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毛澤東的一次緊急召見

作者 王 殊

人老了,常常會追憶過去,特別是追憶那些最難忘的年月中印象最深刻的事。1972年對我是不平常的一年,我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聽了他對國內外形勢的議論。當然這已是多年前的事了,可是,隨著時間差距的加大,每次回想起來,對這些事似乎看得更深一些,體會也更多一些。

周總理說,你們不要他,我就要他

我得從頭說起。還是在1972年7月20日晚上,我接到國內要我立即回國的緊急電報後,從西德波恩經巴黎、卡拉奇、上海回到了北京。我是新華社駐波恩的記者,當時兩國還沒有建交,我國在波恩只有新華分社一個新聞單位。新華社外事部的同志在機場接我時,告我回家後不要出去,周總理可能隨時要見我。第二天一早,外事部的同志又通知我馬上去外交部,姬鵬飛外長要見我。姬外長對我在波恩兩年多的工作給予了很多的鼓勵,並且要我在家裡等著,總理可能很快要接見我。


當天下午,我就得到了總理要在晚上7時在人大會堂接見我的通知。這件事證實了幾個月來一直盤旋在我思想上的一個感覺。那是1972年初,外交部給我們分社專門發來了電報,表揚我發給國內的有關西德局勢和歐洲形勢的一些報告,認為有參考價值。幾個月後,外交部又給分社發來電報,對我寫的另一些報告進行表揚。外交部發這樣的電報,而且是連續兩次,是極為少見的。我估計可能是周總理甚至是毛主席看了我的報告後,有了批示,外交部才發這樣的電報的。後來,又聽說總理在接見一些出國代表團時,一再提到了我寫的一些報告。

當晚,我比規定的時間提早了一些走進人大會堂的東大廳。客廳里還沒有一個人, 燈也沒有全開。我坐在藤椅上等候,心中非常的激動。我是在1969年12月即「文革」的第三年到波恩工作的,而且是老記者中第一個被派出國的,完全是靠周總理有關恢復國外新華分社的指示。「文革」前我大多數時間在國外分社工作,1964年中回國,在總社國際部擔任發稿助理。「文革」 一開始就成了 「三反分子」,在社內勞改隊勞動了兩年,後來幹部解放,恢復了原來的職務。中共九大後,總理在一次會議上問到新華社軍管小組領導有關國外分社的問題,回答是絕大多數駐外記者早已回國參加「文革」,多數分社已空無一人,有些分社留下個別人看家。總理非常氣憤,質問為什麼不請示,不報告,並責成新華社領導立即派出記者,恢復國外分社。於是新華社成立了一個小組,著手恢復工作,但由於當時極左思潮嚴重,在挑選記者特別是老記者時極為困難。我經過大半年的審查和反覆討論後好不容易得到了通過, 國際部還有一個領導說像這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該先上山下鄉三年再到國外去, 另有一個老編輯寫信給軍管小組,說這樣的 「三反分子」不應派到國外。

不一會,周總理一個人走了進來。他看到我就問道,你就是王殊嗎?我過去曾見過總理,「文革」後再也沒有見到。他顯得蒼老了一些,瘦削了一些,兩鬢的白髮也增加了不少,但他的目光仍炯炯有神,令人感到威嚴和信任。他以嚴厲的目光注視了我的一身打扮,舊制服,布鞋,就問我在波恩穿什麼衣服。我說在波恩穿西服,回來後換掉了。他說,你為什麼不穿給我們看看呢,有什麼不可以穿的呢。我感到,總理這番話不僅是對人們在「文革」中穿著一片灰、一片黃的情況說的,而且是對當時在國外工作的同志也紛紛換上布制服、布鞋的情況說的。總理要我坐到他身邊去,問我在什麼學校讀的書,什麼時間參加革命,有些什麼工作經歷等。他對我說,「施羅德訪華,你是應該陪同回國的,當時外交部疏忽了,沒有及時通知你,因此你回來晚了幾天。」他又說,「我前天會見了施羅德,談得不錯。他說要真安全,真和平,我說很欣賞他這個看法。」施羅德是西德第一個訪華的資深政治家,當時西德的反對黨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副主席,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戰後在他的黨長期執政期間擔任過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在他兩次公開表示願意訪華以後,我專門採訪了他。我在向國內報告時建議邀請他訪華,周總理批示由外交學會邀請他在1972年7月中訪華兩周,在西德和歐洲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接著,周總理就開始了對我的「考試」,問我西德有多少人口,面積多大,有幾個州,首府在哪裡等,我總算都答上來了。他又問到西德經濟和工農業生產的情況,我有的還答得上來,有的就答不出來。總理時常對外事工作人員特別是外交官進行這樣的「考試」,問題往往是屬於基本情況的,但應「考」者也常常會答不上來。

