抗」持續時間越來越長，日益加劇的通貨膨脹嚴重降低了德國貨幣的購買力。通貨膨脹使德國中產階級的積蓄付之一炬，他們日益貧困化和激進化，對民主共和國失去信心，不支持中央政府，轉而支持各種極端勢力。1923 年全面危機將共和國推入瀕臨崩潰的境地。

戰結束以後，德國對協約國賠款問題成為一個棘手問題，在很長時間裡影響了歐洲格局乃至世界格局。1919年，巴黎和會未能就德國賠償問題達成最終解決方案。《凡爾賽和約》僅僅規定了德國負有賠償責任和德國履行賠償的範圍沒有就賠款總額、支付方法以及分配比率作出具體規定。

為了解決《凡爾賽和約》的遺留問題，協約國組織成立「賠償委員會」，由英、美、法、意、比、日等國各派一名代表參加。和約規定，賠款委員會最遲必須在 1921 年5月1日之前提出德國賠款總額的方案，在此之前，德國應預付200億金馬克現金，並發行 1000億金馬克價值的支付實物的債券。

各大國對此問題的看法不盡相同。法國與德國曾多次兵戎相見，法國想盡一切可能削弱德國力量。一向奉行「均勢政策」的英國則希望利用德國牽製法國，主張不太苛刻的賠償。美國則意圖扶植德國，使其成為自身在歐洲的基地，由此進一步奪取歐洲的領導權。

「百日新政」 的影晌及評價

首先，施特萊斯曼的「百日新政」對魏瑪共和國、整個歐洲乃至世界歷史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百日新政」期間，施特萊斯曼憑藉自身的勇氣與責任感,面對現實、勇於擔當、力挽狂瀾。在任期之內，施特萊斯曼和他的內閣成員擔負起了主要責任，因為召開了一個短暫時期之後，國會在就處於長期休會狀態之中。

外交上，面對法國、比利時的長期入侵行為，施特萊斯曼在認清了各方局勢之後，運用自身的努力積極與國外各界溝通。在英法兩國9 月 19 日作出友好聲明後，被迫作出了結束「消極抵抗」的決策。而後，在法國保持強硬態度不願與德國中央政府談判的情況下，施特萊斯曼不得不同意法國政府與德國地方大工業家直接談判，最後拖延到 11 月23 日，終於達成國際廠礦監督委員會協議。

施特萊斯曼解決了外交困境，開拓了經濟專家解決賠款問題的道路，為後來《道威斯計劃》的談判奠定了基礎，也為德因的相對穩定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氛圍。在平息外部威脅後，施特菜斯曼開始著手解決國內問題。國內問題上，首當其衝的便是如斷線風箏一般扶搖直上的通貨膨脹率。

為解決國內複雜的經濟問題，施特萊斯曼採納了希法亭提出的《授權法》議案。在內閣對《授權法》產生分歧後，施特萊斯曼堅決拒絕將民族人民黨引入內閣，經多方協調後，最終再次組建了大聯盟內閣。

此外，魯爾危機的解決、德國超速通貨膨脹以及平定各地的叛亂也給歐洲帶了更多的穩定因素。魯爾危機後，在英、美等國的努力下，法德之間的緊張局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國際關係趨於緩和。而德國對超速通貨膨脹的抑制各地叛亂的平息也使外國對德國的信心增加，定程度上促成了 20 紀20年代末期的經濟繁榮，各國貿易也呈現出良好勢頭。

施特菜斯曼在執政過程中不斷強調政黨責任，而在他踐行政黨責任時卻遭到了人民黨內部右翼成員的反叛與攻擊。但他依然強調作為政治家和政黨的責任意識，為了國家利益，經常在本党進行遊說。即使是最後下台時，施特萊斯曼仍然在強調政黨與議會的貴任，勵政黨通過公開鬥爭進行政黨活動。

「施特萊斯曼試圖將人民黨變成一個真正的中間政黨。對施特菜斯曼而言，這樣一個政黨與歷史上的德國緊密相連，現實中充當「左」「右」之中的協調者的角色，在將來促進民族共同體的成長。」

就當時德國的現實而言，在魏瑪共和國的政治體制內，總統和國防軍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魏瑪憲法設計的是總統與國會之間的一種制衡機制。

此後他的外交部長生涯中，他通過與法國的和解，最大限度地為德國爭取利益除此之外，施特萊斯曼的總理生涯也為他日後成為享譽國內外的外交家、政治家奠定了基礎。在他的總理任期內，他彰顯了自己的智慧與勇氣，在國內政治圈內獲得了更為廣泛的認可，在對德意志民族人民黨的毫不隱晦的批評當中，劃清了與民族主義分子之間的關係。

他開始於政治上的「左派」走得更近，他也消滅了對興登堡、魯登道夫等人的幻想，因為他們一直企圖顛覆共和制政體建立獨裁統治。他開始與政治上的「右派」漸行漸遠，開始認可魏瑪共和國體制。而他的果敢與堅定，也獲得了許多中間派的認可。至少艾伯特總統對他的執政是滿意的，他們二者的合作使魏瑪體制的弊病還沒有完全彰顯出來。施特萊斯曼的總理生涯對他的政治理念以及日後的外交部長生涯留下了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