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發生後，陳嘉庚領導南洋華僑組織「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募捐巨款，支持祖國抗戰，僅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兩年，就達國幣一億四千四百四十五萬六千元，加上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〇兩年的捐款，總數約達二、三億元。除此以外，陳嘉庚還在南洋主持勸募購買「救國公債」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僅在馬來亞就募購公債一千五百萬元;又為宋美齡任主席的重慶「難童保育會」和「寒衣募捐會」在馬來亞向華僑募捐五百多萬元。
當時中國半壁河山已淪於敵人的鐵蹄之下，財政來源大大減少，華僑捐款加上華僑贍家匯款對祖國的財政經濟起了很大的作用。據一九四〇年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國民參政會上報告:一九三九年軍費為十八億元。同年華僑匯回祖國之款達十一億元，其中捐款約佔百分之十，而南洋華僑捐款占華僑捐款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多。陳嘉庚為了抗戰救國，領導華僑籌賑,始終是十分努力的。
一九四〇年三月下旬，陳嘉庚以南僑總會主席身份回國考察和慰問。蔣介石政府因為陳嘉庚對華僑界有巨大號召力，特別是因為陳嘉庚領導華僑籌賑作出了很大成績，把他當作一個大財神，因而把歡迎陳嘉庚當作一件大事，動員了有關的黨、政、軍大員歡迎並接待陳嘉庚。
陳嘉庚回國慰勞考察也得到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各方面愛國人士的歡迎和重視。
國民黨當局在蔣介石親自策劃之下,對待陳嘉庚的主要手法，最初是「捧」和「拉」，就是挖空心思地捧，千方百計地拉。為了捧陳嘉庚，蔣介石政府在重慶一地即準備八萬元經費，要舉行一系列大小宴會，以博取陳嘉庚的歡心。不料陳嘉庚對這樣的奢侈應酬極為反感，他認為在軍民艱苦抗戰之時,不該如此鋪張浪費,並擔心引起各地連鎖反應，競相揮霍，因此特地在重慶各報刊登一則啟事:「聞政府籌備巨費招待慰勞團，余實深感謝。然慰勞團一切用費已充分帶來，不欲消耗政府或民眾招待之費……在此抗戰中艱難困苦時期，尤當極力節省無謂應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礙工作。希望政府及社會原諒!」
慰勞團中的國民黨人侯西反，說他在重慶六十多天，無日不被請赴宴，常常一天要赴宴兩次。陳嘉庚對國民黨官僚這種作風印象很壞。
蔣介石他們認為，如果能把陳嘉庚拉入國民黨，不但可以藉助於這個大財神，使他們「生財有道」;還可以利用他的威望，為國民黨爭取過來更多的華僑。因此，在陳嘉庚到達重慶不久，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就在一個宴會上宣布:「我們歡迎陳嘉庚先生來共同領導國民黨!」陳嘉庚沉默不語，一時宴會上靜寂無聲，使朱家驊十分尷尬。老奸巨滑的戴季陶看見陳嘉庚面有不愉之色，趕快起來打圓場說:「陳先生熱誠為國家社會服務，入黨不入黨是一樣的。」這才緩和了宴會上的緊張空氣。他們原以為當場給陳老一頂高帽子，不難把他拉入黨內，哪裡知道陳嘉庚不上他們的圈套。
蔣介石在第一次宴請陳嘉庚時，裝出一付虛懷若谷的假象，問陳對重慶有何觀感。陳嘉庚說，他自己對政治是個門外漢，重慶工廠還未參觀，提不出什麼重要的意見，只覺得重慶的人力車和汽車都很臟，不但影響觀瞻，也不衛生。蔣介石一聽，煞有介事似地把意見記入手冊，並下令全市車輛要注意清潔衛生。這只不過是做給陳看，以討陳的歡心而已。