正談著的時候,姬鵬飛外長、喬冠華副外長以及王海容、唐聞生同志等先後走進了會客廳。總理談到了正題,對我說,「你就蘇聯戰略和中德關係寫的一些報告和材料,我都看過了,毛主席也看過了。你調研做得不錯,你提出的兩霸爭奪的重點在歐洲,蘇聯的戰略仍是向西,與美國爭奪歐洲,而不是向東,轉向中國,這個看法很好。」他又說,「你工作做得不錯,也要注意謙虛謹慎。施羅德走時說回國後要為發展兩國關係而努力,你早些回去了解他訪華回國後各方的反應,把後續工作做好。」我聽了這些話後心潮起伏,非常激動,特別是因為這幾個月來從總社傳來的消息對我的壓力越來越大,先是有人告發我是「五一六」分子,提供了不少的「材料」。還有人認為我做外事工作太多,發回的公開報道太少,在波恩「不務正業」,要求把我調回北京。周總理聽到這些話後,非常生氣,後來在一次有各外事部門參加的會上問新華社軍管小組的同志說,王殊發回來的電報你們看了沒有,看到他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性沒有,你們不要他,我就要他。

毛主席說,你不要哭了,我請你抽支煙吧

見過總理後,我就準備回波恩去。晚上我常常出去探望親友。7月24日晚上9時半,我乘公共汽車回宿舍,剛剛下車,外事部的幾個同志就欣喜若狂地拉住我的手說,「真是好不容易找到你了。」原來他們在晚上大約7時接到電話通知,說有重要事情,要我務必在晚上9時到外交部門口,再一起乘汽車前去。他們立刻到新華社宿舍來找我,看到我家裡沒人,又到我可能去的幾個同志家裡,後來就在宿舍區內一面找一面喊,找了一個多小時。最後,他們決定分幾個人到公共汽車站上等,這才把我等著。我乘車到外交部門口已近10時,唐聞生同志已等我很久,上了車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見我。我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寓所,就被引進毛主席的書房。

這個地方是我們在毛主席接見外賓的影視中熟悉的,中間有一圈接待客人的沙發和茶几,因是夏天已換上了鋪著席子的藤椅,椅子背後有好幾隻高大的有著白色大燈罩的落地燈,右邊靠牆擺著幾個裝滿了線裝書的書架。

我走進去時,毛主席坐在他習慣坐的左邊的大藤椅上,正在同周總理、喬冠華、王海容談話。我同毛主席握了手,周總理給我介紹說,過去在復旦大學上的學,學的是英文,長期在國外當記者。毛主席笑著說,「我也當過記者,我們是同行。」我心頭非常激動,而且一想到在「文革」中被批判是「三反分子」,現在又有「五一六」的嫌疑,情緒更加起伏,忽然哭了起來。毛主席從茶几上拿起一支煙說,「你不要哭了,我請你抽一支煙吧。」我走過去拿了煙,這是一種特製的把尼古丁減少到最低限度的小雪茄煙,我把它放在旁邊的茶几上,想帶回家作個紀念。可是過了一個多小時,我一看煙沒有了,原來是煙癮很大的喬冠華同志已經拿去抽掉了。由於我解放後長期在國外工作,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他比「文革」以來的電視、電影上蒼老了一些,也肥胖了一些,頭髮已斑白稀疏,穿著一套寬大的白色綢衣褲,但精神還不錯。他在1972年初生了一場重病,幸虧在2月份尼克松來訪時已痊癒,但腿部還沒有完全恢復。這一點,尼克松已發現了,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主席的身體不太好。

