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西安事變」對毛澤東的戰略謀劃能力是一場巨大的考驗？

為什麼說「西安事變」對毛澤東的戰略謀劃能力是一場巨大的考驗？

分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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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02

為什麼說「西安事變」對毛澤東的戰略謀劃能力是一場巨大的考驗？

西安事變前後的毛澤東與周恩來

1935年10月，毛澤東等率領中央紅軍抵達陝北，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陝北成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落腳之地。此時的中央紅軍只剩下幾千人，即使加上陝北紅軍總共也只有1萬人。

而環繞在陝甘一帶的各部國民黨軍隊多達近30萬人，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黨中央和紅軍的生存可謂危機四伏。

毛澤東面臨如此嚴峻的形勢，他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向來善於從戰略上進行謀劃的毛澤東主動出擊，一方面對來犯之敵狠狠地進行軍事打擊，另一方面則對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17路軍進行政治上的爭取。

在毛澤東的籌划下和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到1936年9月，紅軍與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17路軍等都達成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協議，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之間基本形成了統一戰線的「三位一體」的良好局面。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對蔣介石苦諫「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無效後，發動了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並迅速致電中共。驚聞如此劇變，中共中央反應迅速，毛澤東當天就對西安事變作出了短期和長期打算。

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就做了4件事：一是致電正在和國民黨談判的潘漢年，要他勸國民黨與中共中央一起反日救國；二是以軍委主席團名義通報西安事變的發生，並要求各兵團準備新的戰略行動；三是號召民眾「要求南京罷免蔣介石，並把他交給人民審判」；四是提醒張學良要把蔣介石控制在自己手裡，並告訴他周恩來將前往西安共商大計。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會議對「西安事變」進行了認真討論，當時對「西安事變」處理的意見主要體現在3方面：一是要以西安為中心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二是提出「要求罷免蔣介石並交由人民公審」；三是把蔣介石給除掉，不論從哪方面來看都是有好處的。

西安事變（舞台劇照）

周恩來難能可貴地在會上提出了不同意見，他主張既不推翻南京政府另起爐灶，也不在西安成立任何形式與南京對立的中心政權。周恩來的主張得到了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的贊同。毛澤東在總結髮言中提出，我們具體指出蔣介石個人的錯誤，而不把反蔣和抗日並列。

會後，毛澤東和周恩來致電張學良，要對全體官兵宣布蔣介石賣國殘民的罪狀，以此在政治上團結全軍，並要張學良派飛機來接周恩來前往西安。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發生之初之所以會提出要把蔣介石交由人民審判，很大程度是受了張學良、楊虎城對蔣介石的態度的影響。

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政府內部亂成一鍋粥，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堅決主張發兵討伐西安以平息事變；黃埔系和中央軍部分人大聲嚷嚷著要帶兵「血洗長安」。國民黨軍機對陝西三原、渭南等地大肆轟炸，且有20萬軍隊進駐潼關至華陰一帶，眼看大戰一觸即發。

在這種異常嚴峻的形勢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保蔣安全」的戰略，並公開呼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周恩來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西安與張學良會談，會談中，周恩來重點談到如何處置蔣介石的問題。

在得知宋子文將來西安後，周恩來和張學良商定了與宋子文談判的條件，在融合中共以及張楊二人的有關主張後，提出成立抗日聯軍、成立肅清親日派的過渡政府、在西安召開救國會議的籌備會，並提出了「保蔣安全」等等主張，這就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提供了思路。

與此同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保蔣安全」的策略，開始放棄對外宣傳「把蔣介石交由人民審判」的主張，並公開呼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當天，周恩來與張學良會談後就會見了楊虎城，並把有關情況告知了楊虎城，楊虎城表示同意周張二人的意見，至此，紅軍和東北軍、西北軍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初步意見達成一致。

楊虎城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開會討論西安事變問題，張聞天提出，我們應把抗日作為中心，再要求把蔣介石交由人民公審是不妥當的。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明確黨的方針是「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這次會議成為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決策的轉折點，毛澤東在會上正式確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會後，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要求「西安抗日軍也應當按照此次會議確定的方針而前進」，這就保證了周恩來在西安為和平解決事變而進行談判的方向。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以私人身份來西安探明情況，他顧慮會被「討伐張楊」的何應欽抓住把柄而不敢和周恩來見面，但周恩來還是託人轉達了中共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意見，宋子文得知後很是興奮，對中共在關鍵時刻的表現非常讚賞。

此時，東北軍在西安前線戰事失利，12月21日，一直坐鎮西安的張學良甚至當面向蔣介石辭行，要親自趕往前線指揮。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提出要周恩來與張楊二人商量爭取與蔣介石進行談判，在若干條件下恢復蔣介石的自由，並在這些條件下一致抗日。

至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釋放蔣介石的問題，並明確提出了若干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具體談判條件，這標誌著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決策的重大變化，即從「審蔣罪行」到「保蔣安全」，再到最終「釋蔣抗日」的根本轉變。這一決策的轉變為促進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2月22日，宋子文和宋美齡抵達西安後就見了蔣介石，蔣介石的態度當天就發生了重大轉變，他答應了周恩來提出的要求，但他的條件是他自己不出面而由宋氏兄妹代他出面，且他僅以「領袖的人格」作保證而不作任何書面簽字。至此，圍繞著釋放蔣介石這個問題而進行談判的條件終於成熟了，也為周恩來在即將開展的談判中擔當重要角色掃清了障礙。

張學良與楊虎城

從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對解決西安事變的決策發生的幾次轉變來看，毛澤東以其卓越的戰略謀劃能力，為西安事變的最終和平解決貢獻了最重要的力量。正是毛澤東的這種高瞻遠矚的戰略謀劃，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指引了方向並創造了條件，也為接下來國共兩黨聯手抗日開創了重要的前提條件。毛澤東在這場巨大考驗中獲得了勝利，這也標誌著他在政治上的日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