蔣介石又聽說陳嘉庚平素儉樸,所以在嘉陵新村特地只用四、五樣菜加些麵包招待陳嘉庚和慰勞團，以標榜其所謂的新生活運動。但重慶達官貴人們花天酒地、揮金若土的情形，瞞不過陳嘉庚的眼睛。在重慶，最令陳嘉庚不滿的是蔣介石政府要員的貪污營私。嘉陵新村富麗堂皇的大官私邸，使他極為驚訝;當他聽到那座宏偉新穎的嘉陵賓館為孔祥熙私人所開時，起初不大相信，後來孔祥熙親口承認確是他所開辦，使陳嘉庚為之愕然。他想孔祥熙長期擔任財政部長和行政院長，竟公然私營企業，搜刮民脂，可見國民黨大官貪污腐化確非虛傳。
一次重慶經濟學社請陳嘉庚在重慶大學禮堂演講有關華僑回國投資問題。陳老指出，要華僑回國投資，國民黨政府必須先有信用。大會主席馬寅初最後講話，稱讚陳嘉庚的話切中時弊，並且說:「現在國家不幸遭受強敵侵略，危險萬狀。可是保管外匯的人，卻不顧大局，偷竊外匯，而且貪得無厭，獲利竟達六、七千萬元，將留給自己子孫買棺材!」馬寅初慷慨激昂，幾乎聲淚俱下，使陳嘉庚深深感動。他說:「其忠勇直爽，不怕權威，深為在座千百人所敬仰。」坐在陳老旁邊的川康平民商業銀行的周季誨悄悄對陳老說:「這種話，除了馬寅初，誰也不敢說。」陳嘉庚因此十分敬佩馬寅初，同時對蔣介石政府的貪污腐化有了更深的印象。
陳嘉庚雖然對重慶許多現象感到很失望，但是中國什麼地方有光明，他當時還看不出來，所以還寄希望於蔣介石能夠改革弊政，使抗戰獲得最後的勝利。他在重慶出席許多大會，如國民參政會的歡迎會、重慶軍政民各界聯合歡迎會、政府各機關歡迎慰勞團的宴會等等，也和許多重要人物談過話，包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孔祥熙、立法院長孫科、監察院長于右任、司法院長居正、考試院長戴季陶，以及宋子文、何應欽、白崇禧、陳誠、馮玉祥、邵力子、翁文灝、王世傑等等。他在這期間的發言，主要是報告華僑支持抗戰的情況，詢問我國抗戰中的軍事和經濟等問題，尤其關心國共兩黨能否合作抗戰到底，對於蔣介石政府的貪污腐化還不曾公開提出抨擊，只悶在心裡。當時在重慶的中共負責人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曾特地去訪問陳老，並贈送陝北出產的羊皮衣三件給他。陳嘉庚也對他們表示關心國共合作的問題。董必武等三人請他去參加中共駐重慶辦事處的歡迎茶會，他在茶會上的講話主要也是關於南洋華僑支持抗戰的情況，希望國共兩黨以救亡為前提，竭力避免內戰，合作抗戰到底，以免海外華僑痛心失望。陳老在茶會中問起他如果到延安去訪問毛主席，應該從什麼地方去，需要多少天，路上交通如何?葉劍英回答說，如果到了西安，可以去找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他通知準備車輛，把陳嘉庚送至延安。不久，毛主席就從延安打來一封電報，正式邀請陳老到延安去。
陳嘉庚要訪問延安的消息，給了蔣介石很大的震動。於是國民黨人對待陳嘉庚,除了「捧」和「拉」的手法以外，還加上「防」,就是千方百計防止他與中共接近，更要防止他傾向中共。
陳嘉庚由重慶到成都的時候，蔣介石因為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也到了成都。他立即發出請柬，請陳嘉庚參加一個規模盛大的宴會。宴會結束的時候，還約陳嘉庚第二天同進午餐，並在第二天早上就派人送來正式請柬。這一餐午飯，蔣介石還叫宋美齡作陪。吃完飯，陳嘉庚告辭，蔣又留陳老談話。開始蔣問:「陳先生要從成都到哪裡?」陳回答:「要到蘭州和西安。」蔣又問:「還要到什麼別的地方?」陳老知道蔣的意思，就老老實實地回答:「如果有車可以到延安，也想去。」於是蔣介石大罵共產黨，說了中共許多壞話，意思是叫陳嘉庚不要去延安。