毛主席談興很濃,從國際形勢說到國內問題,從晚上10時一直談到凌晨1時,一共3個小時。當時,在1969年3月中蘇在珍寶島地區發生衝突以後,雙方都增強了邊境的兵力,邊境形勢十分緊張。在國內,「文革」已進行了6年,政治上經濟上都發生了嚴重困難。生產下降,供應困難,各派內戰不止,人心動蕩,造成了十分混亂的局面。珍寶島邊境衝突發生以來,在西方出現了一種論調,認為蘇聯戰略將會東移,轉向中國,在我們國內也有類似的看法。我在1969年12月去西德波恩時,新華社和國內其他部門的一些同志要我注意研究蘇聯戰略問題,究竟是向西,還是向東。我到波恩後同西德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並統計了西德報刊的言論,發現絕大多數的人認為蘇聯的戰略並沒有改變,也不可能改變。歐洲是美蘇爭奪的重點,蘇聯的根本利益在歐洲。如果蘇聯戰略真的要東移,不但對付不了中國,而且會失掉歐洲,蘇聯不會做這樣的蠢事。只有極少數人認為蘇聯戰略將會東移,而且其中有些人是幸災樂禍地幻想蘇聯的矛頭能指向中國。我還感到,不應把西德看成是軍國主義、復仇主義國家,而應像對待其他西方國家一樣,與之建立正常的關係。後來,我把這些看法寫了不少的報告陸續發回國內,請有關的同志考慮。

遞交國書

所以,毛主席在談話中一開始就談到了蘇聯戰略的問題。他說,西方不少人正在討論蘇聯的戰略究竟是向西還是向東,還是聲東擊西。有的人還幻想把蘇聯這股禍水推向東方。歐洲是一塊肥肉,大家都想吃,我們沒有資格。美蘇爭奪的重點在歐洲,正由於這個原因,雙方都一直把重兵擺在歐洲,誰也不肯丟掉這塊肥肉。他準確地列舉了美蘇雙方在歐洲的兵力數字後說,我看蘇聯就是聲東擊西,麻痹西方。西歐國家太多,太散,太軟,不能單靠美國,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蘇聯的威脅。

接著,他談到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說德國威廉皇帝和希特勒在世界大戰中都最終遭到了失敗,主要原因都是吃兩面出擊的虧。威廉皇帝1914年在西線同法、英軍隊還處在對峙狀態,第二年又把大量兵力從西線調到東線進攻俄國,幻想先打敗俄軍,迫使俄國沙皇簽訂和約退出戰爭,再來收拾法、英。這個目標未能實現,第三年又把大量兵力調回西線。但情況已發生變化,法、英軍隊已得到加強,美國也參戰在即,最後他吃了敗仗,不得不簽訂和約。希特勒也是一樣,被最初的勝利沖昏頭腦,西線還沒有全部解決,又在1941年6月發動了對蘇聯的進攻,結果也陷入了被兩面夾擊的境地,最後也遭到了失敗,連柏林也丟掉了。在中外歷史上,這樣的教訓還有不少。

毛主席援引歷史上的這些教訓,仍是在闡釋他的一貫思想,就是要集中兵力,打擊主要的敵人,不要分散力量,犯四面出擊的錯誤。我感到,毛主席的這番話當然是指蘇聯說的,說明蘇聯的根本利益是在歐洲,要同美國爭奪這塊肥肉,而不可能戰略東移。如果真的膽敢侵犯中國,就會把歐洲送給美國,最後受到兩面夾擊,落得像威廉皇帝和希特勒一樣的下場。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我們,要記取歷史上的這些經驗教訓。當時,尼克松在上台以後,看到了中蘇關係的惡化,邊境形勢的緊張,一再向我們伸出了觸角。毛主席採取了重大的外交戰略部署,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從而在國際上出現了美中共同對付蘇聯的形勢。毛主席接著引用了唐朝詩人劉禹錫的詩《西塞山懷古》的前半段:「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提醒我們不要以為長江上有千尋鐵鎖而高枕無憂,如果放鬆警惕,敵人的樓船就會直取金陵,最後只能像當時的吳王一樣舉起一片降幡。

