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頊駕崩後，保守派捲土重來，廢除所有新法，否定了前朝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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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當朝皇帝名叫趙頊，是宋英宗趙曙的長子，治平四年（1067年）繼帝位，年僅19歲；元豐八年（1085年）駕崩，時年38歲。廟號神宗，謚號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史稱宋神宗。

宋神宗

謚號與廟號，都有勸善戒惡的功能。廟號起源於商朝，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標準，開國君主一般是祖，繼位君主有治國才能者為宗。如劉邦、趙匡胤是開國君主，廟號為太祖；李世民、趙匡義是有治國才能的第二任君主，廟號為太宗。

謚號確立於周朝，是後人對君主和三品以上大臣給予的蓋棺論定的評價。美謚，是頌揚類的謚號，如「文」表示有經緯天地之才、勤學好問之德，「武」表示有威有德，「平」表示治國有方。惡謚，是批評類的謚號，如「煬」表示好高騖遠，「厲」表示殺戮無辜，「幽」表示受到蒙蔽，「靈」表示不走正路。中謚，是同情類的謚號，如「愍」表示遭遇大難，「懷」表示軟弱短壽。

趙頊的廟號被定為「神」，是令人玩味的。大家來看，「神」字由表示祭台的「示」和表示雷電的「申」構成，本義是天神，泛指人的精神和虛無縹緲的神靈，後來引申為不同尋常、不可思議。但廟號里的「神」，卻是指「民無能名」，也就是「無法評價」的意思。趙頊駕崩後，保守派捲土重來，全面執掌了朝政，廢除了所有新法，否定了前朝的變革。

儘管變法派大臣說他有功，但保守派卻認定他有過。此時臨朝聽政的又是保守派的總後台高太后，只不過當媽的不方便罵兒子，其他人更不敢罵他，只好含糊其詞，宣布「不知道如何評價」，上廟號「神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明朝有一個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十分荒唐，他的廟號也是神宗。

說實話，宋神宗和明神宗天差地別，不可同日而語。宋神宗的品質幾乎無可挑剔，他仁慈，體察民情，恤孤養老；他謙恭，克己復禮，尊重宰相；他簡樸，從不大興土木、遊山玩水；他好學，常常因此廢寢忘食。

他登基後，下決心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現狀，多方尋找「富國強兵」之策。他還披上全副盔甲去見祖母，問：「娘娘，我穿著這副盔甲好嗎？」不久，他就把王安石推到變法的前台。

變法內容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建立了國家財政計劃委員會——制置三司條例司，由參知政事王安石、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主持，負責籌劃國家財政，制定和頒布新法，下決心向冗費、冗官、冗兵開刀，一場從富國、強兵到取士的全面變法拉開大幕。

均輸法，熙寧二年（1069年）七月推行。朝廷撥出500萬貫錢和300萬石米，作為採購經費，變地方供奉為中央採購。初衷在於限制地方官員腐敗。

青苗法，熙寧二年（1069年）九月推行。又叫常平新法，就是把常平倉、廣惠倉的政府儲備糧1500萬石拿出來作本錢，在農戶稻麥剛生出青苗，尚未變黃，存糧往往已經吃完，「青黃不接」時，以20%的利息借貸給農戶，半年後——稻麥收穫後加20%利息償還。

青苗法固然是朝廷的生財之道，但對於飽受青黃不接之苦的農民來說，也算是一個福音。以放高利貸為業的地主、豪強對此痛恨，是很容易理解的。至於上級下達貸款指標，地方官吏強行攤派，就超出變法設計者的預料了。

農田水利法（農田利害條約），於熙寧二年（1069年）十一月推行。規定各州縣需要興修水利的，小者自行解決，大者奏報朝廷實施。凡提出合理化建議或出錢募工興建的，官府給予獎勵。

免役法（募役法、雇役法），於熙寧二年（1069年）十二月公布條目，熙寧三年（1070年）冬在開封府試行，熙寧四年（1071年）十月在全國推行，是一種將民眾服役貨幣化的方式。也就是說，只要出錢，就不必「出差」了。此前，官戶是免差役的，而民戶按照貧富程度被分為九等，上四等戶服差役，下五等戶免役。實行免疫法後，官戶也需要出錢，因此十分抵觸。

科舉新法，於熙寧三年（1070年）開始推行。取消明經各科，只以進士科取士。在科舉考試中，不再考詩賦、帖經、墨義，只考經義、論、策，並把「三經新義」作為必讀書目和標準答案，把科舉的立足點放在選拔有用之才上。理由是：一個人從小寫詩作賦，對聖人之言卻知之甚少，一旦當了官員，如何治國理政？

保甲法，於熙寧三年（1070年）十二月推行，與商鞅的連坐法一脈相承。胥吏改革，於熙寧三年（1070年）十二月推行。對沒有官階的胥吏實行俸祿制，可以通過考試晉陞為幕職州縣官。

