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博古等人負責中共中央並來到中央蘇區後，毛澤東等土生土長的蘇區幹部便被排斥在領導集體之外。
也正是由於一直處於旁觀者的地位，毛澤東無疑是最早意識到博古和李德軍事指揮錯誤的人。但即使是這樣，因為剛剛召開過得到共產國際批准的六屆五中全會、重新確認了博古等人黨的領導核心，這個時候想要立即自下而上地改變既定領導格局，幾乎是不可能的。
這時負責指揮一切的是所謂的中央「三人團」，它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三人組成的，而周恩來主要在前方負責軍事，所以中央的一切決策自然是博古和李德兩人。之所以由「三人團」來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基於李德所說的要高度保密的理由，但同時也是因為這位德國人也看出來了，政治局內部日益發生分歧，行使權力極為不便。
經過一系列的軍事失敗，中共中央失去了蘇區，紅軍被迫戰略轉移，早就對博古有所不滿的同是留蘇歸來幹部的張聞天就公開發難了（過往有嫌隙），而張聞天這時在黨內的地位，相當於第二把手。
張聞天抓住廣昌戰役失敗的問題，尖銳批評博古、李德指揮錯誤，認為如此之大的損失是不必要的。博古則反唇相譏，諷刺張聞天在扮演反對革命的機會主義頭子普列漢諾夫的角色，因為普列漢諾夫當年就批評俄國1905年革命得不償失。
雙方不歡而散。
多半是因為同病相憐，本來與毛澤東話都很少說過的張聞天，自然地開始向他並不了解的毛澤東靠攏了。
張聞天後來回憶說：「在出發前有一天，澤東同志同我閑談，我把這些不滿意完全向他坦白了。從此，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我們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
而在紅軍轉移前夕，博古早已和組織局主任李維漢商量好，把隨軍出發的黨政高級領導人分散到各軍團里去，如果這樣的話，毛澤東等人都要分散到各基層部隊去。為此，毛澤東親自去找了一趟博古，說服他改變了原來的決定，同意中央主要領導人編入中央縱隊統一行動。
就這樣，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一路同行同住。
而遵義會議上，爭取張聞天和王稼祥可以說至為關鍵。
此時隨中央紅軍一同行動的政治局委員共有十人，其中六名正式委員和四名候補委員。這就是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陳雲、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凱豐、劉少奇與鄧發。
十人中，留過蘇的將近半數。
但是：
劉少奇、任弼時是1921年就去莫斯科，不僅與博古等人毫不搭界，而且博古等人還一直認為他們有機會主義傾向。
陳雲、鄧發均為工人出身，與處處顯示高人一等、剛愎自用的博古等人，關係一般。
朱德、周恩來，本來就對博古、李德的軍事策略滿肚子意見。因為博古來後，聽任李德控制軍權，結果才有了蘇區的喪失和紅軍的被迫大轉移，下面的將領早就牢騷滿腹了。
而凱豐跟博古較近，李德又參加會議。此時，如果張聞天、王稼祥站在博古一邊，很難設想毛澤東能夠成功地造成批評博古和李德的氣氛。相反，如果能夠把張聞天和王稼樣兩人爭取過來，借重二人在政治局和書記處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就很可能影響到多數政治局委員發表不同意見。
這也正是後來為什麼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說：「遵義會議上之所以能夠成功地戰勝博古等人的『左』傾路線，最重要的是張聞天、王稼祥兩人能夠分化出來。」
另一個方面來說，經過事實證明，博古中央的「進攻路線」是完全錯誤的。這也就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毛澤東過去的軍事思想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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