但是陳老回答說:「我的職責是代表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凡是交通沒有阻礙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親自去看看，以盡我的責任，回海外也好據實向華僑報告。」蔣介石看見陳嘉庚堅持要去延安，既沒有理由可以阻止他，又不好引起這個「財神」反感，只好說:「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產黨的欺騙。」他想，陳嘉庚是個資本家，大概不會輕易同情共產黨，如果陳不相信共產黨的話而能為國民黨所利用，倒是一個反共的很好工具。
陳嘉庚由西安去延安的時候，臨行時，國民黨西省政府一個壽科長又匆匆趕來，說省政府派他送陳嘉庚赴延安，並要陳先生與他同車。他是負責監視陳嘉庚行動的任務的。經過洛川的時候，有一些所謂「民眾」往陳老車上遞了不少誣衊共產黨的「控訴書」，內容大同小異。這種偽造的「民意」騙不了陳嘉庚。他把「控訴書」拿給壽科長看，然後撕碎投棄在路邊。陳嘉庚到延安的第二天,第十八集團軍的蔣處長去見陳老，說自己坐的車昨晚才到達延安，並且交給陳老一份「控訴書」。原來這份責罵中共的「控訴書」誤投到了他的車裡，因為「控訴書」寫明要交給陳先生，所以他帶來照交。陳嘉庚對共產黨人的光明磊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陳嘉庚在延安八天。這期間毛主席到他寓所談了幾次話，並同他吃午飯或晚飯，朱總司令也陪他參觀了一些地方。陳老還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歡迎會，也應邀出席講演會，並和當時在延安的歸僑及廈大、集美兩校校友交談。陳嘉庚發現中共領導人對他的接待和國民黨當局有很大不同。同是歡迎，中共領導人樸素而誠懇，而國民黨當局卻是奢侈而虛偽。他對延安最好的印象有下列幾個方面:
第一，沒有苛捐雜稅，不象國民黨統治區捐稅多如牛毛。
第二，領導人廉潔，他們的工資和一般幹部、士兵相差很小。這同國民黨達官貴人的貪污形成鮮明的對照。
第三，沒有乞丐，沒有妓女，沒有失業的人，人民生活過得去，不象國民黨統治區民不聊生。
第四，領導與群眾平等相處，不象國民黨統治區等級森嚴。第五，治安好。
第六，男女關係嚴肅。
第七，樸素成風。
此外還提倡開荒，鼓勵人民生產，並且在陝甘寧邊區實行縣長民選等等。
陳嘉庚這一次訪問延安的結果，發現了當時黑暗的中國有了一片光明，所以他在重慶等地參觀慰勞時所產生的一腔悲觀失望的心情完全消失，看出中國已經出了救星，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關於這一點,他在《南僑回憶錄》中寫道:「余久居南洋,對國內政治，雖屢有風聞而未知其事實究竟如何。時中共勢力尚微，且受片面宣傳，更難辨其黑白……及至回國慰勞……並至延安視察……見其勤勞誠樸，忠勇奉公，務以利民福國為前提，並實行民主化，在收復區諸鄉村，推廣實施，與民眾辛苦協作，同仇敵愾，奠勝利維新之基礎。余觀感之餘，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陳嘉庚訪問延安以後，雖然內心是喜悅興奮的，但是他在延安以及由延安回到重慶初期，並不把這種心情輕易表露出來。他當時還是希望國共合作，抗戰到底。