三舍法，於熙寧四年（1071年）九月推行。在太學中設立外舍、內舍、上舍「三舍」，每年各舍進行一次總考，決定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分等次。上捨生考取上等的，等於進士及第，獲得授官資格；考取中等的，免禮部考試；考取下等的，免解試。為了培養專門人才，設置了武學——軍事專科學校，律學——法律專科學校，太醫局——醫學專科學校。

市易法，於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頒行。朝廷設立市易司，撥出100萬貫作為本錢，負責平價購買滯銷商品，到市場缺貨時再按統一定價出售。目的在於平抑物價。保馬法，於熙寧五年（1072年）五月推行。變官府養馬為民間養馬，對養馬戶減賦稅、給補貼。

方田均稅法，於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生效。清查耕地，堵住了地主隱瞞田畝、逃避稅收的漏洞。對全國耕地依照肥沃貧瘠，分為五等，肥田賦稅多征，貧地賦稅減征。軍器監法，於熙寧六年（1073年）六月推行。建設兵工廠，錄用能工巧匠改良和製造武器。

免刑法，於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頒布。汴京（今河南開封市）的肉行向官府定期交納「免行役錢」後，就不再向官府低價供應物資，目的是解決官員盤剝肉行問題。將兵法，於熙寧七年（1074年）九月推行。要求將領常駐軍中，履行訓練和征戰義務，以期改變長期以來「兵不認識將，將不認識兵」的局面。

變法成效

對於這次變法的優與劣，史上一直毀譽參半。這個討論見仁見智，現在公布幾組數字。第一組，財政收入。變法前，朝廷財政已經入不敷出。《宋史·食貨志》記載，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財政內外收入11613萬單位（金、幣、絲、綿、柴草），折成錢為6000多萬貫（緡、石），其中赤字1570萬單位。

變法16年後，也就是宋神宗駕崩的元豐八年（1085年），朝廷財政年收入達到8249萬貫（緡、石），僅貨幣收入就超過6200萬貫，其中青苗法利息收入突破300萬貫。朝廷內外的府庫都已裝滿，小縣的結餘也不下20萬貫。建成才兩年的元豐庫，就存儲了800萬貫。據畢仲游估計，單是把各路青苗、免役、坊場、河渡、戶絕庄產的收入，全部劃歸朝廷作為經費，可以開支20年。

第二組，軍費開支。大宋開國時有軍隊22萬人，百年時間增加了6倍，治平元年（1064年）有禁軍（朝廷直屬軍隊）69.3萬人，廂軍（地方軍隊）48.8萬人，軍隊總人數為118.1萬，當年軍費支出4800萬貫（石），占財政總收入的80%。

變法後，按照合併法壓縮了軍隊。熙寧八年（1075年），禁軍壓縮到56.87萬人，廂軍壓縮到22.76萬人，軍隊總人數為79.6萬人，年軍費開支比治平年間減少810萬貫。

第三組，農田面積。宋真宗時期，有戶數867萬戶，有墾田5.2億畝；變法後查出了大量隱田，又開墾了許多新田。元豐六年（1083年）有戶數1721萬戶，全國登記的墾田達到7.2億畝，墾田面積不僅超過了地域廣闊的唐朝，即使後來的元、明也沒有超過這一數額。

第四組，糧食產量。熙寧二年（1069年）到熙寧九年（1076年），通過農田水利法，全國興修水利工程1萬項，受益農田3636萬畝。南方稻田平均畝產近300斤，是唐朝的三倍。每個勞力年產糧食4000斤左右，與1984年大致相當。

第五組，募役收入。變法前，從事政府差役的53.6萬人。實行免役法後，所用差役為42.9萬人，減少10.7萬人。以熙寧九年（1076年）為例，通過募役獲得役錢1041.5萬貫，僱傭差役花費648.8萬貫，尚且結餘392.7萬貫。

第六組，官吏俸祿。變法前，有官員24000人，朝廷每年支付俸祿1200萬貫；而吏和衙役沒有一貫錢的俸祿，全靠挖空心思地尋租、訛詐甚至敲詐混日子。變法後，官員數量下降到21900人，朝廷每年少支付俸祿105萬貫；而朝廷從熙寧六年（1073年）開始，給所有的吏和衙役發放了俸祿，每年支付吏及衙役俸祿110萬貫，實現了「民不加稅而利祿以給焉」。

看到這六組數字，如果哪個皇帝還不動心，恐怕就是傻瓜了。當然，站在商人、地主和百姓的角度看這些數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牛頓力學定律在社會生活中同樣適用：有一個作用力，就有一個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這次變法既沒有輿論鋪墊，又沒做到循序漸進，況且變法的名目如此之多，涉及的群體如此之廣，推行的日期如此之急，施行的方式如此徹底，與商人分利的意圖如此明顯，又打破了「法先王」的儒家傳統，因而從一開始就形成了倡導（變法派、新黨）和反對（保守派、舊黨）兩大陣營。