毛主席說,我就是歡喜右派,可以請來,我也可以同他們談

在中美關係改善之後,毛主席和周總理最關心的是我國同作為東西兩個經濟大國的日本和西德的關係問題。周總理向毛主席彙報了西德政治家施羅德剛剛訪華的情況,說施羅德來談得不錯,他表示回國後將為兩國早日建交而努力。日本田中首相想來訪問,仍沒有下決心建交,如果同西德談成,對他也是一種壓力。他又說,王殊在那裡工作做得不錯,結交了政界、經濟界不少重要的朋友,了解了很多的情況。在尼克松訪華後,西德不少右翼政治家包括基督教社會聯盟的施特勞斯都想到北京來訪問。毛主席說,我就是歡喜右派,可以請來,我也可以同他們談。尼克松來,我就是同他在這個房間里談的,談得還不錯。你們也可以多派一些人出去,交些朋友,聽聽他們的意見。

後來,毛主席轉到了國內問題。看來他最關心的是重建在「文革」中遭到破壞的各級政府和黨的機構,克服國內的混亂狀態,恢復正常的秩序。他著重談到了培養接班人的問題,對總理說,你要到全國各地去,在工農兵中好好找一找,找一些人來擔任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政治局委員,政府中的副總理、副部長,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等。要儘快地去走一下,在工農兵中找一些有代表性的,年紀輕一些的,當然也要顧大局的。要認真地找一下,把這樣的人找到。

兩天後,周總理召集我們和某些部門的領導同志學習毛主席的這次談話。在談到從工農兵中找人的問題時,總理提到了當時一些工農兵代表人物的名字,說這些人在群眾中是有一些威信的,但他們的文化水平太低,要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估計會有很多困難。可能要辦一個學習班,讓他們學點理論,學點文化知識,並且總結一點經驗教訓才好。後來,周總理經毛主席同意,辦了幾期中央讀書班,調來了一些工農兵代表人物參加,但也混進了一些造反派。舉辦讀書班的時間不長,在1973年8月舉行的中共十大和1975年1月召開的四屆人大上,一些參加讀書班的人擔任了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王洪文竟當上了僅排在周總理之後的黨中央的副主席,「四人幫」其他人也都混進了中央政治局,張春橋還當上了僅排在鄧小平同志之後的副總理。

毛主席還一再談到了安定群眾生活的問題。當時,剛剛給職工增加了一些工資。他說,已有好多年沒有給大家增加工資了。當然,只能增加很少,但大家都很高興。我辦公室的一些年輕人說,真想不到增加了工資,可以打算買些什麼了。可見,工資是要增加一些的,但現在還不能增加很多。他還說,要注意群眾的食品供應,現在雖然還不能吃得太好,但要有所改善。房子這些年也蓋得少了,或者沒有蓋,很多人住得很擠,要蓋一些造價低的房子,讓大家先有房子可住。

凌晨一時了,周總理首先說,時間不早了,請主席早些休息吧。告辭後,總理在外面的小會客室里又同我們談了一會。他說,毛主席已批准了外交部有關同西德談判建交的請示報告,要儘快辦。他要我馬上回波恩去了解西德各方特別是政府對施羅德訪華的反應,迅速報告國內。如果可能,早日同西德開始建交談判,對日本會是一個壓力。當然,如果日本同意同我國建交,對西德也是一個推動。結果,如周總理所預料的,在1972年9月29日,周總理同田中首相在北京簽署了兩國建交的聯合公報。在同一天,中國、西德的談判代表也在波恩草簽了兩國建交的聯合公報,西德謝爾外長應我國政府的邀請將到北京訪問,同我國姬鵬飛外長正式簽署這個聯合公報。這兩個消息同時刊登在9月30日《人民日報》的第一版上。毛主席、周總理對同時與日本、西德建交非常高興,由此完全實現了毛主席在外交上的重大戰略部署,在國際上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而且對我們國內局勢也有很大的影響。我自己也根據周總理的意見,離開了記者的崗位,調到了新建立的我國駐西德使館工作。

毛主席在談話中一開始就談到了蘇聯戰略的問題。他說,西方不少人正在討論蘇聯的戰略究竟是向西還是向東,還是聲東擊西。有的人還幻想把蘇聯這股禍水推向東方。歐洲是一塊肥肉,大家都想吃,我們沒有資格。美蘇爭奪的重點在歐洲,正由於這個原因,雙方都一直把重兵擺在歐洲,誰也不肯丟掉這塊肥肉。

來源 《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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