陳嘉庚回到西安的當天晚上，蔣鼎文和陳立夫就到招待所去見他，陳立夫開口即大罵共產黨，蔣鼎文在旁邊幫腔。陳嘉庚要由西安乘火車去華陰的時候，蔣鼎文又布置特務以所謂「鐵路局長」的名義，設宴為陳老送行。「局長」首先大罵中共「通敵」，利用火車運輸「敵貨」，還誣衊中共貪污。接著陪席的人也輪流一個勁地大罵中共。陳嘉庚完全看穿了他們的請客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企圖向他灌迷魂湯，於是他率直地告訴他們:「我代表華僑回國慰勞考察，當然帶有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決不致為人蒙蔽，以致辜負華僑的委託。」
陳嘉庚雖然心裡十分欽佩中共，但是他在延安沒有說過一句歌頌中共的話。一路上也不願輕易談論他在延安的觀感，不但對監視他的壽科長如此，對陪伴他的朋友侯西反也如此。對於沿途向他大罵中共的人，他也不屑同他們爭論，因為他知道這無異於對牛彈琴，而且會打草驚蛇。
當時重慶有個國民外交協會，主席是陳銘樞，侯西反也是這個協會的常務委員。這個協會通過侯西反請陳嘉庚去講演，講題是《西北之觀感》。陳老欣然接受了這個邀請，他認為藏在心裡的許多重要的話已經到了公開的時候了。
這回的講演會有幾百人出席，一個會堂擠得滿滿的，其中有各界人士，包括新聞記者。陳嘉庚舉出他在延安所看到的許多生動的事實,證明延安無論哪方面都有一派新氣象。重慶當時十一家報館，多數受著國民黨控制,所以有五家完全不刊登陳老的演詞，有五家只刊登一點內容，只有中共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全部發表。當時陳老這篇演講詞，在重慶轟動一時,對國民黨人來說,無異是爆炸了一顆重型炮彈。許多有正義感的人聽了陳老的演講,彷彿在混濁空氣中突然吸到了股新鮮的空氣，紛紛奔走相告，一時傳遍重慶山城。國民黨人紛紛向侯西反表示不滿。侯只好向陳嘉庚反映，說陳老以華僑領袖的地位發表這樣的演講，未免為共產
黨火上添油」。陳老說:「我所說的都是事實，也是你親眼所見的。你們說我替共產黨說話,那麼貴黨也應該實行良好的政治,同共產黨競爭，這樣就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又說:「我是憑良心與人格說話的，我決不能昧著良心，指鹿為馬。
陳嘉庚於一九四〇年七月底由重慶乘飛機赴昆明，然後經貴州、廣西、湖南、廣東、江西、浙江到他的家鄉福建。當他離開重慶時，朱家驊代表蔣介石去送行，並說蔣介石要派王泉笙陪陳老到西南各省視察。陳嘉庚意識到蔣介石的用意，在昆明寫一封航空信給蔣介石，信里直言不諱地指出蔣派王泉笙去陪他視察，無非是要監視他，怕他沿途說中共的好話。並且警告蔣介石:「至若欲消滅共產黨，此系兩黨內戰，南洋千萬華僑必不同情……若不幸內戰發生，華僑必大失所望，愛國熱情必大降減，外匯金錢亦必減縮。」由於陳嘉庚戳穿了派王泉笙陪行的陰謀，蔣介石只好命令王泉笙中止出發。
國民黨當局不但害怕陳嘉庚在西南各省發表他的觀感，更擔心他回到南洋報告中共的良好政治和國民黨的腐敗真相，於是對待陳嘉庚的手段，在捧、拉、防、騙之外，又增加了一個字:打!
陳嘉庚回到南洋，向僑胞如實報告他在國內視察的見聞及觀感，使廣大僑胞了解到國民黨統治區的黑暗，也看到解放區的光明，把華僑的愛國運動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蔣介石特使吳鐵城，以及國民黨政府駐新加坡總領事高凌百之流，在南洋煽動華僑反對陳嘉庚，企圖破壞華僑的團結，受到陳嘉庚和廣大愛國僑胞的反擊，形成一場尖銳的鬥爭。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陳嘉庚與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徹底決裂！稱自己不願再到四川去和蔣介石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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