王安石和宋神宗沒有辦法把人數眾多的反對派趕出政府，只能把他們貶出朝廷，外放到地方擔任首長。問題來了，因為所有的新法全靠地方政府去執行，於是呈現出一種戲劇性場景，就是由一批反對新法的人，負責執行新法。不可避免地，這些人用種種方法阻礙新法，故意使民眾痛恨新法，從而證實新法的罪惡。

熙寧七年（1074年）春，北方發生了一連串旱災，汴京看門官鄭俠把饑民流亡情形繪成《流民圖》，呈送皇帝和太后，並在奏摺中說：圖中所畫的，都是臣每天在城樓上親眼所見，畫出來的還不到百分之一。帝輦之下，慘狀尚且如此；千里之外，真不知是什麼樣子！百姓早就家無隔夜之糧，為什麼還要戴著枷鎖去砍自己的桑樹，拆自己的房子？

就是因為要償還王安石逼他們借的國債，繳納王安石新設的稅費，而原本應該用來救濟災民和平抑物價的專項基金，卻被王安石挪作他用了，為政府斂財了。懇請陛下罷禍國殃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如果陛下依照臣的意見來做，十天之內還不下雨，請將臣在宣德門外斬首示眾，以正欺君罔上之罪。

看完圖與上奏，宋神宗深受觸動，潸然淚下。就因為這次旱災，加上保守派的推波助瀾，作為變法派後盾的宋神宗，竟然陷入了自我懷疑之中，讓保守派人士——學士承旨韓維擬定詔書，不僅在詔書中責備自己，還暫時停止了方田均稅法和保甲法，進而讓王安石離開了宰相之位。

也許是天不助王安石，詔書下達的第三天，居然天降大雨。其實，宋神宗對保守派的打擊一直不夠得力，特別是對保守派中的元老一味遷就，甚至把反對新法的馮京提拔為參知政事，從而造成了變法派不香、保守派不臭的政治格局。

儘管這場變法發生在宋神宗熙寧年間，從嚴格意義上應被稱為「熙寧變法」，但因為王安石是變法的直接操作者，一直處在輿論風暴的中央，不得不喊著「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號，像堂•吉訶德一樣挑戰風車，表現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絕，所以這場變法多被稱為「王安石變法」。

一位旅美學者評價王安石說：「11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的傑出人物。新政是他對時代挑戰的回應，顯示出與現代方案驚人的相似性；它們已經成為現代世界的靈感來源之一，不只是對於巨變時期的許多中國人來說，而且超越於中國之外——比如，對於遠至美國的剩餘農產品政策。毫不誇張地說，王安石理應在世界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無論是在變法中所發揮的作用，還是後人對變法人物的評價，允許和推動變法的宋神宗，似乎都成了一個陪襯人，個別時候還是一個隱身人，有時甚至游移不定、動搖彷徨。為此，王安石屢次埋怨宋神宗「剛健不足」「憂畏太過」，還形象地揶揄他「天下事如同煮羹，添一把火，又加一瓢水，羹怎麼有熟的時候呀？」一位學者甚至評價宋神宗「氣魄不夠宏大，思想不夠深刻，性格不夠剛毅」。

要我說，我們不能怨宋神宗，而是應該分析他為什麼有這樣的表現，更應該分析他這樣的表現對國家是好是壞，是福是禍。宋神宗之所以看似不夠宏大、深刻、剛毅，避不開「虛君實相」制度。

眾所周知，古代皇帝，尤其是中央集權制王朝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是國家最高的精神象徵、政治領袖和軍事統帥，擁有國家最高裁決權，哪有主動分權給宰相的例子？其實，早在唐代就有一種宰相副署制度。

皇帝的詔書，須由宰相副署——也就是見到皇帝的詔書後，宰相同意，然後加蓋中書門下大印，這道詔書才能送尚書省執行。如果宰相對詔書有意見，可以拒絕副署。皇帝不經宰相副署直接發布命令，是違制的，不會被各級機構承認。

唐中宗就曾越過宰相直接任命官員，但他畢竟心虛，所以裝詔書的封袋，不敢按照平常的式樣封發，而改用斜封。所寫的「敕」字，也不敢用朱（紅）筆，而改用墨（黑）筆，時稱「斜封墨敕」。這種私下授予的官，被稱為「斜封官」，一般人看不起。也就是說，唐朝就有了君權、相權「分權制衡」的苗頭，可惜它只發芽，沒長大。

參考文獻：

劉子健《宋代中國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王才忠《宋神宗與王安石變法》一文，原載《史學月刊》1988年第6期。

徐懷謙《拗相公王安石》，原載《博識宋元》，京華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